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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血”，立即通知了市领导，很快由急救车送到常州第一人民医院，一点也没有耽
误时间，便由一位专家进行了检查，通知我立即进行手术治疗，但有一定危险，要
我签字。我当然知道这是唯一的救治方法，她便被送进了手术室，由于是无菌手术
室，我不能跟随进入，只有在外面等待。事出意外，而且事起仓促，常州当局尽一
切力量抢救，并通知我手术后人已昏迷，但情况正常，希望可以抢救过来。使我感
动的是政府各级领导动员一切力量，包括中央有关领导都表现了巨大的同情和关心。
江苏省委和政府也都派了专家、医师参加抢救工作。经我再三要求看看凤霞在病房
的情况，医院才同意我隔着窗子看她，但是太远我看不清楚，我又要求给我一个望
远镜，只稍许近看了一些。这时我已把三个子女都从各自的所在法国、香港和美国
电召来到常州。来自北京的四个花篮：全国文联、全国剧协、周巍峙、高占祥的一
直并列摆在凤霞的病房里。由于出现了第二次溢血，凤霞；于4月12日11时逝世于常
州，其间中央领导同志表达了热情的慰问，李岚清和丁关根同志并且来电询问病情
和关怀，都使我全家十分感谢。
从4月4日至11日凤霞在常州只匆匆过了几天，清醒的时刻，则只不过三天而已，
但她是在自称为“常州的媳妇”幸福而欢乐的时刻告别人世的。正在春风拂面、江
南草长的美丽时光，毕竟太过匆忙了一些。她是在记事的幼年时经“堂姐”杨金香
临别告诉她才知道与出生地苏州的渊源，而且说不出那时是几岁时光？我在很久以
前问过她：“你的记忆力这么好，难道一点也记不起苏州一点半点痕迹？”她只对
我说；“记得一点点。小时蹲在家门口，家门就在一条小河边。”当时我说：“对
了，那就是典型的苏州。我去过，是东方、中国的威尼斯。”
我们的晚年不是完全没有矛盾的，有时矛盾还十分尖锐。那就是每次我看到她
艰难辛苦的走路或作什么吃力的活动时，立刻联想她受害时的情景，不免愤怒责骂，
骂当年那些迫害她的人。每当这时她一定立即反对我这样责骂。此外就是她习惯于
听我的电话，我的确是由于她行动困难，给她打电话的人又多，才特别装了一个电
话分机在她的书桌上，为了给她更多方便。但经常在我与人交谈时怒责这种不公平
现象时，凤霞的声音便出现了，阻止我再说下去。使我不得不愤怒地责备她破坏我
的“言论自由”，批评她乖离常识，是干扰别人自由的违法行为，我竟完全没有想
到这是她出于对我的关怀，怕我“闯祸”。好友郁风贤姐在悼念凤霞寄自澳大利亚
的悼文中说：
“祖光啊，她无时无刻不在为你担心！生怕你在人前在纸上胡说八道，再惹祸
端。”
多么简单！多么明白！郁民大姐比我理解她多得多了，而我就这么粗心，和她
共同生活了大半生，她由于为我受了这么多的苦才形成这么大的戒备，无非是为了
我的安全，而我竟如此迟钝，如此无知。现在理解了这一点，但是一切都迟了，只
留下终生的悔恨。而且平心而论，无论是大环境。小环境，现在比起苦难的当年毕
竟是宽松、开放多了，也安一全多了。过去不会再来，为了纪念亲爱的凤霞，且不
再牢骚、不再怨恨，安然度过余生、晚年吧。
凤霞走得太匆忙，临去时连叫我一声都没有，我最后听到的就是她一只右手捶
着头，说：“疼、疼……”医生赶来，我就退后，再也没有听见她说一句话了。王
朋朋告诉我，她最后说的是：“回首往事……”那是说她还有知觉，还在思索。没
有到达常州时她天天都在写文章，都是往昔的回忆，每天都在写，没有一天空过。
为了证实朋朋告诉我她说的，我特别打了一个电话给常州的表妹庄宜，问她凤
霞得病后听见她最后说了什么？她在电话里回答我：“凤霞最后说的是：回首往事。”
这四个字不像她日常的习惯用语，但却是她在受到惨无人道折磨以致残废半身
之后，写了四百万煌煌大作的全面概括，是她一生写作的总标题。现在我只觉得她
的痛苦全是我的过错，我终身不能报答她了……
这篇怀凤短文，写写、哭哭、停停，历时半月才匆匆写就。生平没有写得这么
困难，这么吃力过。在凤霞天天坐的座位上、书桌上，清晨、黄昏、灯下，总恍惚
凤霞仍旧坐在这儿，但她却真的不再回来了。她是由一行灵车、警车护送从常州直
接到北京八宝山的墓地的，她永远不再回家来了。
在1957年5月13日文联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文艺界‘鸣”放’之后，陈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乱’，他是很有代表
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实上早已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平乱。
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遇见的人都是怨气冲天，不论意见
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领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这说明了
‘乱’。党中央提出整风是为了平乱，使今后能走上合理发展的道路。过去从来没
有像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
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这不是乱，什么才是乱？”
“解放后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组织的力量非常庞大，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分配，
已成为人民生活起码的道德标准。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
