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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以写作抒情散文著称的，还有陆蠡（？—1942）和丽尼等人。陆蠡在抗战前写有《海星》、《竹刀》二集，文字清新委宛，对不合理的旧世界时时提出直接的控诉。《水碓》（《海星》）一文描叙被水碓捣成肉酱的童养媳的悲惨故事；《哑子》（《海星》）勾画了一个“天生的不具者”，一个受人剥削、践踏而诉告无门的劳动者的遭际；在愤激的语调里认识活动的特点及过程作了考察。把唯物论和无神论相结合，，表达了作者热爱劳动人民的正直心灵。一九四年出版的《囚绿记》，写在“异族的侵凌，祖国蒙极大的耻辱”（《池影》）的时候，而作者那时又留居在已成“孤岛”的上海，字里行间更是洋溢着“寂寞”和“激怒”的感情。文笔朴素，而清婉动人。陆蠡于一九四二年被日本法西斯强盗杀害。丽尼的散文集《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抒发了阴暗的时代给作者带来的苦闷，其中充满了“个人的眼泪，与向着虚空的愤恨”（注：《〈黄昏之献〉后记》），于低徊忧悒的笔调中回荡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如《鹰之歌》等篇），文字清丽，但缺乏具体描绘，有时不免给人以空泛与雕砌之感。
这一时期发表散文较多的另一位作家，是丰子恺（1898—1875）。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何其芳等人的作品受有较明显的外来影响，丰子恺的散文则更多的继承了我国传统散文的一些长处。他在一九三一年出版了《缘缘堂随笔》，以后又有《缘缘堂再笔》和《车厢社会》等问世。他的早期散文，或则赞美儿童的天真和歌颂人格的完整二律背反德国哲学家康德用语。指两个相互排斥的命题，，想“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缘缘堂随笔·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或则怅叹宇宙的无穷和时光的流逝，将“宇宙间人的生灭”比作“犹如大海中的波涛的起伏”（《缘缘堂随笔·阿难》）。这些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了对虚伪骄矜的社会风习的不满，状物写神，娓娓动听，但又往往只能引导读者避开现实，在幻想的空中楼阁中暂时忘却身边的尘垢和荆棘。稍后的散文具有较多的社会内容，描画了一些可喜可悲的人物和事件，如《三娘娘》（《车厢社会》）一篇，对城市底层人民艰苦的劳动生活寄寓了深厚的同情。于朴实平淡之中，写出一些耐人咀嚼的情景和事件，是丰子恺散文的艺术特色。
报告文学是在我国人民抗日救亡斗争中新兴的一种文学样式。它不同于杂感的偏于说理，也不同于散文的侧重抒情，它是文艺性的记事，用对事件的描述来表达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它以素描的手段将剧变中的社会生活迅速展示在读者面前，有助于人们及时认识现实。
“左联”对报告文学大力提倡。在一九三年八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左联”执委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提出了参考和采用“西欧的报告文学”形式“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的任务。“九一八”后，在报刊上开始出现一些短小的反映人民抗日斗争的报告性作品，《文艺新闻》刊载了《给在厂的兄弟——关于工厂通讯的任务与内容》、《报告文学论》等提倡和介绍报告文学的文章。《北斗》上也发表了有关报告文学理论的译文。这可以说是我国报告文学的萌芽时期。“一二八”战争发生，很多进步作家到前线去，写了不少反映战争情况的报告，刊载于《烽火》（《文艺新闻》战时特刊）和《北斗》等杂志上，执笔者有郑伯奇、适夷等和一些业余的文艺青年。还有一些报导收在《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一九三二年四月出版）一书里。随着反帝运动的开展，报告文学与“文艺通讯员运动”结合，作者和题材范围更加扩大，参加写作的有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店员；人民大众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灾难和反抗成了描写的主要内容。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活的记录》一书，就是各地较好的报告文学作品的选辑。在本时期最后两年内，由于抗日运动的高涨和“国防文学”的倡导，加之捷克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基希《秘密的中国》和墨西哥人爱密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中译本先后发表，进一步促进了报告文学的发展。一九三六年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和稍后由梅雨主编的《上海的一日》，所收辑的文章都是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写成的。茅盾在《中国的一日》的《序》里指出：“在这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横断面’上，我们看出了乐观，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众的觉醒；因为一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然而又一面是严肃的工作！”这些作品，确实相当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面貌。
