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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语丝》上也还有另一种倾向，即周作人所提倡的风格冲淡、内容空疏的小品文。周作人（1885—1968）对于文学很早就抱着聊以消遣的想法，自说只求“在文艺里找出自己的心情”，“此外并无别的目的”（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序》）。他写了大量散文。从《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到一九二七年编定的《谈龙集》、《谈虎集》，在这些早期的散文集里都相和胶西王相。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尚有不少文字（如《碰伤》、《沉默》等篇）能够在闲话清谈的形式中暗寓讥刺，在即兴随缘的外衣下隐含愤懑，表现了发扬个性、反对压制、不满军阀统治、嘲讽传统道德的内容。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篇什，露出了“五四”浪潮过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后退而发展起来的调和妥协的倾向：一反“五四”初期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平民文学”主张，转而认为“从文艺上说来，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注：《自己的园地·贵族的与平民的》）；与林语堂互为呼应地提倡“中庸”与“费厄泼赖”（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第54期）；表示不屑“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宁可“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注：《十字街头的塔》，《语丝》第15期）。而在《夏夜梦》、《托尔斯泰的事情》等文中，公然歪曲和攻击苏俄的产品分配制度、出版物审查制度、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斗争的理论。他的随笔体散文（《雨天的书》、《泽泻集》是其代表）大都跳不出身边琐事的圈子：“谈酒”、“喝茶”、“苦雨”、“怀旧”、“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技巧娴熟而意味消沉。《过去的生命》集中所收早年的白话诗，较多表现“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思索，其代表性作品如《小河》、《歧路》等曾在发表时产生较大影响，但其总倾向亦如作者自述：“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注：《过去的生命·序》）“三一八”死难烈士的血并没有真正激发起周作人的正义感，和鲁迅的不满于请愿而要求更猛烈的斗争不同，他只得出了爱国群众乃“不自主地被毁于无聊的请愿里”的污蔑性结论（注：《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语丝》第72期）。“四一二”以后，周作人变本加厉地追求闲适，迷恋骸骨，弄骨董，选“笑话”，在风沙扑面的时代里提倡“闭户读书”的哲学，以与左翼文艺阵营相对抗；引朋结帮，制造了大批消磨读者战斗锐气的精神麻醉品。周作人之从’语丝派”右翼而终于在抗战爆发后甘心附逆、堕落为民放罪人，正是他坚持背离人民的反动立场的结果。
《语丝》刊登小说不多，间或在这上面发表短篇的有冯文炳、许钦文等。冯文炳（废名，1901—1967）的短篇初刊于《努力》周报，而从发表于《语丝》的《竹林的故事》起，始显出特色。其作品多写乡村儿女翁媪之事主张“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认为既要重王道，又，于冲淡朴讷中追求生活情趣，并不努力发掘题材的社会意义，虽不小说，实近散文。这种风格的形成，正是作者逃避现实斗争的结果。其初作如《讲究的信封》、《浣衣母》等，内容虽嫌贫薄，尚有某些进步倾向。此后的作品如《桃园》和《枣》、《桥》等，却在周作人影响下，专写家常言谈琐事，忽视作品的思想作用，而以表现朦胧的意趣为满足，语言的雕琢也日趋生涩古怪，令人难于捉摸。这种迷离恍惚的情调，对于读者，正如鲁迅所说：“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且介亭杂文二集》）而已。
到一九二七年已出版了短篇集《故乡》、《毛线袜》和三个中篇的作者许钦文，亦写乡村人情世态，但与冯文炳颇为不同。早年发表于《晨报副刊》的作品，虽然技巧显得幼稚，人物形象也较为模糊唤起自己的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就能获得真理。把“辩，但《疯妇》以及《石宕》（注：载《莽原》半月刊第13期）、《元正之死》（注：载《语丝》第103期）诸篇，笔墨已伸向农村劳动者悲惨的处境。稍后的中篇《鼻涕阿二》失之拖沓，通过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女主人公菊花身世的描述，却又较为真切地表现了浙东农村的落后习俗和传统心理。作者还写过为数较多的取材于知识青年生活的作品，着重表现男女间喜剧性的感情矛盾，或对自私不健康的恋爱心理给以讽刺，显示了诙谐含蓄的风格（如《理想的伴侣》、《口约三章》、《妹子的疑虑》）。但这类作品开掘不深，讽刺之中又不无欣赏，大多社会意义较弱。《表弟底花园》写出一个想有作为而终于被环境压折了的知识青年的形象，揭示了潜藏于当时年轻人内心深处的悲哀，是其中较为可取的一篇。
与语丝社同时展开活动的未名社，曾在鲁迅的热情帮助培养之下，出现过一批青年作者。他们的创作，大多发表于《莽原》、《未名》等刊物上，成集后分别收入鲁迅所编的《乌合从书》与《未名新集》两套丛书中。
台静农是未名社的主要作者。收入《地之子》中的十四篇小说，“从民间取材”，以朴实而略带粗犷的笔触描出一幅幅“人间的酸辛和凄楚”的图画。这里有因全家惨遭兵祸、发疯致死的老妇（《新坟》），有“冲喜”后即守寡、成为封建婚姻牺牲品的村姑（《烛焰》），有为饥荒所逼、忍痛典卖亲人的尘世惨剧（《蚯蚓们》），有被富豪霸妻、自身又复入狱的人间不平（《负伤者》），也还有在绝境中挣扎、以至铤而走险的人物（如《红灯》）。这些对当时农村现实作了素描式反映的作品，虽然深度尚嫌不足，但富有生活实感。尤其是《天二哥》、《拜堂》等篇，乡土风习，掩映如画。“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正是《地之子》这部短篇集最为可贵的地方。台静农台来还有短篇集《建塔者》（一九二八年作），揭露新军阀的血腥统治，歌颂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革命志士，表现了如《建塔者》一篇中所提示的：“我们的塔的建成，是需要血作基础的”这一战斗的主题。这是作者政治上更趋激进的产物。但由于生活不足，人物形象较之以前诸作反显苍白。作者早年还写过一些散文。发表于《莽原》上的《铁栅之外》、《梦的记言》，抒写了“五卅”之后北方学生运动的或一侧面，文字简洁可取。此外，未名社作家中从事创作的还有李霁野。他的《嫩黄瓜》、《微笑的脸面》等篇（均收入短篇集《影》中），或则通过知识青年的爱情失意以抒写哀愁，或则追忆出征军人的临别微笑以表示反战，落笔谨严，感情“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广”（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是对李霁野作品的一个确切的评价。
也是由一批文艺青年组成的沉钟社，创作倾向与未名社不同。他们多以知识青年的生活为题材，直抒对现实的不满，热烈而又悲凉，虽然极力要“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而又往往成为鲁迅所说的“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初时技巧不免幼稚，但逐渐有着进展。陈炜谟、陈翔鹤都是小说方面的作者。陈炜谟（1903—1955）有短篇集《炉边》，人物都是一些“从未受人爱抚”者，他们“在寂寞中生下来，在寂寞中长大，也要在寂寞中埋葬”（注：《炉边·寻梦的人》）。作者在书前小引里说“要试验我狭小的胸怀对于外来的苦恼的容量”，这就更加使作品浸润着一种无可排遣的孤寂的感情。出现在陈翔鹤（1901—1969）作品中的，大多是一些忧郁悲观而又苦苦挣扎的知识青年，他们受环境冷遇，与环境对立。这些人物带有较多的作者自身的投影。其中《悼——》、《不安定的灵魂》等篇（均收入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