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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喏，您瞧这件事做起来够多么简单容易。普通老百姓会什么事都办不到——董事的舅子要怎么做都能行。”
“可是，您真有一位当董事的舅子吗？”
“永远说有这么一位。当公众的利益需要的时候，我永远说有这么一位。在所有的董事会里——在所有的地方，我都有一位舅子。这样就省了我一大堆麻烦。”
“这可是十分广泛的亲戚关系。”
“是呀。像他们这样的人我有三百个以上。”
“难道列车员就不会怀疑这种关系了吗？”
“这种情形我还没遇到过。一句话也不假——我从来没遇到过。”
“为什么您不随他去处理，随他去把那个制动手开除了，反而使用那怀柔的办法呢？您瞧，他这样的人是罪有应得呀。”
少校回答时，那口气里的确稍许含有一种不耐烦的意味：
“如果您能静下来，稍许思考一下，您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难道制动手是条狗，只能用对待狗的方法去对待他不成？他是一个人，需要像人那样去谋生呀。再说，他总有姊妹，或者母亲，或者妻子儿女，要他去养活。永远是这样的情形——这是毫无例外的。如果你剥夺了他的生计，那你也剥夺了那些人的生计——可是，他们哪点儿招你惹你了？根本没有呀。开除了一个举动无礼的制动手，另去雇一个跟他完全相同的，那好处又在哪里呢？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难道您没认识到，先对这个制动手进行改造，然后留用着他，那才是一个合理的办法吗？肯定是的。”
接着他就用赞赏的口气叙述统一铁路公司某区段一位监督的故事，说有一次一个人已有两年经验的扳闸工疏忽大意，让一列火车出了轨，死了几个人。群众十分忿怒，去要求开除那个板闸工，但是监督说：
“不，诸位错了。他这一来得到教训，此后再不会让车出轨了。他变得比以前倍加顶用了。我要留用他。”
此后，在那次旅游中，我们只遇到一件不寻常的事。在哈特福德站和斯普林菲尔德站之间，火车上的侍应生抱着许多广告印刷品，高声吆喝着跑进来，把一册样本落在了一个正在酣睡的先生膝上，一下子惊醒了他。那人十分恼怒，和他两个朋友气忿不平地诉说这件冒犯了他的事。他们把特等客车里的列车员唤了来，向他叙述这件事，一定要开除这孩子。那三个进行控诉的乘客都是霍利奥克的富商；显然，列车员对他们望而生畏。他试图平息他们的怒气，向他们解释说，那孩子并不归他管，而是属于一家报刊公司的；然而，他怎么劝解也没用。
这时候少校自告奋勇提出证明，为孩子进行辩护。他说：
“事情的经过我都看在眼里。诸位并没存心夸大，但是结果仍然言过其实。那孩子所做的，只不过是所有火车上待应生所做的，如果你们要他此后举动更稳重，态度更和蔼，那我也同意你们的观点，并且准备帮你们说话，但是，如果不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就要把他开除，那是不公道的。”
但是他们很气忿，都不肯听取妥协的办法。他们说熟识波士顿…奥尔巴尼铁路公司的总经理，明天宁可暂时摆开了其他的事，一定要先去波士顿解决侍应生的问题。
少校说他也去那里，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救那个侍应生。有一位先生向他打量了一下，说：
“看来，这件事要取决于谁能对总经理施加最大的影响了。您是跟布利斯先生有私交的吗？”
少校声色不动地说：
“是的；他是我舅舅。”
这下取得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窘促的沉默持续了一两分钟；接着几位当事人就开始在谈话中“留有余地”，都含浑其词地承认自己过于火躁偏激，不久一切趋于平静友好，彼此间显得相当融洽，终于决定丢开了这件事不提，让那个侍应生保住他的饭碗。
结果不出我所料：铁路公司总经理根本不是少校的舅舅——少校这一天只是在火车上利用了他一次。
在归途中，我们没遇到什么值得记述的事。也许那是因为我们乘的是夜车，一路上我们都在睡觉。
星期六晚上我们离开纽约，取道宾夕法尼亚州铁路。第二天清晨早餐后，我们走进特等客车，但是发现那儿很冷清沉闷。车厢里只寥寥几个人，没有任何活动。于是我们步入那节车厢的小吸烟室，看见那儿坐着三位绅士。其中两个人正在抱怨铁路公司所订的一条规则——星期日禁止在车上玩牌。原来他们刚才已经开始玩那照说无需禁忌的“大小杰克”纸牌戏，但后来却被阻止了。少校对此表示关切。他对第三位绅士说：
“是您反对他们玩牌吗？”
“根本不是。我是耶鲁大学的教授，虽然相信宗教，但并不是对许多事情都存偏见。”
接着少校就对其他两个人说：
“你们尽可以继续玩下去嘛，先生们；既然这里没人反对。”
其中一个人不肯冒险，但是另一个人说，如果少校愿意跟他玩，他很想再来一次。于是他们俩把一件大衣铺在膝上，开始玩起来。过了不久，特等客车的列车员来了，他粗暴地说：
