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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那是什么之后，侧耳再听，果然远在天边，近在跟前，觉得那阴郁的低调，锲而不舍，久而不衰，在你的耳神经上像一把包了皮的钝锯子拉来拉去，真是不留伤痕的暗刑。那哮声在小怪物的丹田里发动，在它体内已着魔似地共鸣一次，到了它蹲伏的阴沟之中，变本加厉，又再共鸣一次，愈显得夸大吓人。为它取一个绰号，叫“阴沟里的地雷”，谁日不宜？不用多说，那一夜我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含糊人梦。
扰攘数夜之后，其声息又止息。未几夏残秋至，牛蛙的威胁也就淡忘了。到了第二年初夏，第一声牛蛙发难，这一次，再无猜谜的余地。我存和我相对苦笑，两人互慰了一阵，准备用民主元首容忍言论自由的胸襟，来接受这逆耳之声。不过是几只小牛蛙在彼此唱和罢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这么一想，虽未全然心安，却似乎已经理得了。于是一任“阴沟里的地雷”一吼一答，互相引爆，只当没有听见。但此情恰如李清照所言，“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自命不在乎了几天之后，那鲁钝而迟滞的单调苦吟，像一把毛哈哈的刷子一下又一下地曳过心头，更深人静的那一点清趣，全给毁了。
终于有一天晚上，容忍到了极限，光生伉俪烧水伏魔的一幕幕地兜上心来。我去厨房里找来一大筒滴滴涕，又用手帕把嘴鼻蒙起，在颈背上打一个结，便冲下楼去。草地尽头，在几株幼枫之下，是一条长而曲折的排水阴沟，每隔丈许，便有两个长方形的铁格子沟益。我沿沟巡了一圈，发现那郁闷困顿的呻吟，经过长沟的反激，就近听来，益发空洞而富回声，此呼彼应，竟然有好几处。较远的几处一时也顾不了，但近楼的一处铁格子盖下，郁叹闷哼的哞声，对我卧房的西窗最具威胁。我跪在草地上，听了一会，拾来一截长近三尺的枯松枝，伸进沟去捣了几下。哞声戛然而止。但盖孔太小，枯枝太弯，沟又太深，我知道“顽敌”只是一时息鼓，并未受创，只要我一转背，这潜伏的危机又会再起。我蓦地转过身去，待取背后的滴滴涕筒，忽见人影一闪。
“吉米，”原来是三楼张家的幺弟。
“余伯伯，你在做什么？”吉米见我半个脸蒙住，也微吃了一惊。
“赶牛蛙。这些东西吵死人、”
“牛蛙？什么是牛蛙？”
“牛蛙就是——特别大的青蛙。如果你是青蛙，我就是牛蛙。”
“老师说，青蛙吃害虫，对人类有益处。”
“可是它太吵人，就成了害虫，所以——”说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自己毫无理由，便拿起滴滴涕筒，对吉米说：
“站开些，我要喷了！”
说着便猛按筒顶的活塞，像纳粹的狱卒一样，向沟中之囚施放毒气。一时白烟飞腾，隔着手帕，仍微微嗅到呛人的瓦斯臭味。吉米在一旁咳起嗽来。几番扫射之后，滴滴涕筒轻了，想沟中毒气弥漫，“敌阵”必已摧毁无余。听了一会，更无声息，便牵了吉米的手回到屋里。
果然肃静了。只有远处的几只还在隐隐地呻吟，近处的这只完全缄默了，今晚可以高枕无忧。也许它已经中毒，正在垂死挣扎，本已扭曲的四肢更加扭曲。威胁一下子解除，我忽然感到胜利者的空虚和疲劳。为了耳根清静，就值得牺牲一条性命吗？带着淡淡的内疚，我矇眬地睡去。
第二天夜里，河清海晏，除了近处的虫吟细细，远村的犬吠荒荒，天地阒然无声。寂寞，是最耐听的音乐。它是听觉的休战状态，轻柔的静谧俯下身来，拢慰受伤的耳朵。我欣然摊开东坡的诗集，从容地咏味起来。正在这时，心头忽然像给毛刷子刷了一下，那哞声又开始了。那冥顽不灵的苦吟低叹，像一群不死不活的病牛，又开始它那天长地久无意无识的喧闹。我绝望地阖上诗集。还只当是休战呢，这不是车轮鏖战，存心斗我吗？我冲下楼去，沿着那叵测的阴沟侦察了一周。至少有七八只之多，听上去，那中气之足，打一场消耗战绝无问题。它们只要一贯其愚蠢，轮番地哼哼又哈哈，就可以迫待劳，毁掉我一个晚上。
我冲回楼上，恶向胆边生。十分钟后，我提了满满一桶肥皂粉冲泡的水，气喘咻咻地重返阵地。近处的铁格子盖下，昨夜以为肃清了的，此刻吼得分外有劲，像在嘲弄我早熟的乐观。是原来的那只秋毫无损呢，还是别处的沟里又扑来了一只？带着受了骗的恼羞成怒，我把一整桶毒液兜头直淋了下去。沟底溅起了回声，那怪物魇呓了两声，又装聋作哑起来。我又回到楼上，提来又一桶酵得白沫四起的肥皂粉水，向一盖一盖的空格灌了下去。一不做，二不休，又取来滴滴涕，向所有的洞口逐一喷射过去。
这么折腾了一个多钟头，我倒是累了。睡到床上，还未安枕，那单调而有恶意的哼哈又起，一呼群应，简直是全面反击。我相信那支地下游击队已经不朽，什么武器都不会见效了。
