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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几篇文章，讲的就是这个“理”。牵着，连着，生生世世。即使有一天遇见了恶妻、恶夫、恶客，失了身，损了财，受了伤，丧了命，都能想：说不定错不在我，只因为我前世的缘！
第三章 前世·来生·今生·缘 第一节 今生似被前缘误
有个从小一块儿长大的朋友，真可以说是我半世纪的莫逆之交。
小学，我们玩火药，躲在墙角磨硝石；中学，我们读夜校，每天深夜一起走路回家。
大学，我画画，他总摘花来给我写生；近年，我身体不好，他常送人参来给我进补。
可是，从小到大，他也给我带来许多困扰。联考落榜，他来哭；交女朋友挨打，他来诉苦；失恋了，他说要去拼命；离婚了，他说要去跳海。生病了，第一个电话必定打给我，冲到医院找不着，才发现他正跟护士小姐聊天。
每次事情过后，他都会不好意思，可是最近突然改了——
“我去算命。”他跑来兴奋地对我说，“算命先生说我前世是个屠夫，你是位高僧，你上辈子就度我，没度完，到这辈子继续救我。”
前两天，他说得更妙了，居然讲：“你对我太好了，我再不如意，也不能死，我忍着不死，是为了你。”
“为我？”我不懂。
“是啊！”他说，“为了我们从前世到今生的这个缘。”
想起《 前世今生 》作者布鲁斯的一篇报道——
一对结婚十年都相爱不渝的夫妻，突然间丈夫变了心。
他倒也不是“移情别恋”，因为他仍然深爱自己的妻，只是无法自拔地，也爱上了外面一个偶然遇到的女人。
他痛苦极了，跑去找心理医生爱德博士催眠，才发现他跟那个外面的女人原来两百年前是夫妻。
报道中没有写，当那丈夫对妻子说出缘由时，是不是得到谅解——“原来不是我丈夫变心，而是我在今生掠夺别人前世的丈夫。”
只是我猜，那男人一定因此而释怀不少。
据说许多到监狱开悟死刑犯的人，也会讲这些前世的因缘。
他们可能对死刑犯说：“你杀人，是因为与死者前世的恶缘，今生非报不可。而今你杀了他，自己也将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几世轮回，消不掉的恶缘终于过去了。你就心安了吧！”
据说，许多死刑犯也能因此得到安心，仿佛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借口；也为自己的死，寻到几分泰然。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 夫妻本前缘，善缘恶缘，无缘不合；儿女原宿债，欠债还债，有债方来。
夫妻、子女、过客，中国人似乎都能归到一个缘字。也就因为缘，使我们“见面三分情”、“相逢自是有缘”。怪不得“缘”这个字，左边是“纟”，像是一把丝线，牵着、连着，生生世世。即使有一天遇见了恶妻、恶夫、恶客，失了身，损了财，受了伤，丧了命，都能想：说不定错不在我，只因为我前世的缘！
宋孝宗时入狱的妓女严蕊，面对新上任的审判官岳霖的时候，写了一首词，不就用缘来为自己作了解说吗？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我不是自己爱做妓女啊！似乎只因为被前世的因缘误了，花开花落虽然有它的道理，总还得春神来做主……
严蕊用这首词，把自己的过失全推给了“前缘”，居然感动了岳霖，当天“判令严蕊出狱，脱籍从良”。
更不简单的是严蕊因此跻身名词人之列，那句“似被前缘误”，也从此成为许多人的挡箭牌。
让我想起以前的一位女同事。
有丈夫，有孩子，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突然之间竟因为那女同事的出轨而改变。
她离了婚，甚至失去探视孩子的权利，常躲在学校附近，等孩子上学，偷偷塞点零食、塞点钱在孩子手上。
她上班常迟到，眼睛常红肿，但是当大家说只怪那外面的“孽缘”的时候，她居然眼睛一瞪，说：
“那哪里是缘？那天晚宴，我提早离开，他送我，问我要不要去他家参观，我明知道他一个人住，还跟他上楼，我根本知道要发生什么事。那不是缘，那是自找的。”
读《联合报》，圣严法师的《随缘》（袁琼琼整理），写得真好——
……有许多人把“随缘”的意思当成“随便”了。他们以为随缘就是随波逐流、乡愿、没有立场、没有原则，这很糟糕……
往消极面看，缘是被动的，跟随的。
往积极面看，缘是求得的，自造的。
哪个今生的缘，不是前世结的？当我们说“似被前缘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当下正在创造一段新缘？当我们说“缘尽”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重来一遍，那一刻何尝不是缘起？
