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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菲蒂，下午出去以后我根本就没有进房啊。”
“你他妈的偷偷溜进来，干这桩好事，就要弄得我不快活。快叫修理人员来把它关掉！”
“你干吗不关？”
“开关不知弄哪儿去了！”
罗西笑得不亦乐乎。勒菲蒂对我而不是对他大声斥责，他显然看不下去了。
勒菲蒂还在数落：“我简直一刻也不能睡，两个小时冷得我上牙咬下牙！”
“你自己怎么不叫人来修？”
“因为这是你干的事！”
“好，我去叫。”
“今晚你别跟我一起吃饭。”
“不去了，我自个儿吃。”
这时候，罗西爬在地下，从沙发椅子下面把开关拿了出来，说：“在这儿。”他把开关放还原位，关了空调。
房间里烟味太浓，勒菲蒂的盛气太浓，我无法忍受。我出了房间，罗西跟着我也出了门。我们站在大厅里。我说：“托尼，我回去，把那个混蛋一刀捅死。”
“嘿，多——”
“我实在对他忍不下去了。我要把他捅死，然后我们到游泳池那儿去，让别人发现那儿躺着个尸体。他们发现的是个党徒的尸体，谁管啦？”
“咦，多尼，不能性急。”
我有许多事心烦，平时每天还受这种窝囊气。罗西以为我真会那么干。我和勒菲蒂就这么在一起混日子。
5月5日这天早上，我和勒菲蒂通了电话，这是例行公事的电话。从他说话的口气说明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完全属于正常的闲聊。说完就再见。
到了晚上，我按惯例打了电话。露易斯说：勒菲蒂不在，她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第二天早上我又打了电话。露易斯说勒菲蒂还没有回家。她仍然一无所知。
我给在纽约的案件特工杰里·罗尔打了电话，对他说：勒菲蒂不知去向。他说：他们接到两个知情人的报告说：3个布拿诺副官头天晚上被打死。3个人是：腓利·鲁克、孙尼·雷德和比格·特林。
这3个人显然是应召到布鲁克林参加“和平会谈”，以弥补分歧，地点在一家有饮食服务的商业单位。我们的情报表明：3个人正是在这儿被害。目前尚未发现尸体。
反对勒斯蒂·拉斯苔尼和孙尼·布拉克的核心人物突然一下子被干掉了。另一个主要反对派凯撒·帮万特由于受到武装指控而被关押在纽约纳塞县的监狱里。不过，有消息说：他已决定怎么也要投向孙尼那一边，而且还连同拉链分子一道投过去。
3天以后的一个下午，勒菲蒂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刚刚到这里来了。”
“同露易斯谈过吗？”
“今天早上给她打了电话，谈了两分钟就行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因为她昨晚把我的衣服全都送了过来，满满一箱子。她把短裤给漏掉了。一开始她还哭。我说：‘哭什么，我已有了衣服。’”
“我给了她1，000块钱，你看，因为我不知道究竟要待到什么时候。”
他躲在拉比托的寓所里。他说：“在这儿还要待些时候，不过我先给你透点风声。”
“我在听，你说吧。”
“万事如意啊，我们胜利了。有几个小混蛋跑了，不过他们还回来。他们回来，我们给他们圣所。”
“是吗？”
“我们要你干的是：我们还打算再干一次。我和那个家伙日夜在一起，稍微耐心一点。”
“是啊，我估计有什么事要干，所以我不停地给露易斯打电话。你不知道要外出多久？”
“不知道。今天晚上我特别困。今天晚上余下的时间我要在家里待着。”
“那么，你就待在家里？”
“啊，一直待到有电话来叫我。你知道我说的话是关于哪一方面情况吗？”
“知道。”
“大家都非常高兴。他们那两个家伙外出到海滨去了——别提他们的名字。”
“好的。”那是指乔·普玛和史蒂夫·玛鲁卡。
“他们现在是我们的人了。多尼，现在你不要和我说话，想一想发生了什么事。”
“是，好的，”我想象到谋杀。
“你明白吗？”
“我明白你所讲的意思。”
“现在他们归我们了。那边天气怎么样？”
“天气很好。什么都清清爽爽的，你可以过来。”
“啊，我还要看看有什么情况。目前还不能去。我还得待在这儿。有什么事吗？”
“你知道，我正在注意某些事，说不定值得干一下，可能弄到10，000块什么的。”
“哈哈，那太好了，朋友。我们可以用一用。我正要付清那些乱七八糟的费用。”
“所以我估计一下，要送去1，000块。”
“她很感谢。”
“我看，你可能还要出去再待五六天。”
“那倒可能更长一些日子。因为明天是母亲节，大家都想回家，个个都闲着。明天早上我要去见他。”
“你还得有一次行动。”
“对。好了，再见。”
3名副官被谋杀以后过了6天，“菲力普·腓利·鲁克·加科”的妻子向纽约的苏福克县警察局作了报告，提供了她丈夫失踪的情况。
5月12日，星期二，勒菲蒂打电话对我说，孙尼要立刻见我。我对他说，我还有一两天时间清理一些业务，然后才能去见他。勒菲蒂说：“这事儿非常重要，你一安排好就尽快告诉我。”
