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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先生告诉我的。”司机突然说。
“告诉什么？”
“上帝的电话号码。”
我轻叹一声，轻得几乎听不出来。是我脑袋不正常，还是他们神经出问题了呢？
“只悄悄告诉你一个人？”
“是的，只悄悄告诉我自己。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您也想知道？”
“可能的话。”我说。
“那我说给您听：东京945……”
“等一下。”说着，我掏出手册和圆珠笔记下电话号码。
“告诉我这样的人不要紧么？”
“不要紧的。也不是任何人都告诉，但你像个好人。”
“谢谢。”我说，“可是向上帝说什么好呢？我又不是基督教徒。”
“我想那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你如实他说出自己所想的所苦恼的就行。哪怕再无聊无谓的话，上帝都绝对不会厌倦、不会嘲笑的。”
“谢谢你。打打看。”
“打打好。”司机说。
车开始顺利行进，前方已现出新宿的楼字。车到新宿之前我们再没说什么。
4．夏日的结束和秋天的开始
车到目的地时，街头已笼罩在淡蓝色的暮霭之中。告知夏日结束的凉爽的风滑过楼字间的空隙，拂动下班归来的女孩们的裙边。她们凉鞋的“咯噔”声，回荡在瓷砖贴面的人行道上。
我爬上一座大厦的最顶层，走进轩敞的酒吧，要了HEINEKEN啤酒①。啤酒上来等了10分钟。这时间里我把臂肘拄在椅扶手上，支颐合目。什么也想不起来。闭上眼睛，响起几百个小人拿扫帚在我脑袋里清扫般的声音。他们连续扫个没完，谁也没想到用垃圾铲。
①一种荷兰啤酒，酒精含量较低，一般译为“喜力”。
啤酒端来，我喝了两口。小碟里的花生豆也全部吃了。已不再闻扫帚声。我走进收款机旁边的电话间，给耳朵漂亮的女友打电话。她不在她的房间也不在我的房间。大概到哪里吃饭去了。她绝对不在家里吃饭。
接着，我拨动分手妻子的新公寓电话号码。铃响两次时我转念放下听筒。想来也没什么可说的，并且我也不愿意被看成没有神经之人。
此外便没地方可打电话了。在这座足有一千万人流动往来的城市的正中，可以打去电话的对象只有两个，且一个是离婚的妻子。无奈，我把10元硬币放回衣袋，走出电话间，向身旁走过的男侍者要了两瓶HEINEKEN。
一天即将这样过去。有生以来似乎还没有过如此无趣的一天。夏日最后一天本应多少有它的情趣才是。然而这一天竟给人拉扯得团团转，拨弄得团团转。窗外阴冷的初秋夜色横陈开来。地上小小的黄色街灯永无尽头地列队而去。从上面看去，就好像在等人将它一脚脚踩灭。
啤酒端来。我拿起一瓶打开，把两碟花生全部倒在手心，依序吃将下去。邻桌四个学游泳归来的中年妇女一边唧唧喳喳说着什么，一边啄着五颜六色的热带鸡尾酒。男侍者站得笔直，唯脖颈稍歪打着哈欠。另一个男侍者向一对中年美国夫妇介绍菜谱。我吃掉所有花生，喝干第三瓶啤酒，之后再没事可干。
我从牛仔裤屁股口袋里拽出信封打开，一张张数点这捆万元钞。扎着纸条的新钞捆，与其说是钞票，莫如说更像扑克牌。数到一半，手指刺刺地作痛。数到96时，一个年老的男侍者走来撤下空瓶，问我再来一瓶如何。我数着钞票默默点头。看起来他对我数钞票毫无兴致。
数罢150张，装回信封，插回屁股口袋。这工夫新啤酒上来。我又吃了一碟花生豆。吃完心想为什么这么能吃呢？答案只有一个：肚子饿了。想来早上到现在只吃了一块水果蛋糕。
我叫男侍者拿菜谱给我看。煎蛋卷没有，但有三明治。我要了奶酪黄瓜三明治。问附加物，说是炸马铃薯片和泡菜。我不要炸马铃薯片，让他把泡菜加大一倍。顺便问有没有指甲剪。当然有指甲剪。宾馆里的酒吧实在应有尽有。一次我曾在宾馆酒吧借过《法日辞典》。
我慢慢喝啤酒，慢慢看夜景，慢慢在烟灰缸上剪指甲。然后又看一次夜景，给指甲打锉。如此时间里，夜深了下去。在消磨城市时间方面，我正往专家水平逼近。
天花板扩音器呼唤我的名字。一开始没听出是我的名字。播完几秒钟后，我的名字才渐渐带有我名字固有的性质，不久在我头脑中变成纯粹的我的名字。
我扬手做个手势，男侍者把手提式无线收发报机送到桌前。
“原定计划有所变更，”一个听过的声音说道，“先生情况急转直下，已再没多少时间。所以，给你的时间期限也要提前。”
“提前多少？”
“一个月。不能再等。一个月后羊找不到，你就万事皆休，哪里都不存在你的归宿。”
一个月，我转了下脑筋。但我头脑中时间观念如一团乱麻，一个月也罢两个月也罢似乎无甚区别，原本就没有基准说找一只羊一般需多长时间。