我那位女同事的话真对。“那不是缘，那是自找的。”
我们都是人，一生中谁没有亏欠？只是几人有幸，能再遇见“他”？有几个人有勇，趁着还来得及，说出那句话？
第三章 前世·来生·今生·缘 第二节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抗战时被日本零式战机击中，差点送命的老飞官徐华江，和当年击落他的日本人三上一禧碰面了。
两个人握手、拥抱，好像五十八年不见的老朋友重逢。徐华江说，谁希望打仗呢？但战争危害了他的家乡、亲人，他不能不战。
三上一禧也说，他不想打仗，但是被逼上战场。又笑说如果当年由徐华江驾零式战机，下来的只怕就是自己了。
战争，打的主角似乎不是人民，而是国家；交手的，又好像不是人，而是武器。
那场空战，三上一禧赢了，但是日本输了；徐华江输了，但是中国赢了。
只是那输与赢，到今天还有多少意义？相逢一笑泯恩仇，两个人高兴的，应该是都能好好活到今天，且把一个死敌变成朋友。
巧的是，一个向国际社会控诉日本侵华暴行的“日本暴行见证团”，前些时也到达了纽约。
当那些昧着良心的政客，想掩饰侵华罪行的同时，却有曾任日本军医的小川武满挺身而出，他要向国际社会作证，日军当年怎么残害中国人。
在抵达纽约的欢迎会上，向厚禄看到八十四岁的小川武满，竟然忍不住地哭了。
向厚禄的父亲在南京大屠杀时遇害，他从未见过父亲。但是面对小川武满，他说他觉得就好像见到自己的亲人一般。
二次大战，在中国上空被日军击落的美国人巴柏，也终于找到五十四年前，在洞庭湖畔救他的中国小男孩——荣志洲。
荣志洲已经六十七岁了，当年他和另一个已经过世的男孩子，一起带着受伤的巴柏走，先把巴柏藏在芦苇里，避过日军的巡逻，再找村人来救。
但是当村人抬着巴柏跑的时候，又发现日军。村人都逃了，只有两个小男孩不怕，继续抬着巴柏走，幸而遇见抗日的游击队。
在荣志洲的记忆中，那一幕已经淡远了，只是，在巴柏的心里永远清晰。八十六岁的他打算把荣志洲接到美国团聚，他感慨地说：“我相信我三岁半的孙子，也会很高兴和荣先生握手，谢谢他当年救爷爷一命……”
越战时受伤的法国人米多，也再一次到他曾经养伤的台湾。
当年他躺在病床上，言语不通又举目无亲，幸亏遇到一位好心的护士陆巧苓，不但上班的时候照顾他，下班之后还买好东西给他吃。
陆巧苓甚至叫他“爸爸”。
今年六十六岁的米多，已经有了五个孩子。但是他始终忘不了这个在台湾叫他爸爸的护士，多年来不断地寻找。
终于，在妻子的陪伴下，见到他二十年前的恩人，他激动地抱着陆巧苓掉下眼泪，他们打算结伴游台湾，还要去圣功医院，回忆一下当年的岁月。
一九九六年的十一月十一号，在美国华府“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前面，也发生一件感人的事。
越战时驾机投下汽油弹，造成许多平民死伤的飞行员约翰，终于见到二十四年前被他炸伤的潘金福（译音）。
那个当年因为浑身是火，而脱光衣服，哭喊、奔跑的女孩子，居然被美国的摄影记者救了，住院一年两个月，把下巴连到胸口、左手臂接在肋骨旁边，使灼伤的皮肤能够复原。
摄影师当时拍的照片，震撼了全世界，得到了普利策奖，却也成为约翰的最痛。
二十多年来，那小女孩的画面总浮上他的眼前，他无法过正常的生活，酗酒，离婚，再离婚，直到信了教，成为一个牧师。
当他知道那小女孩活着，而且人在美国之后，真是激动难眠。
但是当他远远看见潘金福的一刻，又全身发抖，掩面哭泣。
他不敢过去。
直到那个被他炸伤的小女孩，走向他，主动向他张开双臂，他才扑过去，哭着说出藏在心中二十四年的话：“我对不起！我对不起！我没有存心伤害你……”
总听说这种战争留下来的故事。
数十年后，在迫害者、被害者、受助者，都七老八十的时候谱出下一章。
人很奇妙，老了，无论是什么人种，黑人、白人、黄人，都长了褐黑的老人斑，都变成灰白的头发，都弓了腰、驼了背，显得没有什么分别。
老人的记忆也都差了，当天早餐吃什么都无法记得，只是，相对地，那几十年前的往事，反而变得清晰。
怪不得日本有个专门代为寻找老情人的组织，为半世纪不见的老人，找他们的青梅竹马。
据说那些重逢都很热烈，都会拥抱，都会落泪，但是？的话不见得多。
许多人不过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我为当年的事，向你说对不起！”
只是，那“对不起”三个字，在老人的心中有多么沉重，他们很可能已经背着“它”几十年。
直到面对那被他负了的人，把话说出来，才能平安，也才能“平安往生”。
跟前面那些轰轰烈烈的故事比起来，我反而永远无法忘记多年前合众国际社发自加州的一篇报道。
一位六十八岁的老法官麦卡尼，花了五百块美金，在《太阳报》上刊登广告，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