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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rupbringing。
（二）花花公子的散文（coxb'sprose）：学者的散文到底限于少数的作者，再不济事，总还剩下一点学问的滓渣，思想的原料。花花公子的散文则到处都是。翻开任何刊物，我们立刻可以拾到这种华而不实的纸花。这类作者，上自名作家，下至初中女生，简直车载斗量，可以开十个虚荣市，一百个化装舞会！
这类散文，是纸业公会最大的恩人。它帮助消耗纸张的速度是惊人的。千篇一律，它歌颂自然的美丽，慨叹人生的无常，惊异于小动物或孩子的善良和纯真，并且惭愧于自己的愚昧和渺小。不论作者年纪有多大，他会常常怀念在老祖母膝上吮手指的金黄色的童年。不论作者年纪有多小，他会说出有白胡子的格言来。这类散文像一袋包装俗艳的廉价的糖果，一味的死甜。有时袋里也会摸到一粒维他命丸，那总不外是一些“记得有一位老哲人说过，人生……”等等的金玉良言。至于那位老哲人到底是萧伯纳、苏格拉底，或者泰戈尔，他也许根本不记得，也绝对不会告诉你。中国的散文随“漂鸟”漂得太远，也源得太白了。几乎每一位花花公子都会蒙在泰戈尔的白髯上，荡秋千、唱童歌、说梦话。
花花公子的散文已经泛滥了整个文坛。除了成为“抒情散文”的主流之外，它更装饰了许多不很高明的小说和诗。这些喜欢大排场的公子哥儿们，用起形容词来，简直挥金如土。事实上，他们的金都是膺品，其值如土。他们绝大多数是全盘西化的时代青年，大多数只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而不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大多数看过摩娜·莉莎的微笑，听过《流浪者之歌》，大多数都富于骑士的精神，不忘记男女两性的平等地位，所以他们的散文里充满了“他（她）们都笑了”的句子。
伤感，加上说教，是这些花花公子的致命伤。他们最乐意讨论“真善美”的问题。他们热心劝善，结果挺身出来说教；更醉心求美，结果每转一个弯伤感一次。可借他们忽略“真”的自然流露了，遂使他们的天使沦为玩具娃娃，他们的眼泪沦为冒充的珍珠。学者的散文，不高明的时候，失之酸腐。花花公子的散文，即使高明些的，也失之做作。
（三）浣衣妇的散文（washerwoman'sprose）：花花公子的散文，毛病是太浓、太花；浣衣妇的散文，毛病却在太淡、太素。后者的人数当然比前者少。这一类作者像有“洁癖”的老太婆。她们把自己的衣服洗了又洗，结果污秽当然向肥皂投降，可是衣服上的花纹，刺绣，连带着别针等等，也一股脑儿统统洗掉了。
这些浣衣妇对于散文的要求，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她们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对于她们，散文只是传达的工具，不是艺术的创造，只许踏踏实实刻刻板板地走路，不许跳跃、舞蹈、飞翔。她们的散文洗得干干净净的，毫无毛病，也毫无引人入胜的地方。由于太干净，这类散文既无变化多姿起伏有致的节奏，也无独创的句法和新颖的字汇，更没有左右逢源曲折成趣的意象。
这些作者都是散文世界的“清教徒”。她们都是“白话文学”的善男信女，她们的朴素是教会聚会所式的朴素。喝白话文的白开水，她们都会十分沉醉。本来，用很纯粹的白话文来写一般性的应用文，例如演说辞、广播稿、宣传品、新闻报道等等，是应该也是必要的。我不但不反对，而且无条件地赞成。可是创造性的散文（更不论现代诗了）并不在这范围之内。由于过分热心推行国语运动，或长期教授中小学的国语或国文，这类作者竟幻觉一切读者都是国语教学的对象，更进一步，要一切作家（包括诗人）只写清汤挂面式的白话文。根据他们的理想，最好删去《会真记》和《长恨歌传》，只留下《错斩崔宁》和《拗相公》；最好删去杜甫和李商隐的七律，只留下寒山和拾得的白话诗。
在别人的散文里看到一个文言，这类作者会像在饭碗里发现一粒砂，不，一只苍蝇，那么难过。她们幻想这种“文白不分”是散文的致命伤。我绝不赞成，更无意提倡“文白不分”的散文，但是所谓“文白不分”的散文有好几种，有的是坏散文，有的却是好散文。将文白的比例作适当的安排，使文融于白，如鱼之相忘于江湖，而仍维持流畅可读的白话节奏，是“文白佳偶”，不是“文白冤家”。“雅舍小品”，“鸡尾酒会及其他”，“文路”等属于这一种。至于我在前面举例的国学者的“语录体”，非文非白，文得不雅，白得不畅，文白不睦，同床异梦的情形，才是“文白怨偶”，才算文白不分。所以，浣衣妇所奉行的主义，只是“独身主义”，不，只是“老处女主义”。她们自己以为是在推行“纯净主义”（purism），事实上那只是“赤贫主义”（prnurism）。
（四）现代散文（modernprose）：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眼看着一代不如一代；熟谙旧文学兼擅新文学，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的学者，已成凤毛麟角。退而求其次，我们似乎又不能寄厚望于呢呢喃喃的花花公子，和本本分分的洗衣妇人。比较注意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读者，当会发现，近数年来又出现了第四种散文——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在此我们且援现代诗之例，称之为现代散文。