本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优秀的作品。一九三六年六月，夏衍的《包身工》（注：载《光明》半月刊创刊号）发表。这是一篇真实地反映上海日本纱厂里一群失去人身自由的女工们的非人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这里“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地服务着的十五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作者着重地描写了其中一个外号“芦柴棒”的青年女工惨绝人寰的遭遇，有力地控诉了日本资本家及其帮凶——工头们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他还警告喝血自肥的殖民主义者要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预言黑暗的日子必将消逝，“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推拒的”。这篇作品是经过社会调查写出的，因为题材的现实性，作家的笔端又饱含着愤怒的感情，所以能在生动具体的描画里唤起读者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烈仇恨。
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辛辣的讽刺和浓郁的抒情笔调，逼真地写出了山西反动统治者在“防共”措施下所造成的“流言所播，草木皆兵”的情景。人们在春天里感受不到春天的温暖，周围布满了“恐怖的氛围”。作品对反动军阀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鞭挞，也是本时期一篇较好的报告文学。它同《包身工》一样，克服了过去报告文学只偏重于报导事实而不注意艺术加工的缺点，标志着我国年轻的报告文学的显著进步。报告文学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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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二） 第五节：其他作家作品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学创作的发展和收获，是多方面的；这在经历、倾向不同的作家作品中，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除了前面各个章节已经提到的以外，还有另外一些作家同样以自己的作品丰富了这个时期的文坛，标志着新文学创作的进步。“五四”时期在创作上已有成就的作家，这一时期由于受到革命形势的激励，作品的主题和题材有了新的变化。王统照于一九三三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山雨》。作品以军阀统治下的北方农村为背景，深刻反映了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苛捐杂税、天灾兵祸下农村经济的凋落，农民寻求出路的摸索与挣扎。长篇着重表现了自耕农奚大有由“靠地吃饭”到“另打算”的富于代表性的变化过程。奚大有“是个最安分，最本等，只知赤背流汗干庄稼活的农夫”，对于离开土地，流亡在外靠手艺吃饭的农民，他认为“即使任管如何拿钱，那不是本分，因此他并不欣羡”。但是当现实逼得他“活不下”的时候，他的顽强的“安土乐居”思想也动摇了。最初，由于卖菜的纠纷，他被兵大爷无理拘押，他父亲借债将他赎了出来。这项债务竟逼得他变卖田产，父亲更因此一气引起老病死去。奚大有的性格开始变得容易暴怒，“他的一颗诚学捐，旱灾，土匪，出兵差，饿兵据村骚扰，这一切全村人共同的灾难，也同样落在奚大有的头上，使他逐渐失去了对土地的依恋。现实的严酷终于使他否定了陈大爷的“命定论”的劝告，带着自己全家离开了“这残破、穷困、疾病、惊吓的乡间”，到都市去另寻活路。小说对奚大有变化过程的描写，“细密而具体”，使“农民被掠夺的过程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惊心的图画”（注：东方未明（茅盾）：《王统照的〈山雨〉》，《文学》第1卷第6号，1933年12月）。围绕着这一主要情节，作品还表现了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遭遇。奚大有的父亲——奚二叔，他勤劳忠厚，却又偏狭保守。年轻时曾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强开铁路的自发斗争，对于所有随铁路输入的各种洋货极表不满，他只是本分地守住自己的祖业，并想用刻苦的劳动增添田产和房屋，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使他变卖田产并由此送掉生命。此外，流浪雇农宋大傻的被迫“吃粮”，徐利的铤而走险，满腹牢骚的陈庄长，乐天安命的魏二，以至怀着涉茫的希望、终日枯坐“瓢屋”的徐老秀才，形形色色，各具特点。这些人物的生活和性格，不仅烘托了主要人物奚大有的命运，他的背离家园、奔向都市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