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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件事体一决议了之后，就给国家的其他的大事一样，很雷厉风行地举办了起来。
举行国葬的一天也就是小孛罗的纪念像纪念塔开幕的一天。小孛罗的纪念像把它安置在那岛上的公会堂里了。几十万的工人和岛民团集到纪念塔的周围。那塔大概有五十丈高的光景，全身都是用铁铸成。
大家抬起头来了。
开幕的时候，只见塔顶上一个红色的铁拳向天空伸出。
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把右字握成拳头向天空伸了出来。
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喊了几声：
——“铁拳万岁！铁拳万岁！铁拳万岁！”
1927年10月4日脱稿
骑士
一
1927年的五月已经到了下旬了。汉口的天气虽是一天一天地热起来，汉口的市面却是一天一天地冷下去。
自从一月初旬武汉政府接连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四月初旬又发生了武汉民众和日本水兵冲突的事变以后，帝国主义者威胁的挑衅一天紧似一天。武昌和汉口中间的江面时常陈列着四五十只外国炮舰。大炮的仰角高到法定以上，随时随刻都可以把武汉全市歼灭。
武汉三镇的工厂和银行等大产业，早已是闭了门的。五月初旬第一次北伐军向河南进发了以后，长江下游实行了经济封锁，四川的军阀又乘机东下，鄂西的一部分驻兵也受着敌人收买便起了叛变，五月十八日几乎闹到兵临武昌城下的乱子。变兵在两三日内虽很迅速地被扫荡了，但武汉全市不免大受动摇，小的米店钱庄便都弄得来不敢开门了。
行上关门的商店愈多，便愈为各色的标语开辟出广大的领地。各级党部，各级政治工作机关，各种民众团体，甚至各级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都在竞争着张贴标语。这种举动有一大半是出于卑劣的心事，就如商店之发招帖一样，在广告着自己的存在。在风头顺利的时候虽然感觉得刺眼一点，倒还没有什么，但在风头一倒了，便不免要发生出相反的作用来。
——“巩固革命的根据地！”
——“严守革命纪律！”
——“保护革命军人的家属财产！”
——“避免帝国主义者的武装挑衅！”
这样的标语重重叠叠贴得满街满巷。但除把反面的秘密自行泄漏了之外，究竟有什么的效果呢？革命的根据地假使没有动摇，哪有叫人巩固的必要？革命的纪律假使没有弛缓，哪有叫人严守的必要？革命军不是说不怕死不爱钱的吗？但是他们的生命财产却须要特别的保护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不是常在高叫的吗？但在炮舰的威胁之下便只好兢兢业业的缩头缩尾了！
愈是要人镇静，却愈令人惊惶；要人镇静的标语愈多，使人惊惶的程度便愈见加甚。——特别是那标语所用的纸张，在前所用的洋纸报纸和各种的有色纸渐渐使用尽了，一般的市民用来打冥赙的白纸便渐渐地显出面来。在菲薄的白纸上用清淡的墨水潦草地写些故为镇静的口号，张贴在四处，怎么也好象自己在撞自己的葬钟，自己在纪念自己的丧事。这使已经冷落了的街市愈见惨淡了下去。
但街市尽管冷落，“国民政府驻汉办事处”所在地的C街却是繁华绝顶的。C街上除国民政府的办事处以外还有“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参谋处”、“军事委员会财政处”。这儿特别是革命领袖们云集的地方。革命领袖的特殊的商标是坐汽车，所以这儿也就特别是汽车辐凑的地方了。在狭窄的街面上两边纵列着两排的汽车每每把交通阻塞着，要使过路的人力车、马车都不能不另绕圈子。这些汽车虽然不免时常阻碍交通，但对于市民也还有相当的镇静的作用；因为汽车还多，市民便知道“领袖”们还没有逃走，大概武汉三镇的安宁是还可以暂时保持下去的。
在五月下旬的一天午后，汉口全市已经上了电灯了。从C街的军事委员会里面走出了一位青年将官来。
将官是中等身材。愁蹙的面孔上，戴着一副黑框的路克式的大圆眼镜。看他的面貌并不象一个军人，但他穿的是一身浅栗色的帆布军服。军帽是软顶的一种，仿效着苏联的赤卫军式，把帽顶的大部分垂在脑后。军服上没挂皮带，也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徽章，下边的马裤上也没套皮裹腿。脚上穿的是一双浅绿色的帆布胶皮鞋。手里不仅没有拿皮鞭，甚至连皮筐都是没有抱的。
这服装的随便却是表示着他的官阶的优越。
