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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算完成了一桩大事。”林福山对苗丰和赵元红说。
“我们这就和你们两口子一样，开始厮守了。”赵元红对林福山和苏静说。
苗丰陪着刘书记和韩老师一直喝到半夜，几个人都喝得酩酊大醉，赵元红扶着苗丰不停地给他擦洒在身上的酒水。韩老师站起来冲刘书记大嚷：“你……你……还写那个……苗丰强奸的通告吗？你……敢写吗？你看苗丰……像强奸犯吗？赵……元红嫁了他！人家……是真心相爱！”刘书记也站起来大嚷：“我没写！我拖……拖了几个月……都没写！我弄明白了！乔大小姐他爸……也不让我写，怕丢……人！怕丢人啊！”
苗丰猛喷出了一口酒，晃着身子站起来，重复了两句刘书记说的“怕丢人”，然后瞪着赵元红看了好几秒钟，突然哈哈大笑。
盐川一些年轻的画家们也前来贺喜，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那些艺术青年在谈论苗老师艺术成就时，把苗老师比喻成了盐川的“徐悲鸿”，苗丰步履蹒跚地走过去阻拦那些年轻画家们的说辞，脸色十分难看，刚说了几句话就顿住，起伏了几下胸口，喷出了胃口里所有的东西。
艺术青年中也有人知道些苗丰和石海珊的事，于是有人示意，家喻户晓的蒋碧薇背叛徐悲鸿故事和苗老师的爱情故事几乎是重合的，这个比喻不得，于是大家顿时安静，几个人上前想安慰几句，却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赵元红把苗丰按在椅子上坐下，转身给苗丰倒了杯茶。有几滴泪水不听话，竟落在了有些颤抖的茶杯里。
康晓娴
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让我难受了好几天。梦中，我是新娘，苗丰是新郎，我们站在早已消失的“鸳鸯茶”的画室里，对很多人鞠躬。那些人我都不认识，他们脸上没有笑容。我找不到主持婚礼的司仪，找不到本应该站在我们身后的主婚人和证婚人……
“我做了个梦，梦见我们结婚了，婚礼有点凄凉。”我对苗丰说。
“是我的那些事影响了你？”苗丰问。
“我不知道。”我说。
苗丰望着窗外。我想，他一定是在想我和他会不会走向婚姻。
巴巴老爹说，他求了菩萨，拜了观音，又专程去了一趟城北的圆通寺许愿，想在有生之年看到苗丰有个圆满的爱情。
“爱情”两个字从八十岁的老人嘴里说出来，有点滑稽，但我确实感觉到了老人的心思，他甚至让苗丰为我画一幅画，画个我的肖像——我手里拿着玫瑰花的肖像。
我去问朋友们我的梦是吉是凶，在见到林福山和苏静的时候我也说了我的梦。没有人给我解梦，他们只是提醒我，在苗丰的抑郁症渐渐好转的时候，“你别不小心和苗丰玩上了接力”。
苗丰的故事讲到1998年的时候，因为我的一个梦，他暂停了讲述。整整二十天，我在和苗丰约会的时候只是喝茶聊天，他给我讲豆沙镇的地震，讲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讲“欣弗”事件和泰国的军事政变，他甚至在和我喝茶的时候给我讲起了紫砂壶的鉴赏，我竟然学会了什么叫光素器什么叫筋文器什么叫花塑器，明白了捺底、足圈、钉足……
这时候，我对鸳鸯茶念念不忘，心想，苗丰的鸳鸯茶是个特立独行的茶文化，被他就这样放弃，真的很可惜。
苗丰给我讲第一场故事的时候，我就开始了在和故事里的女人偷偷“抵抗”的情绪，他那时并不像现在这样体贴，自顾讲下去。而这次，我告诉了他我的一点点感受，他表现出的很有男人味的体贴，让我心里涌出了很多温暖。
不知怎么回事，我也开始了石海珊所说的感觉，从前的一切事，都渐渐变得抽象，真的就像电影里的一个片断，一个动作，或者一滴血、一滴泪。苗丰给我冲沏的鸳鸯茶越来越精道，他甚至数那些曲卷着的茶叶和峭菜，按照最好的味道和口感给我配比，“茶叶要放二十片，峭菜要放十二片……”
石海珊再次在E…MAIL和QQ中催我结婚，她说应该快点结婚，帮苗丰再经营一处“鸳鸯茶”。
“那是种什么味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苗丰的‘鸳鸯茶’还没诞生，这都是命，我们注定成不了‘鸳鸯’。”石海珊说。
“是种很苦的味道，峭菜就像黄连一样苦，在开水中，峭菜的苦味能随着热气蒸发，飘起来的气味十分特别，而蒸发掉一些苦味的峭菜留下的是十分爽口的感觉，和茶叶正好匹配，很美妙。”我说。
“我还是想像不出来。峭菜就只有盐川有吗？”石海珊问。
“峭菜是九丝山上的植物，苗丰采来了自己种的。”我说。
“真的是僰人留下的吗？峭菜，还有‘鸳鸯茶’？”石海珊问。
“我不知道。我感觉，这些都像是苗丰找的寄托。”我说。
