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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她原已经定好了包厢的剧场。她不出去主要是因为她打算穿的衣服还没有做好。总之，安娜在客人走后忙着收拾服装时，她感到非常懊恼。她本来是一位很懂得怎样在穿着上不花许多钱的能手，在去莫斯科之前她拿了三件衣服交给女裁缝去改。这衣服要改得让人认不出来，并且三天以前就应该做好的。结果两件衣服还没有动手，而其余一件又没有照着安娜的意思改。女裁缝走来解释，硬说还是照她那样做的好，安娜发了那么大的脾气，她过后一想起来还感觉得惭愧哩。为了要完全平静下来，她走进育儿室，和她儿子在一起消磨了整整一个晚上，亲自安置他睡了，给他画了十字，给他盖上被子。她没有到外面什么地方去，把晚上的时间那么愉快地在家里度过，觉得高兴极了。她感觉得这么轻松平静，她这么清楚地看出来她在火车上觉得那么重要的一切事情，不过是社交界中一件平平常常的小事罢了，她没有理由在任何人或是她自己面前感到羞愧。安娜拿了一本英国小说在火炉旁坐下，等待着她丈夫。正九点半，她听到了他的铃声，他走进房间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她说，把手伸给他。
他吻了吻她的手，在她身旁坐下。
“大体上说来，我看你的访问很成功吧，”他对她说。
“是的，很成功哩，”她说，于是她开始把一切事情从头到尾告诉他：她和弗龙斯基伯爵夫人同车旅行，她的到达，车站上发生的意外。接着她就述说她开头怎样可怜她哥哥，后来又怎样可怜多莉。
“我想这样的人是不能饶恕的，虽然他是你哥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严峻地说。
安娜微微一笑。她知道他说这话只是为了表示对亲属的体恤并不能阻止他发表他的真实意见。她知道她丈夫这个特性，而且很喜欢这一点。
“一切都圆满解决，你又回来了，我真高兴哩，”他继续说。哦，关于我那项议会通过的新法案，人们有什么议论呢？”
安娜关于这个法案毫无所闻，她想起自己竟会这么轻易地忘记他那么重视的事，良心上觉得很不安。
“相反地，这里却引起了很大反响，”他露出得意的微笑说。
她看出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要把这件事最使他愉快的地方告诉她，因此她用问题去引他讲出来。带着同样的得意的微笑，他告诉她因为通过这个法案他博得的喝彩。
“我非常，非常高兴哩。这证明对于这个事情的合理而又坚定的观点终于在我们中间开始形成了。”
喝完了第二杯加奶油的茶，吃完面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站起来，向书房走去。
“你今晚上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吗？你一定很闷吧，我想？”
他说。
“啊，不！”她回答，跟着他站起来，陪伴着他通过这房间走到他书房去。“你现在读什么呢？”她问。
“现在我在读DucdeLille，《Poésiedesenfers》①，”他回答。“一本了不起的书哩。”
安娜微微一笑，好像人们看见他们所爱的人的弱点微笑一样，于是，挽住他的胳臂，她把他送到书房门口。她知道他晚上读书成了必不可少的习惯。她也知道虽然他的公务几乎吞没了他的全部时间，但他却认为注意知识界发生的一切值得注目的事情是他的义务。她也知道他实际上只对政治、哲学和神学方面的书籍发生兴趣，艺术是完全和他的性情不合的；但是，虽然这样，或者毋宁说正因为这样，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来没有忽略过任何在艺术界引起反响的事情，而是以博览群书为自己的职责。她知道在政治、哲学、神学上面，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常发生怀疑，加以研究；但是在艺术和诗歌问题上，特别是在他一窍不通的音乐问题上，他却抱着最明确的坚定见解。他喜欢谈论莎士比亚、拉斐尔②、贝多芬，谈新派诗歌和音乐的意义，这一切都被他十分清晰精确加以分类——
①法语：李尔公爵的《地狱之诗》。（李尔公爵似乎是托尔斯泰虚构的名字，有些像著名法国诗人卢孔德·得·李尔〔1818—1894〕的名字。）
②拉斐尔（1483—1520），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意大利画家。
“哦，上帝保佑你！”她在书房门口说，书房里一支有罩的蜡烛和一只水瓶已经在他的扶手椅旁摆好。“我要写信到莫斯科去。”
他紧紧握着她的手，又吻了吻它。
“他毕竟是一个好人：忠实，善良，而且在自己的事业方面非常卓越，”安娜在返回她的房间去的时候这样对自己说，仿佛是在一个攻击他、说决不可能有人爱上他的人面前为他辩护一样。“可是他的耳朵怎么那么奇怪地支出来呢？也许是他把头发剪得太短了吧？”
