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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也怪了,”我说,“她母亲怎么会把孩子一个人扔下不管,自己跑到别处去呢?这不简直是乱弹琴?”
她耸了耸肩:“其实这人也是够乱弹琴的。是个有名的女摄影家,很有些与众不同。兴之所至,雷厉风行,根本不管什么孩子。喏,艺术家嘛,心血来潮时满脑子尽是艺术。事后想起才打个电话过来,说是孩子放在这里了,叫找个合适的班机,让她飞回东京。”
“那么她自己回来领走不就行了?”
“我怎么晓得。反正她说无论如何得在加德满都住一个星期。人家是名人,加上又是我们拉都拉不来的主顾,不能出言不逊的。她说得倒蛮轻松,说只要把孩子送到飞机场,往下一个人就可以回去了。问题是总不好那样做吧?一个女孩子,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就不得了。责任问题嘛。”
“无奇不有!”说罢,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便道,“噢,那女孩怕是披肩发,穿着流行歌手式运动衫,经常听单放机,是吧?”
“是啊!怎么,你这不是挺清楚的吗?”
“罢了罢了!”
她给全日航空售票处打电话,订了一张和我同一班次的票。然后给小女孩房间打电话,说找到了一同回去的人,请其收拾好东西下来。并说这人自己很了解,足可放心。接着叫来男侍,叫他去小女孩房间取行李。又马上叫来宾馆的面包车。这一切做得干净利落,滴水不漏,甚是身手不凡。
“还真有两下子。”我说。
“不是说过我喜欢这工作么,我适合干这个。”
“可别人一逗就板起面孔。”我说。
她用圆珠笔咚咚敲了几下台面:“那是两码事,我不大喜欢别人逗笑话寻开心,一直不喜欢,那样弄得我非常紧张。”
“喂,我可一点也没有叫你紧张的意思哟,”我说,“恰恰相反,我是想轻松一下才说笑话的。也许那笑话又粗俗又无味,但作为我是想努力说得俏皮些。当然,有时候事与愿违,引不起人家兴致,可恶意却是没有,更谈不上嘲弄你。我开玩笑,只是出于我个人需要。”
她略微噘起嘴唇,注视我的脸,那眼神活像站在山丘上观看洪水退后的景象。稍顷,发出一声既像叹息又像哼鼻那样复杂的声音:“对了,能给我一张名片吗?既然把小女孩托付给你,那么从我的角度……”
“从我的角度。”——我含含糊糊地嘟囔一句,从钱夹里抽出名片递给她。名片这玩艺儿我也是具备的,曾经有12个人劝我还是怀揣几张名片为好。她像看抹布似的细细看那名片。
“那么你的名字呢?”我问。
“下次见面时再告诉。”她说,并用中指碰了下眼镜框,“要是能见面的话。”
“当然能见。”我说。
她浮起新月一般淡然恬静的微笑。
10分钟后,女孩儿和男侍一起下到大厅。男侍拿着一个萨姆纳特牌旅行箱,大得足可以站进一只德国狗。看来的确不可能把拿这么大的东西的一个13岁女孩儿丢在机场不管。今天她穿的是写有“TALKINGHEADS”①字样的运动衫和细纹蓝布牛仔裤,脚上穿一双长靴,外面披了一件上等毛皮大衣。同前次见到时一样,仍使人感到一种近乎透明的无可言喻的美,一种似乎明天使可能消失的极其微妙的美。这种美在对方身上唤起的是某种不安的情感,大约是美得过于微妙的缘故。“TALKINGHEADS”——蛮不错的乐队名称,很像凯勒瓦克小说中的一节标题。
①意为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
“搭话的脑袋在我旁边喝着啤酒。我很想小便,于是告诉搭话的脑袋说我去趟厕所。”
令人怀念的凯勒瓦克。现在怎么样了呢?
小女孩儿看了看我。这回却毫无笑意,而是蹙起眉头地看着,又转眼看看眼镜女孩儿。
“不要紧,他不是坏人。”眼镜女孩儿说。
“看样子也不像坏人。”我补充一句。
小女孩又看了我一眼,勉为其难似的点了点头,意思好像是说只能听天由命了。这使我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件十分愧对于她的坏事,像是成了斯克尔基老大爷。
斯克尔基老大爷。
“放心好了,不要紧的。”眼镜女孩儿说,“这位叔叔很会开玩笑,说话可风趣着呢。对女孩子又热心,再说又是姐姐的朋友,所以不会有问题,对不对?”
“叔叔,”我不禁哑然失笑,“还够不上叔叔,我才34岁,叫叔叔太欺负人了!”
但两人压根儿没把我的话当一回事。她拉起小女孩儿的手,往停在大门口的面包车那里快步走去。男待已经把旅行箱放进车中。我提起自己的旅行包随后赶上。“叔叔”——不像话!
这辆往机场去的面包车,只有我和小女孩儿两个人坐。天气糟糕得很,途中四下看去,除了雪就是冰,简直同南极无异。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小女孩儿。
她盯视一会我的脸,轻轻摇头,一副无奈的样子。继而环视四周,像在寻找什么。东南西北,所见皆雪。“雪。”她出声道。
“雪?”
