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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整个文学创作的面貌仍很复杂。除有些作家的作品严重脱离现实外，一些民主主义作家还较多地停留在批判现实主义的阶段上，有悲观宿命成分或其它错误倾向。即使在左翼作家的创作中，也往往羼杂了某些旧现实主义以至自然主义的因素（初期无产阶级文学中残留资产阶级文学的影响，这原是一种国际性的现象）。塑造革命者和工农形象时的苍白、不够真实，仍是较普遍地存在的问题。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各种限制，作家世界观的根本改造未被提上日程，对长期深入生活的必要性也仍然缺乏认识。这些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虽然作了介绍但终于未能引起深入讨论的重要原因。
“七七”以后，抗战的炮火广泛地吸引作家关心现实，普遍激发起作家的爱国感情和创作热情。许多作品迅速反映生活，歌颂前线和后方的新人新事，形式上趋于通俗。适应着战争初期形势的需要，诗歌、报告文学、戏剧都有较大发展，小型作品尤其活跃一时。乐观气息在一般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中也有所增强。这和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23页）有关。但初期不少作品对生活的反映比较表面，存在着阶级观点不够鲜明的缺点。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实际发展情形表明，只看到某些一时表象而产生的“乐观”幻想，很容易在形势比较严重时又一变而为失望悲观。抗战前期国民党统治区创作的主要成就还是在暴露、讽刺和战斗的作品方面（《腐蚀》、《屈原》、《淘金记》等便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进入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们的创作，则由于在新的天地中放声歌唱并开始描写新的对象而呈现不同的特色。但不少作家世界观尚未根本改造而带来的一系列矛盾，也因新的直接面向群众、与群众相处的环境而逐渐地显得尖锐和突出。革命文学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至此已迫切地需要解决。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对小资产阶级作家思想感情的彻底改造和作家必须长期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等方面所作的深刻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解放区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工农兵群众广泛参加了文学活动的行列，从中并涌现出不少有才能的业余作者和优秀作品。作家由于同工农兵的逐步结合，整个队伍朝着无产阶级化的方向发生很大变化。文艺反映生活而“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的典型化原则和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方法的正确阐释，为许多作家所遵循。表现在创作上，则从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思想感情、人物形象一直到语言、表现方法，无不焕然一新。对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斗争的描绘，开始在整个文学创作中真正占有优势的地位；而这种描绘，又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和饱和了作者自己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革命感情。劳动人民特别是他们中间成长起来的新人，也成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对于革命工农群众的表现，在许多作品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的程度，根本扭转了过去那种“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813页）的状况。不少作品还洋溢着真正从群众生活和斗争中浓缩出来的诗情画意。语言方面的巨大变化，也使文学在群众中的影响和作用空前广泛和深入。到建国前为止，已出现了赵树理的小说、《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许多优秀作品。《白毛女》在创作过程中融合了群众智慧，以寓现实内容于传奇情节的手法，塑造出具有强烈反抗性格和时代特征的典型形象，从无产阶级思想的高度集中地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根本要求，成为解放区创作的突出代表之一。虽然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在建国前的几年中还只是一个开始，而且由于多种条件的限制，解放区一般创作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和艺术表现力方面都还有不足之处，但整个文学创作所发生的上述变化，却适应了新的群众时代的要求，代表着一个新的方向，在文学发展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至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遵循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828页）这一原则，坚持革命思想指导下的现实主义方法，在创作上也获得了可贵的成绩。