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和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文体和语气愈变化多姿，散文的弹性当然愈大；弹性愈大，则发展的可能性愈大，不致于迅趋僵化。现代散文当然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的基础。但是，只要不是洋学者生涩的翻译腔，它可以斟酌采用一些欧化的句法，使句法活泼些，新颖些；只要不是国学者迂腐的语录体，它也不妨容纳一些文言的句法，使句法简洁些，浑成些。有时候，在美学的范围内，选用一些音调悦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语，反衬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只有更显得生动而突出。
所谓“密度”，是指这种散文在一定的篇幅中（或一定的字数内）满足读者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分量愈重，当然密度愈大。一般的散文作者，或因懒惰，或因平庸，往往不能维持足够的密度。这种稀稀松松汤汤水水的散文，读了半天，既无奇句，又无新意，完全不能满足我们的美感，只能算是有声的呼吸罢了。然而在平庸的心灵之间，这种贫嘴被认为“流畅”。事实上，那是一泻千里，既无涟漪，亦无回澜的单调而已。这样的贫嘴，在许多流水帐的游记和睛三话四的书评里，最为流行。真正丰富的心灵，在自然流露之中，必定左右逢源，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步步莲花，字字珠玉，绝无冷场。
所谓“质料”，更是一般散文作者从不考虑的因素。它是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或词的品质。这种品质几乎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甚至境界的高低。譬如岩石，有的是高贵的大理石，有的是普通的砂石，优劣立判。同样写一双眼睛，有的作家说“她的瞳中溢出一颗哀怨”，有的作家说“她的秋波暗弹一滴珠泪”。意思差不多，但是文字的触觉有细腻和粗俗之分。一件制成品，无论做工多细，如果质地低劣，总不值钱。对于文字特别敏感的作家，必然有他自己专用的字汇；他的衣服是定做的，不是现成的。
现代散文的年纪还很轻，她只是现代诗和现代小说的一个么妹，但是一心一意要学两个姐姐。事实上，在现代小说之中，那散文就是现代散文，司马中原的作品便是一个例子。专写现代散文的作者还很少，成就自然还不够，可是在两位姐姐的诱导之下，她会渐渐成熟起来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四窟小记
兔尾龙头，一回头竟已经历了五个龙年。副刊的主编要我在戊辰的龙头上，回顾一下自己的写作生命。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在这样的意义下，我不晓得自己是否已到半途。同时，对于一位真正的创作者说来，回顾乃是为了前瞻，正如汽车的反光镜，不但用来倒车，也可用来帮助前进。
诗、散文、批评、翻译，是我写作生命的四度空间。我非狡兔，却营四窟。关于这四样东西，我对朋友曾有不同的戏言。我曾说自己以乐为诗，以诗为文，以文为批评，以创作为翻译。又曾说自己，写诗，是为了自娱；写散文，是为了娱人；写批评，尤其是写序，是为了娱友；翻译，是为了娱妻，因为翻译的工作平稳，收入可靠。更对家人说过：这四样东西的版权将来正好分给四个女儿，也就是说，珊珊得诗，幼珊得文，佩珊得批评，季珊得翻译。幸好我“只有”四个女儿，否则我还得开发小说或戏剧呢。
我写诗四十年，迄今虽已出版过十四本诗集，却认为，诗，仍然是最神秘也是最难追求的缨思，不会因为你曾经有幸一亲芳泽，便每次有把握到手。要在有限的篇幅里开辟无限的天地，要用文字的符号捕捉经验的实感，要记下最私己的日记却同时能敲响民族的共鸣，要把自己的风格像签名一样签在时代的额头上，一位诗人必须把他全部的生命投入诗艺。天才不足情，因为多少青年的才子都过不了中年这一关，才气的锋刃在现实上砍缺了口。灵感，往往成了懒人的藉口。高傲的缪思，苦追都不见得能到手，何况还等她翩然来访，粲然垂顾呢？今日，多少诗人都自称是在写自由诗，最是误己误人。积极的自由，得先克服、超越许多限制；消极的自由只是混乱而已。“从心所欲，不逾矩”才是积极的自由。所谓“矩”，正是分寸与法度。至于消极的自由，根本就没有“矩”，不识“矩”，也就无所谓是否“逾矩”。
即以目前人人自称的自由诗而言，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至少还得分行，以示有别于散文。然则分行就是一种“矩”了。可是多少作者恐怕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