正十二点钟，当安娜还坐在桌边给多莉写信的时候，她听到了平稳的穿着拖鞋的脚步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梳洗好了，腋下挟着一本书，走到她面前来。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他说，浮上一种会心的微笑，就走进寝室去了。
“他有什么权利那样子看他呢？”安娜想，回忆起弗龙斯基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那种眼光。
她脱了衣服，走进寝室；但是她的脸上不仅已经丝毫没有她在莫斯科时从她的眼睛和微笑里闪烁出来的那股生气，相反地，现在激情的火花好似已在她心中熄灭，远远地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三十四
弗龙斯基离开彼得堡去莫斯科的时候，把他在莫尔斯基大街上的那幢大房子留给他的朋友和要好的同事彼得里茨基照管。
彼得里茨基是一个青年中尉，门阀并不十分显贵，不仅没有钱，而且老是负债累累，到晚上总是喝得烂醉，他常常为了各种荒唐可笑的、不名誉的丑事而被监禁起来，但是僚友和长官都很宠爱他。十二点钟从火车站到达他的住宅的时候，弗龙斯基看见大门外停着一辆他很熟悉的出租马车。当他还站在门外按铃的时候，就听到了男性的哄笑声，一个女性的含糊不清的声音和彼得里茨基的叫声：“如果是个什么流氓，可不要让他进来！”弗龙斯基叫仆人不要去通报，悄悄地溜进了前厅。彼得里茨基的一个女友，西尔顿男爵夫人，长着玫瑰色小脸和淡黄色头发，穿着一件淡紫色的绸缎连衣裙，光彩夺目，她用巴黎话聊着闲天，像一只金丝雀一样，她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屋子，这时她正坐在圆桌旁煮咖啡。彼得里茨基穿着大衣，骑兵队长卡梅罗夫斯基，大概是刚下了班跑来的，还是全身军装，他们坐在她的两边。
“好！弗龙斯基！”彼得里茨基叫着，跳了起来，啪的一声推开椅子。“我们的主人来了！男爵夫人，拿新咖啡壶给他煮点咖啡吧。啊呀，我们没有想到你来！我希望你会满意你的书房里这个装饰品，”他指着男爵夫人说。“你们彼此一定认识的吧？”
“我想是认识的，”弗龙斯基浮上一种愉快的微笑说，紧紧握着男爵夫人的小手。“可不是吗！我们是老朋友哩。”
“您是旅行回来吧？”男爵夫人说。“那么我就要走了。哦，要是我碍事的话，我立刻就走。”
“您随便在哪里都当在家里一样，男爵夫人，”弗龙斯基说。“你好，卡梅罗夫斯基？”他补充说，冷淡地和卡梅罗夫斯基握了握手。
“听听，您再也讲不出这样漂亮的话，”男爵夫人转向彼得里茨基说。
“不，那为什么？吃了饭以后我也能讲得那样好。”
“吃了饭以后就不稀奇了！哦，那么我给你煮一点咖啡，你先去洗个脸，收拾一下吧，”男爵夫人说，又坐下来，当心地旋转着新咖啡壶的小螺旋。“皮埃尔，拿咖啡给我，”她向彼得里茨基说，她叫他皮埃尔，那是他的姓的爱称，她并不隐讳她和他的关系。“我再加点进去。”
“您会弄坏的！”
“不，我不会弄坏的！哦，您的夫人呢？”男爵夫人突然说，打断了弗龙斯基和他的同僚的谈话。“我们这里已经把您招赘出去了哩。您把您的夫人带来了吗？”
“没有，男爵夫人。我天生是一个茨冈，而且一直到死也还是一个茨冈。”
“这样倒更好了，例更好了！来握握手吧。”
男爵夫人不放松弗龙斯基，开始边笑边讲地告诉他她最近的生活计划，征求他的意见。
“他怎么也不让我离婚！哦，我怎么办呢？（他，就是她的丈夫。）现在我想去告他。您有什么高见？卡梅罗夫斯基，留心咖啡啊，它已经在滚了；您看，我实在忙不过来呀！我要告状，因为我得保全我的财产。您明白这有多么荒唐呀，他借口说我对他不贞，”她轻蔑地说，“公然想霸占我的财产。”
弗龙斯基愉快地听着这位娇艳少妇的有趣的闲谈，随声附和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她出些主意，总之他立刻采取了他和这一类妇人谈话时惯用的调子。在他的彼得堡的世界里，所有的人分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类。一类是下层阶级：他们是粗俗的、愚蠢的、特别可笑的人们，他们认为一个丈夫只应当和合法妻子同居；认为少女要贞洁，妇人要端庄，而男子要富于男子气概、有自制力、坚强不屈；认为人要养育孩子，挣钱谋生，偿付债款，以及各种同样荒唐的事。这是那一类旧式的可笑人物。但是另外有一类人：真正的人，他们都属于这一类，在这一类人里，最要紧的是优雅，英俊，慷慨，勇敢，乐观，毫不忸怩地沉溺于一切情欲中，而尽情嘲笑其他的一切。
仅仅在最初一瞬间，弗龙斯基因为刚从莫斯科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印象而感到不知所措；但是不一会，好像把脚套进一双旧拖鞋里一样，他又回到了他以前的那个轻松愉快的世界里。
咖啡实际上没有煮好，只是泼溅在每个人身上，烧干了，恰好尽了它应尽的义务——就是，成了他们吵闹大笑的理由，溅污了贵重的地毯和男爵夫人的连衣裙。
“哦，现在，再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