石海珊还问我，苗丰什么时候讲1998年以后的故事，是不是不再讲了。我说，这一段时间很难得，没陷在那些故事里，生活简单得多。石海珊开始沉默。
我知道石海珊的心思，她太想知道苗丰的事了。
我对苗丰说，你讲讲“1998”以后的故事吧，我想听。
第六幅油画
一大片旗帜在飘，昂扬，热烈。阳光灿烂，彩旗被照得异常明亮。地面被旗子遮挡得有些阴暗，一个长着人的身体和器官的硕大昆虫，手中拿着一把沾了鲜血的长刀，躲在暗处虎视眈眈，它悬在半空，有些失重，但面目却依然冷酷狰狞，握住长刀的手臂青筋暴露，肌肉和骨骼都呈紧张状态，甚至连胯下裸露的**也膨胀着显露威胁。昆虫的身下有很多方方正正的“字块”，却不是人间的文字，仅仅是些象征着文字的符号。昆虫的身后是一些古老的门板，门板上，若干个菱形分割出了各自的封闭区域，在每个菱形里面，都有一个人或动物的器官，就像一面面用各种彩色线条装饰出来的壁画拓片，凝重，深沉，神秘，充满诱惑。
你是在说人的兽性吗？康晓娴问。
这是蛊，是传说中的东西。把很多毒虫集中放在一个容器里，它们会相互残杀吞噬，最后留下的那个虫子就叫“蛊”。巫师和术士用这样的虫子害人。苗丰说。
上面彩旗飘飘，下面残杀吞噬？康晓娴问。
那时我势头正旺，何乾江突然杀了伍大顺。苗丰说。
石海珊说，苗丰画的一幅画曾经就挂在她的床边，那是她在豆沙镇的新房，是刘家人砸碎那幅画，激活了她离开豆沙镇的决心。
石海珊说，苗丰迟早会遇到赏识他的人，他若生在古代，一定会成为皇上身边的画师，他在现代，就应该大富大贵才对。
“他那幅画画的是我，当时我很惊讶，他竟然能几笔就‘掌握’了我的特点。那时我夸他善于抓住人的特点，他说，以后要是真当上了画家，光抓人的特点肯定不够，要抓住人的内心——他那话真像是对我说的，他说‘人心叵测’。”石海珊说。
康晓娴在第六幅画中读到了“恐怖”，并不只因为苗丰提到的何乾江杀伍大顺，更多的恐惧感来自那个“蛊”和围绕在“蛊”周围的“文字”。她第一次觉察出，画家的图像述说和自己的文字述说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而画笔下“叙说”出的意象，敲打的神经，都似乎具备不可言传的特性。
《鸳鸯茶》
一张三米高、一米半宽的画布被苗丰挂在了墙上，他在上面涂满了深深浅浅的褐色油彩，只留下了少许的空白，空白处是两个人和一个悬棺的轮廓。苗丰站在这片褐色前足足端详了两三天时间。这是苗丰第一次操作“纯”油画——他从前的作品虽然很像油画，但里面夹杂了太多的元素，有国画的成分，有版画的成分，还有一些元素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几乎没用过“画刀”，也根本不去用“拉”、“擦”、“砌”、“刮”等技法。他想，当初韩明伦老师给他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老苏联的油画教程，而他从来都是抱着批判的态度进行学习和创作，从前那些画的信息量的分量远比绘画技巧的分量重，韩老师也一直默许那种并不“纯粹”的“折腾”。这次，苗丰想“回归”。
赵元红每天下班后都会在画室里安静地陪苗丰一会儿，每个周末都会和苗丰一起去郊外的学校接苗营和巴巴老爹回鸳鸯街住两天。赵元红觉得相夫教子是很惬意的事情。十一岁的苗营一直没能开口叫“妈”，却把“阿姨”叫得很甜。
“十二，你说要是我们这里也发大水了，我们怎么办？”赵元红搂住苗丰问。
“胡说，盐川从来就没发过大水，这是山区。”苗丰说。
“山区也有山洪暴发啊。你说，我们怎么办？”赵元红还问。
“什么怎么办？抗洪抢险啊！”苗丰说。
“我是说，我们的好日子就一下子没了，那可怎么活……”赵元红说。
“胡思乱想。”苗丰说。
1998年，水灾成了全国百姓的话题。上海的海潮艺术沙龙给苗丰打来电话，准备拍卖一些艺术品支援抗洪救灾，苗丰拿出两幅作品快递到上海，拍出的五万元全部委托上海方面捐献给了灾区。很有处事经验的民政部门把烫金的捐献证书直接寄给了盐川县文化局，苗丰的名字再一次被各级领导提起。
这时，乔春兰已经为自己在爱情方面的莽撞付出了代价，她无法开展艺术馆的工作，只好辞职回家。盐川艺术馆就像一堆废墟，只剩下了门房里的看门人。这幢1950年代的砖木建筑没有人气，越发显得破烂不堪。县文化局有人提议让苗丰来接管艺术馆，刘书记找到苗丰想听听他的意见，却被苗丰一口回绝。
“让它脱离体制吧，放在那里，永远是你们的心病，但我不可能去接管艺术馆，我不想再进入体制中。”苗丰说。
“你有没有好主意让它活起来？”刘书记十分诚恳。
“你们应该把它承包给艺术家们，让他们自己经营，让艺术馆变成盐川的风景。”苗丰说。
“盐川可不是上海啊。”刘书记说。
“盐川有二十多位画家，有十几位出名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