我在佛罗里达并没有什么业务要清理。但是，尽管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也不想给人以迫不及待的感觉。孙尼要召见我，有一两个原因。要么我去了被他们干掉，要么是同我谈谋杀的事，或许还有“另外一次行动”，仍然等着有人去负责执行。
无论是哪一种使命，对我来说作一次安排都是至关紧要的，时间不能拖得太久。
5月14日下午，我乘飞机到了拉瓜迪亚机场。一下飞机，我立刻就看到了我要找的特工比利·弗利恩。我默默地跟着他到了男卫生间，他悄悄送给了我一个装着发射机的袋子。我塞进了运动上衣的口袋里就走了出去。
我租了一辆车，开到布鲁克林的格拉汉姆大道与威瑟斯街道那里。车子就停在影院俱乐部对面威瑟斯街道上，到达的时间大约是3点30分。我没有把车停在俱乐部前面，因为我想走一段路，观察一下街区的形势。
近几个星期，我和总部的朱利斯·波拿伏龙塔保持了定期的电话联系。我和朱利斯在纽约曾一起搞过街道工作。搞隐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内部要有个完全可以信赖的朋友，他能对你以及你所处的形势有所理解。你不仅把他作为知己，和他谈心，而且他还有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为你周旋。对我来说，朱利斯正是这样的朋友。他能处理内部的一些政策，让我得以授权并得到支持。每遇到挫折我总是给朱利斯打电话，而且在碰到某种刻板的态度时，我总要说：“真令人难以相信。”
在联邦调查局方面，他们在明白情况以后，经常能和我们的思想方法相一致。
最近，朱利斯不断地注意我的情况。“你累了吗？常回家吗？你以为很快就能撤回来吗？”
现在，对于谋杀方面的事，总部感到很紧张。他们得知我要和孙尼相见，有一两个人以为这是孙尼在对我设圈套，可能要加害于我。我说：“我是孙尼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害我？要我挺住的人当中，孙尼是其中之一。”朱利斯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孙尼并不会对我有什么企图。
不过，大家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紧张情绪。孙尼现在是反对派报复的对象。我紧跟着孙尼——因此，我也就成了一个被报复的对象。
他们不仅要派一个监视组跟踪我，这倒是合乎情理的，可是，他们还想把特种武器袭击队的队员隐藏在屋顶上。我说：“你们这是疯了吗？在那个里弄里，孙尼住的里弄，你们能把持枪的队员送到屋顶上吗？我觉得，把队员们分散到街道上倒还可行。”
技术安排的实际协调者是吉米·卡利斯特罗姆。这个安排包括监视组。我特别提出来，要求帕特·科尔根作为街道行动的督学员，负责监视组的工作。
监视组在进出行动中并不仅仅处于被动地位，一旦出现了麻烦，他们就可以主动打入。这些特工大多数不认识我，只是见到过我的照片。他们不了解我的谈话方式，也不了解孙尼的谈话方式，再加上静电和干扰使传话不确切，监视组可能对谈话引起误解，过早地采取行动，对我们进行搜查，从而破坏了整个行动计划。
对我来说，设立监视组比根本没有监视组更具有危险性。如果他们分散在那个里弄的街道上，某个队员要向某人通风报信，他首先到什么地方去呢？他首先就直接到影院俱乐部去告诉孙尼·布拉克，因为他是这个里弄的主要人物。
我来到街区，朝影院俱乐部那里走。我知道监视组的人就在附近一带。我在注意他们，肯定他们已经各就各位。我受过训练，也有经验，能够看清大街上这一类的行动。我仔细观察，知道他们已经到位。我从来不认识他们，根本没有见过他们。他们一个个都是好样的。
孙尼在酒吧间等候。外场上显得很平静。布比在玩电子弹球机；查利在酒吧后面；吉米·莱格斯也在那里。还有一个我不曾见过的伙计。他叫雷，我后来才知道他叫雷·威恩，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知情人，和乔伊·马西诺及孙尼在一起于事。1980年，那次对伊朗国王妹妹的住宅进行的偷盗活动流了产，其实正是威恩开枪打伤了自己的手。当时我们彼此并不了解对方的真实身份。
我走进去，同孙尼·布比和吉米分别接吻拥抱——这都是正常的问候。“你怎么样？”“佛罗里达怎么样？”一切都很正常。孙尼要我到后室去。我们坐在牌桌旁。
他开头就说：“你知道，我们已经干掉了3个家伙。他们完蛋了。迈阿密那里有可靠的人吗？”
“有。怎么？”
“因为有个家伙跑了。是布鲁诺。你知道安托尼·布鲁诺那家伙吗？”
安托尼·布鲁诺·英德利卡托是孙尼·雷德的儿子。“我可能见过他，记不得了。”
“我以为他到了迈阿密，因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