“喂，喂，先生们，这是不可以的。把纸牌收起来——玩牌是不准许的。”
少校正在洗牌。他只顾洗着，一面说：
“禁止玩牌，这是奉了谁的命令？”
“是我的命令。我禁止玩牌。”
这时候开始发牌了。少校问：
“这主意是您想出来的吗？”
“什么主意？”
“星期日禁止玩牌这个主意呀。”
“不——当然不是。”
“是谁想出来的呢？”
“是公司。”
“那么，这根本不是您的命令，而是公司的命令。对吗？”
“对。可是，你们仍旧不停止玩牌，那我必须强迫你们立刻停止了。”
“急躁办事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它常常只会造成很大损失。是谁授权给公司颁行这样一道命令的？”
“我的好先生，那和我没关系，再说……”
“可是您忘了，它关系到的不只是您。它可能是一件对我关系重大的事。的确，它是一件对我十分重大的事。我不能破坏了我国的一条法规，同时不让自己蒙上耻辱；我也不能容许任何人或者公司利用非法的规章来妨碍我的自由（这一点也是铁路公司一向试图做到的），同时不玷污了我的公民权利。所以，现在让我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上：公司究竟是根据谁授的权颁行这道命令的？”
“这我可不知道。这是他们的事。”
“也是我的事。我怀疑公司拥有什么权利公布这样一条规章。这条铁路要经过好几个州。您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一个州里，那个州在这方面制定的又是什么法律吗？”
“它的法律跟我不相干，可是公司的命令我必须执行，我的职责就是禁止这样玩牌，先生们，它必须受到禁止。”
“也许是这情况；然而，办事情还是不必急躁的好。在一般旅馆里，他们都把一些规则张贴在屋子里，但是照例要援引该州的法律条文，作为那些要求的根据。我看这儿并没张贴这类文告嘛。请您出示您的凭证，然后可以让我们作出决定，因为，您总可以看到，人家玩牌的兴致都叫您给破坏了。”
“我没这一类的凭证，但是我奉了命令，单凭这一点就够了。命令必须服从。”
“咱们别轻易作出结论。更好还是让咱们平心静气，仔细地探讨一下这件事情，看咱们究竟坚持的是什么原则，以免任何一方犯了错误——因为，剥夺美国公民的自由，这件事看来远比您和铁路公司想像的更为严重，在剥夺他人自由者能证明他有权这样做之前，我不容许他当着我这样肆无忌惮，再说……”
“我的好先生，您到底要不要放下纸牌？”
“这件事也许不会耽搁多久。但要看情形而定。您说这命令必须遵守。必须。这是一个强硬的措词。您自己可以意会，它有多么强硬。当然，一个明白事理的公司，不会既授权您执行这样严厉的命令，又不制定一个处罚违反规章者的办法。那样它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只会惹得人家好笑。对违反这条规章的应当怎样处罚？”
“处罚？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处罚。”
“不用说，这您肯定是闹错了。您的公司会命令您上这儿来，很粗鲁地打断一场无需禁忌的娱乐，但并不教您在执行这道命令时应当采取的手段吗？难道您不认为这种做法是荒谬可笑的吗？如果乘客拒绝遵守这条命令，那您又打算怎样对付他们？您打算抢走他们的纸牌吗？”
“不。”
“您打算到了下一站把违反规章的赶下车吗？”
“这个，不——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做，如果他有车票。”
“您把他送交法院吗？”
列车员无言对答，显然感到为难了。少校又开始发牌，他接着说：
“您瞧，您毫无办法，公司让您处于很狼狈的境地。您接受了一道狂妄的命令，您虚张声势，要去执行，可是，等到把这件事仔细一分析，您就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强迫人家服从。”
列车员端着架子说：
“先生们，你们已经听到那道命令，我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至于是不是遵守它，那你们就瞧着办吧。”说完这话，他转身要走。”
“可是，等一等。这件事还没完。您说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我认为您这话说错了；即使您真的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那么我还有一项责任要尽哩。”
“您这是什么意思？”
“您是不是准备到了匹兹堡站，去总办事处告我违反了规章？”
“不是的。那样会有什么好处呢？”
“您必须去告我，否则我就要去告您。”
“告我什么呀？”
“告您不禁止这次玩牌，没遵守公司的命令。作为一个公民，我有责任协助铁路公司监督它的职工照章办事。”
“您这话是认真的吗？”
“是的，是认真的。我觉得您做人并没错儿，可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