第三年的夏天，之藩从美国来香港教书，成为我沙田山居的近邻，山间的风起云涌，鸟啭虫吟，日夕与共。起初他不开车，峰回路转的闲步之趣，得以从容领略。不过之藩之为人，凡事只问大要，不究细节，想他散步时对于周围发生的一切，也只是得其神髓而遗其形迹，不甚留心。一天晚上，跟我存在他阳台上看海，有异声起自下方，我存转身去问之藩：
“你听，那是什么声音？”
“哪有什么声音？”之藩讶然。
“你听嘛，”我存说。
之藩侧耳听了一会，微笑道：
“那不是牛叫吗？”
我存和我对望了一眼，我们笑了起来。
“那不是牛，是牛蛙，”她说。
“什么？是牛蛙。”之想吃了一惊，在群蛙声中愣了一阵，然后恍然大悟，孩子似地爆笑起来。
“真受不了，”他边笑边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单调的声音！牛蛙！”他想想还觉得好笑。群蛙似有所闻，又哞哞数声相应。
“这种闷沉沉的苦哼，一点幽默感都没有，”我存说，“可是你听了却又可笑。”
“不笑又怎么办？”我说，“难道跟它对呼吗？其实这是苦笑，莫可奈何罢了。就像家里来了一个顽童，除了对他苦笑，还有什么办法。”
第二天在楼下碰见之藩，他形容憔悴，大嚷道：
“你们不告诉我还好，一知道了，反而留心去听！那声音的单调无趣，真受不了！一夜都没睡好！”
“抱歉抱歉，天机不该泄漏的。”我说，“有一次一位朋友看侦探小说正起劲，我一句话便把结局点破。害得他看又不是，不看又不是，气得要揍我。”
“过两天我太太从台北来，可不能跟她说，”之藩再三叮咛，“她常会闹失眠。”
看来牛蛙之害，有了接班人了。
烦恼因分担而减轻。比起新来的受难者，我们受之已久，久而能安，简直有几分优越感了。
第四年的夏天，隔壁搬来了新邻居。等他们安顿了之后，我们过去作睦邻的初访。主客坐定，茶已再斟，话题几次翻新，终于告一段落。岑寂之中，那太太说：
“这一带真静。”
我们含笑颔首，表示同意。忽然哞哞几声，从阳台外传了上来。
那丈夫注意到了，问道：“那是什么？”
“你说什么？”我反问他。
“外面那声音。”那丈夫说。
“哦，那是牛——”我说到一半，忽然顿住，因为我存在看着我，眼中含着警告。她接口道：
“那是牛叫。山谷底下的村庄上，有好几头牛。”
“我就爱这种田园风味。”那太太说。
那一晚我们听见的不是群蛙，而是枕间彼此格格的笑声。
一九八○年五月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我的中学时代在四川的乡下度过。那时正当抗战，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一寸铁轨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年幼的我，在千山万岭的重围之中，总爱对着外国地图，向往去远方游历，而且觉得足浪漫的旅行方式，便是坐火车。每次见到月历上有火车在旷野奔驰，曳着长烟，便心随烟飘，悠然神往，幻想自己正坐在那一排长窗的某一扇窗口，无穷的风景为我展开，目的地呢，则远在千里外等我，最好是永不到达，好让我永不下车。那平行的双轨一路从天边疾射而来，像远方伸来的双手，要把我接去未知；不可久视，久视便受它催眠。
乡居的少年那么神往于火车，大概因为它雄伟而修长，轩昂的车头一声高啸，一节节的车厢铿铿跟进，那气派真是慑人。至于轮轨相激枕木相应的节奏，初则铿锵而慷慨，继则单调而催眠，也另有一番情韵。过桥时俯瞰深谷，真若下临无地，蹑虚而行，一颗心，也忐忐忑忑呆在半空。黑暗迎面撞来，当头罩下，一点准备也没有，那是过山洞。惊魂未定，两壁的回声轰动不绝，你已经愈陷愈深，冲进山岳的盲肠里去了。光明在山的那一头迎你，先是一片幽昧的微熹，迟疑不决，蓦地天光豁然开朗，黑洞把你吐回给白昼。这一连串的经验，从惊到喜，中间还带着不安和神秘，历时虽短而印象很深。
坐火车最早的记忆是在十岁。正是抗战第二年，母亲带我从上海乘船到安南，然后乘火车北上昆明。滇越铁路与富良江平行，依着横断山脉蹲踞的余势，江水滚滚向南，车轮铿铿向北。也不知越过多少桥，穿过多少山洞。我靠在窗口，看了几百里的桃花映水，真把人看得眼红、眼花。
入川之后，刚亢的铁轨只能在山外远远喊我了。一直要等胜利还都，进了金陵大学，才有京沪路上疾驶的快意。那是大一的暑假，随母亲回她的故乡武进，铁轨无尽，伸入江南温柔的水乡，柳丝弄晴，轻轻地抚着麦浪。可是半年后再坐京沪路的班车东去，却不再中途下车，而是直达上海。那是最难忘的火车之旅了：红旗渡江的前夕，我们仓皇离京，还是母子同行，幸好儿子已经长大，能够照顾行李。车厢挤得像满满一盒火柴，可是乘客的四肢却无法像火柴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