“我的名字,”她说,“就这个,雪。”
随后她从衣袋里掏出微型单放机,沉浸在个人音乐的世界里。一直到机场她都没朝我这边斜视一眼。
不像话,我想。后来才得知,雪确实是她的真名,但当时无论如何我都觉得是她信口胡说,因而颇有些不悦。她时而从衣袋里掏出口香糖一个人咀嚼不已,让都没让我一下,其实我并非馋什么口香糖,只是觉得出于礼节也该让一声才是。如此一来二去,我觉得自己恐怕真的成了形容枯槁、寒伧不堪的老不死,无奈,只好兀自深深缩进座席,闭起双眼回想往事,回想起像她那般年纪的岁月。说起来,当时自己也搜集流行音乐唱片——45转速的唱片来着。有查尔斯的《旅行去,杰克》,有奈尔逊的《浪迹萍踪》,有勃伦达的《难道我孤独》等等,足有100张之多。每天都翻来覆去地听,听得歌词都背得下来。我在头脑中试着想了一下《浪迹萍踪》,居然全部记得,令人难以置信,那歌词本身倒是无聊透顶,但现在仍几乎可以脱口而出。年轻时的记忆力委实非同小可,无谓的东西竟记得这般一清二楚。
AndtheChinadoll
DowninoldHongKong
Waitsformyreturn①
①歌词大意:一个中国姑娘,彷徨在古旧的香港,等待我的归航。
同Talkingheads的歌的确大异其趣。时代不同了——Timeischanging。
我让雪一个人等在候机室里,自己去机场服务台取票。票钱可以事后再算,使用我的信用卡一起付了两人的票款。距登机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但票务员说可能推迟些。“有广播通知,请留意听。”她说,“现在视野还十分不理想。”
“天气能恢复?”我问。
“预报是这样说的,但不知要等几个小时。”她有些懒懒地回答。这也难怪,同样的话要重复两百多遍,放在谁身上大约都提不起兴致。
我回到雪等待的地方,告诉她雪还下个不停,飞机可能稍微误点。她漫不经心地撩了我一眼,样子像是说知道了,而没有吭声。
“情况如何还摸不准,行李就先不办理托运了。办完再退很麻烦的。”我说。
她做出像是说“听便”的神情,仍旧默不作声。
“只能在这里等了,尽管场所不很有趣。”我说,“午饭吃过了?”
她点点头。
“不去一下咖啡店?不喝点什么?咖啡、可可、红茶、果汁,什么都行。”我试着问。
她便做出不置可否的神情。感情表现相当丰富。
“那,走吧!”说着,我站起身,推起旅行箱,和她一起去咖啡店。店里很挤,人声嘈杂。看样子连一个航班都未准时起飞,人们无不显出疲惫的样子。我要了咖啡和三明治,算是午餐,雪喝着可可。
“在那宾馆住了几天?”我问。
“10天。”她略一沉吟,答道。
“母亲什么时候走的?”
她望着窗外的雪,半天才吐出个“3天前”,简直像在练习初级英语会话。
“学校放春假,一直?”
“没上学,一直。所以别管我。”说罢,从衣袋里掏出单放机,把耳机扣在耳朵上。
我把杯里剩下的咖啡喝光,拿起报纸。近来我总是惹女孩子不顺气,怎么回事呢?运气不佳?还是有什么更带根本性的原因?
恐怕仅仅是运气不佳所致,我得出结论。看罢报纸,从旅行包里取出福克纳的袖珍本小说《喧哗与骚动》读起来。福克纳和菲利浦·K。狄克的小说在神经感到某种疲劳的时候看上几页,便觉十分容易理解。每次遇到这种时候,我都看这两人的小说,其他时候则几乎不看。这时间里,雪去了一次厕所,给单放机更换了一次电池。半个小时后,广播通知说飞往羽田的班机推迟4个小时起飞——要等天气好转。我叹了口气,暗暗叫苦:居然在这等地方等4个小时。
事已至此,别无良策,况且这点本来一开始就被提醒过。不过转念一想,想问题应该往前想,往积极方面想。Powerofpositing?Sinking。如此积极想了5分钟,脑海中倏然掠过一个念头。实行起来可能顺利也可能不顺利,但总比在这声音嘈杂、烟味儿呛人的地方呆呆枯坐强似百倍。于是我叫雪在此稍候,转身走到机场租借公司服务处,提出借小汽车一用。里面的女士当即为我办好手续,要借给的是辆皇冠牌车。我乘小型公交车,路上花5分钟赶到出租车办公处,领出皇冠的钥匙。这是一辆装有防滑轮胎的白色新车。我躬身进去,驱车返回机场。然后去咖啡店找到雪,提议用余下的3个小时去附近兜风。
“雪下成这模样,兜风不是什么也看不见?”她吃惊似的说,“再说到底去哪里呢?”
“哪里也不去,开车跑路就是。”我说,“可以用大音量听音乐,不是想听音乐吗?保准你听个够。一个劲儿听单放机,要把耳朵听坏的。”
她歪着头,似乎犹豫不决。我站起身,说声“走吧”,她便也起身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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