就减少。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组织的很少。马思聪之成为马
思聪是他个人苦学苦练的结果。现在一切‘依靠组织’，结果，变成了‘依赖组织’。
个人努力就成了个人英雄主义。”
“作家、演员，长期不演不写，不作工作，在旧社会这样便会饿死，今天的组
织制度却允许照样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作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
反而能保平安。听说一个文工团的团长写了一个剧本，其中写了一个反面人物，结
果受了批评，把立的功也给撤销了。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这就是组织制度的
恶果。解放后我没有看到什么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领导捧一捧就可以成为杰作，
这也是组织制度。”
“组织力量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我们的戏改干部很有能耐，能把几
万个戏变成几十个戏。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
一声照应，四海风从。这是因为党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爱戴。但是声
望应起好的作用，现在却起了坏的作用。过去，搞艺术的有竞争，不竞争就不能生
存。你这样作，我偏不这样作，各有独特之处。现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处处如
此。北京是《白蛇传》、《十五贯》，于是全国都是《白蛇传》、《十五贯》。”
“我感觉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因之作为中央的文艺领导
就更要慎重、小心。当然，不可能有永远正确的人，有些作家艺术家兼任行政领导，
他自己也口口声声说不愿作，但是作官还是有瘾，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
待遇、群众看法等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作家，他们打心里还是愿意作官的。很多作
家，艺术家原是朋友，但现在却成了上下级了。”
“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电影工作搞得这么坏，我相信电
影局的每一个导演，演员都可以站出来，对任何片子不负责任，因为一切都是领导
决定的，甚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作出来的。一个剧
本修改十几遍，最后反不如初稿，这是常事。”
吴祖光还说了些文艺工作之外的问题。关于吸收党员问题，他说：“因为积极
斗争别人而入党的人，假如现在证明斗错了，这样的党员的人格就有问题。这样的
党员多了，非党之福。”关于肃反问题，他说：“肃反是搞重了，面搞宽了，北大、
戏曲学校……都很严重。肃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对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
工作，而肃反中却狠狠地斗了他。这是不公平的。”他还举了个例：如电影局，在
肃反时，有一位同志被斗，她的爱人因之便和别人结了婚，后来证明她是被斗错了，
结果却拆散了人家的夫妻。
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
“我们谁都会谈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是它在培养文学艺术人材
这一方面表现了什么呢？对于解放以来，工、农、兵的每一条战线上都是人材辈出，
蓬勃前进，而文艺战线上独独新人寥落的具体现象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
“解放以后的新社会产生了新的生活习惯，这种新的生活习惯形成了新的制度，
我感觉到这种制度可以叫做组织制度。革命的成功正是把全国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
的结果，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就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我以为组织力量
的空前庞大使个人力量相对减少了。”
“从党中央提出党内整风以来，在这短短的时期内，仅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一
些被压制被埋没的人材的事实就真足以使人触目惊心。我们今天的生活制度由于组
织一切包干的结果，竞使不劳而食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因为恰巧有许多辛勤劳动
出来的作品反而受到了无情棍棒乱敲乱打，于是索性不写不做反而落得平安无事。
可惜的是艺术家们和剥削阶级不同，他们对于不劳而食并不认为是幸福，而认为是
耻辱与痛苦。”
“‘服从组织分配’在革命斗争当中，在军事行动当中，我想它应当是属于铁
的纪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施行组织分配的办法就使人很难理解
了。无论如何，写作、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