从“五四”时期起最初萌芽状态地存在着的社会主义文学因素，经过二十多年的演变，至此终于获得很大的发展，并成为我国整个文学的方向。
五
现代文学以“五四”以来的革命现实生活为土壤，却也吸收了历史的营养：一方面跟我国民族文学遗产保持承续的关系，一方面吸收了世界文学中有益的成分。现代文学的历史，正是在新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古典遗产和异域的营养以建设我国民族的新文学的历史。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为了反对封建文学并使文学适应于新的社会现实，曾经着重介绍和学习了西方近代文学。这是一个前进的运动。当时的新文学，从思想倾向到形式、结构、表现方法，都曾广泛接受了外国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的积极影响。欧洲进步文学，从歌德、易卜生、托尔斯泰、契诃夫到高尔基，可以说哺育了我国新文学的最初一代作家。这种情况是和近代中国“向西方找真理”（十月革命发生后则是“走俄国人的路”）的要求相一致的。在某一特定阶段特别是一个运动开始的时候较多地接受外来影响，原是历史上并不鲜见的正常现象。一个发展着的向上的民族，不仅能够对人类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而且也总是勇于和善于接受一切有价值的外来事物。因此，初期新文学受过较多的外国文学影响，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和本民族的文学遗产割断或没有联系。事实上，正是最勇敢地主张学习外国文学长处的先驱者，同时也就是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精深研究者和积极革新者。鲁迅早在“五四”时期就慨叹“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注：《中国小说史略·序言》）而着手这方面的整理研究。他自己的小说创作颇受俄国和东欧一些进步作家的影响，但同时也对我国古典白话小说（如《儒林外史》）作了创造性的继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地方色彩。他的杂文更和“魏晋文章”的风格特色有密切关系。其所以如此，固然是因为作家本身所受的古典文学的深厚滋养，不可能不渗透到创作中而有所表现；但从根本上说，作家与劳动人民在精神上的深刻联系，对人民生活、心理、地方风习等的熟悉以及在这些方面所作的真实描绘，对民族语言的驾驭自如，则是作品深具民族烙印的重要原因。如果说最初的《狂人日记》、《药》等小说还由于吸收异域营养而显出“格式的特别”，那么，稍后的作品就如作者自己所说，“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圆熟，形式也民族化了。郭沫若的《女神》，外来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但也仍然保持了同屈原、李白等我国古典浪漫主义诗歌之间的民族血缘。而到了《前茅》以后，在诗歌形式上已使外来成分得到了更多的消融。
但是，在新的基础上正确地继承遗产、学习外国而使文学民族化，不仅需要一个过程，往往还要经历一番曲折，付出一些代价。在“五四”时期，不少人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犯过形式主义的错误，“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注：《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789页。）既不以分析态度对待外来事物，又不能确切地鉴别古典遗产中的封建糟粕和民主精华；一部分人甚至提出过在文化上、文学上“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也有人介绍肯定过西方一些颓废，没落乃至反动的作家和作品。所有这些，对许多作家尤其是一些与劳动人民缺少联系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确曾造成深远的不良后果，助长了创作上脱离群众、脱离民族传统、也脱离时代需要的“欧化”倾向。
为了克服新文学脱离群众的倾向，“左联”曾作过努力。大众文艺的讨论和得倡，各种通俗形式作品的出现，创作上由反映生活的深度、实感的增强而具有更多的民族色彩，都使“左联”时期文学在民族化的道路上有了进展。在一些杰出的作品（如《子夜》）中，更可看出作家对中外文学遗产的创造性的吸收。“左联”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所做的许多工作，也已经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五四”时期不少人所犯的无选择无分析的盲目性。当时着重介绍苏联文学和各国无产阶级文学，这从总的方面来看具有偷火给人类、私运军火给造反的奴隶的革命意义。鲁迅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关于继承中外文化遗产的“拿来主义”主张，正是一个极为宝贵的具有理论深度的见解。
但是，“左联”时期在文学民族化方面的进展，毕竟同问题的整个解决仍有很大距离。作家生活上与群众隔离尤其是思想感情上与群众还显得格格不入，阴碍了文学民族化问题的根本解决。当时在继承古典文学传统和创造民族化的新文学使之在本民族群众中生根等问题上，远没有形成明确的认识和普遍的自觉。“左联”本身所带有的“五四”形式主义向“左”发展的成分，也妨碍它去彻底克服同是根源于形式主义的“欧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