革命军还雌伏在岭南的时候，所有高级的将官和政治工作人员照例是忠实的“三皮”主义者，便是手拿皮鞭，肩披皮带，脚裹皮裹腿，几乎是成为了革命军人的象征。这在初期本来是富有刺激性的一种服装。装束的本身比从前沿用清朝末年所采用的，长统大袖的北洋军服，蹒跚的裤脚，手里拿着指挥刀，脚上穿着长统靴的，是已经矫捷轻灵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更加以革命军的将校们大都是三十上下的人物，这和装束的精神更能够表里相称。服装本来是制造人物的，何况人物又本来年轻，一般革命的将官当然会成为民众的艳羡之的，特别是一般女众的艳羡之的了。
凡事都逃不掉有盛必衰的公例，三皮主义之盛即是报告了它的衰。衰候的具体的表现是在一般高级的军事长官和政治工作指导者身上，他们在非严装的时候都不约而同的把一些皮制品脱掉了。
这个脱皮运动的开始刚好就在四五月的时候。一般的推测以为武汉政府的要人多是文人，所以文装便渐渐当道；又有的以为天气是渐渐炎热起来了的原故；更其次稍微滑稽点的便以为是便于改装逃走。这些或者怕都是促进了脱皮运动的动力吧，但是主要的原因却还是在三皮主义本身的被人厌弃与高级长官的优越感。
从军事委员会走出的那位青年将官也正是脱了皮的人。果然，当他步到门廊的时候，在门口站立着的四位武装的门卫蛮大的喊了一声：
——“敬礼！”
取了立正的姿势，很敏捷地把上着木壳的驳壳枪一齐向他举起。将官把右手举上右鬓，微微把头向左右摇动了一下，把手放下来，便步下了街沿。在他的背后只听门卫又喊了一声：
——“礼毕！”
把短枪放下，把脚休息着了。
门口有一架红色的汽车早在那儿鼓动着等待，两位马弁把车门打开，把将官迎接上了车去。
车夫掉头问道：
——“主任，往哪里去？”
——“回去。”
将官不很愉快地答应了一声。两位马弁立在车厢两边的踏板上就象一双角，红色的怪物咆哮了几声向西首跑动起来。
四五分钟过后，汽车停止在黄肢路的“第二特别区管理局”的后门前面。
将官下了车，受了门卫的两位士兵的敬礼，步过水门汀的后庭，走上楼去。
楼的正中是一个大厅，中间放着一张大餐桌，敷着碧绿的绒毯。屋顶正中的一架莲花式的七星电灯，辉煌地灿烂着，前后的两个圆形的屋顶电风扇好象是在焦躁，因为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扇出凉风。桌上还摆着三四个茶碗，显然是有客来过，刚才退去的样子。
应着将官的脚步声，从大厅前面西南角上的一道房门里走出一个勤务兵来，那小兵立在房门旁边向将官敬礼。
——“有什么人来过吗？”将官问。
——“不是，是下边局长的客。”
将官走进房里去了。
那是一间临街的房间。有床，有沙发，有写字台，有书柜，是书斋而兼寝室的地方。房间并不甚大，除掉安放了这些家具之外，已经没有剩下多么大的空隙了。临街的一面有两堵弧顶的高大的玻璃窗，写字台就在两窗之间和壁面成丁字形地安放着。台上堆放着很多的文件。对面的壁炉龛上放着两瓶三星牌的白兰地，有一瓶是已经喝了一半的。
将官一走进门来，把军服脱了，投在门次的沙发上。他走到书案旁边，把那玻璃写字板上堆积着的新来的文件，站着便检阅起来，那些文件的封面上大抵千篇一律地写着：
军委会政治部
马代主任杰民钧启
这马杰民，不用说就是那将官的名字了。
他立着看了一些电报、通告、会议纪录、工作报告，大概都是武昌那边处理了再送过来的，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他又把它堆在一边去了。
他转身走到壁炉旁边，从“曼塔壁饰”①上取了一瓶白兰地下来。嘭的一声把酒瓶打开，斟在一个很大的搪磁茶盅里面，坐着就当成咖啡一样喝。
①曼塔，英语Mantel的音译，即壁炉。曼塔壁饰，指壁炉上突出的台座。
他一面喝着，一面又看了些私信，但一封二封都是求事的信。他看了便陆续向桌旁的纸篓里投，在心里不断地叫着：
“哼，向我求事，连我自己都还要向人求事啦！”
自从清党②以后，由各处逃来的在本地方站不住脚的“不安分的”青年们，以为这革命的新都一定是理想的王国，一定很紧张的是有工作待人来做。因而外边的清党运动愈加紧，逃来武汉的失业分子便愈加多，求事的信也就一天一天地愈是有增无已。
②作者原注：蒋介后背叛北伐革命后，借“清党”的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屠杀。
“我们大家都走错了路，走到废字篓里来了！”
武汉的势力范围本来已经缩小；所谓革命伟人又大多是身兼数职，有的一部的事务就由一家人包办，有的又因为兼顾不来，便把应设的重要机关都停顿下去了。就因为这样的关系，哪有那许多官职来够许多的人去“革命”呢？
一封一封的信来，当初都还能够耐着性子回复，但到近来却是愈来愈多，愈多愈没有办法了。在没有办法之中却找出了一条绝妙的办法，便是投进字篓。
他一面喝着酒，一面看着信，看了又接连的向字篓里投。但他最后打开了一封信是用普通的白色的洋信笺写的，在头上没有顶着“遗嘱”①。这信笺已经使他受着新鲜的感触了。信的开头写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