“居然知道这地方！”我试着说。
“一般事情我们都知道。”对方道。
“除羊所在地点以外。”
“是那么回事。”他说，“总之你得动！你太浪费时间。最好想想自己的处境。将你逼入如此处境也是你自己本身。”
的确如他所说。我用信封中最上面的万元钞付罢账，乘电梯下到地面。地面情形依旧，地道之人以两条腿地道地行走。但这光景并未使我怎么释然。
5．1/5000
回到家，信箱里连同晚报一起进来三封信。一封是银行存款余额通知；一封是百般无聊的晚会请柬；一封是半旧车销售中心直接邮寄的广告，大意是说如换一辆高一档次的车，人生将多少变得鲜亮。多管闲事！我把三封信摞在一起从正中撕开，扔进纸篓。
我从电冰箱拿出果汁倒进玻璃杯，坐在厨房餐桌旁喝着。桌面上有女友留的便条，写道：出去吃饭，9点半回来。桌子上的数字电子钟显示现在时间是9点半。注视当中，数字变成31，稍顷变为32。
看钟也看得腻了，遂脱衣淋浴，洗头。浴室有4种洗发香波和冲发剂。她每次去超级商场必买一点新的杂物回来，进浴室每次都增加一点什么。一数，刮须膏有4种，牙刷有5打。依序组合起来，数字十分了得。我走出浴室，换上散步用的短裤和T恤。于是身上挥之不去的不快感不翼而飞，好歹神清气爽起来。
10时20分，女友拎着超级商场购物袋回来。她总是夜间去超级商场。纸袋里装有3支扫除用的刷子和一盒曲别针和彻底冰镇过的6罐啤酒。我又可以喝啤酒了。
“羊的事。”我说。
“所以我不是说了么。”她应道。
她从电冰箱拿出一盒香肠罐头，用平底锅炒了。我吃三条，她吃两条。凉爽的夜风从厨房窗口吹来。
我说公司发生的事，说车，说那座公馆，说那个奇妙的秘书，说血瘤，说背部带星纹的短粗壮实的羊。说了很久，说罢时钟已指在11点。
“情况就是这样。”我说。
我说完后她也没显得怎么吃惊。边听边一直掏耳朵，连打几个哈欠。
“什么时候出发？”
“出发？”
“不是找羊去吗？”
我手指依然挂在啤酒罐易拉环上抬脸看她。
“哪里也不去。”我说。
“不去不会不妙？”
“没什么不妙。反正我早就打算离开公司，不管谁怎么找麻烦，饭碗总还是找得到的。总不至于连命都搭上吧？”
她从盒子里抽出一支新棉球棒，用指头旋转摆弄了一会。“可事情没那么简单。总之找到一只羊不就可以了么？满有意思的嘛！”
“谈何容易！北海道比你想的大得多，羊也有几十万只。如何能从中找出一只羊来？笑话！就算那只羊背上有什么星纹！”
“5千只。”
“5千只？”
“北海道的羊的只数。昭和二十二年①有27万只，如今只有5千只。”
①1947年。
“何以晓得？”
“你出去后我去图书馆查的。”
我叹口气：“你什么都知道。”
“那也不是，不知道的要多得多。”
“唔。”我打开第二罐啤酒，往她杯子和自己杯子各倒一半。
“反正北海道如今只有5千只羊，据政府统计资料。怎么样，心情多少轻松些了吧？”
“一回事。”我说，“5千只也好27万只也好，没有多大差别。问题在于从天边的大地上找出一只羊来。更何况一点线索也没有。”
“线索不是没有。照片有，另外不是还有你朋友么？我想从哪个渠道都可以有所收获。”
“两个都虚无缥缈。照片上的风景随处可见，鼠那方面信封邮戳都模糊不清。”
她喝口啤酒，我也喝了一口。
“讨厌羊？”她问。
“喜欢。”我说。
脑袋又开始乱套。
“不去这点，已经决定了。”我说。原本说给自己听，结果却不像。
“不喝咖啡？”
“也好。”我答道。
她拿下空啤酒罐和玻璃杯，用水壶烧水。等水开的时间里，她在隔壁听音乐磁带，乔尼·里巴斯连续唱了《夜半专题》和《飞转贝多芬》，接着唱《秘密老龄人》。水开后，她边冲咖啡边随着磁带哼唱《乔尼·B你好》。这时间我一直看晚报。十足的家庭光景。只要没有羊问题，我本可以满心欢喜。
在磁带转完传来“咔”一声动静之前，我们一直默默喝咖啡，嚼几片薄饼干。我继续看晚报，全部看罢又重看同一地方。政变，某电影演员死了，有猫擅耍杂技。全都是与我不相干的事。这时间乔尼·里巴斯接着唱旧摇滚曲。磁带转完，我叠起晚报，目视女友。
“我还不大清楚。不错，较之什么也不做，还是四下找找羊为好，哪怕一场徒劳。只是，我可不愿意给人指使受人威胁被人耍弄。”
“可是，大家活着都多多少少给人指使受人威胁被人耍弄嘛。何况，没东西可找的时候甚至也可能有的。”
“或许。”稍顷我说道。
她继续默默掏耳朵。发问不时闪出丰满的耳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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