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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荡漾着雨味儿。幸亏抓紧了时间。我们朝着那建筑物径直穿过草场。厚厚的夹雨云层——并非刚才那样支离破碎的云絮——从西边渐渐压来。
草场宽广得令人不耐烦，无论怎么快步行走都感觉不出是在前进。距离感根本无从把握。
回想起来，在如此宽广平坦的大地上行走还是第一次。就连极远处的风势都好像拿在手心一样清晰可见。鸟群和云流交叉似的从头顶向北移去。
当我们花很长时间来到建筑物跟前时，雨已经淅淅沥沥飘零下来。房子比从远处看时大得多，也旧得多。白漆犹如疱痂似的到处卷起剥落。剥落部分经过长期风吹雨打已经变黑。漆剥落到如此地步，恐怕必须把旧漆全部除掉才能重涂。而想到那番麻烦，虽然与已无关我都觉得厌倦。无人住的房子势必变朽。这座别墅显然已经越过了可以挽回的临界点。
同房子的破旧形成对照的是树木。树木一个劲儿猛长，宛如电影《瑞士的鲁滨逊》中的树屋一样把建筑物团团围在中间。由于长期没有剪枝，树枝只管横七竖八舒展开来。
考虑那条山路的危险，我很难想象出在40年前的过去羊博士是怎样把建房材料运到这地方来的。恐怕把所有体力和钱财都投进了这里。想到闷在札幌那家宾馆二楼黑麻麻的房间里的羊博士，我很有些不忍。假如作为一种类型存在一种所谓得不到回报的人生，那么羊博士就是个例证。我站在冷雨中仰视建筑物。
同在远处看时一样，根本感觉不到有人活动的气氛。窄窄高高的上下两扇窗外侧套的木百叶窗沾了厚厚一层细小的沙尘。雨使沙尘以奇妙的形状固定下来，上面落下新沙尘后，新雨又同样把它固定住。
房门齐眉高处开一个14厘米见方的玻璃窗，内侧挡着窗帘。球形钢门拉手的缝隙也挤满了沙尘，手一碰，啪啪啦啦掉了下来。门拉手虽如老年人的槽牙晃晃荡荡，门却拉不开。三块橡木板拼成的旧门远比看上去结实。试着用拳头敲了几次，当然没有回音，只有手痛。巨大的米储树枝在头上随风摇曳，发出沙山崩塌般的声响。
我按管理员教的去摸信箱底。钥匙悬在内侧一个挂钩上。是老样式的钥匙，手摸部位已经白白的了。
“钥匙总放在这地方不危险吗？”她问。
“没有人专门跑到这里偷东西又扛回去的。”我说。
钥匙近乎不自然地同锁孔正相吻合。钥匙在我手中“咕噜”打了个转，随着“咔嗤”一声令人快意的响动，门锁开了。
由于百叶窗长期关闭，房间黑暗得不正常，好半天眼睛才适应过来。
房间很大。很大，很静，一股老仓房味儿。小时候闻过的味儿。旧家具和弃置不用的地毯坐垫之类酿出往昔时光的味儿。我伸手关上门，风声立时消失。
“你好！”我试着大声叫道，“没有人吗？”
当然叫也没用，不可能有人。只有壁炉旁边的挂钟“嗑嗑”刻录着时间。
我脑袋混乱了几秒。黑暗中时间前后颠倒，几个场所重合在一起，几乎令人窒息的感情记忆如沙般崩溃。但这只是一瞬之间。睁开眼睛，一切恢复正常，眼前惟有异常呆滞的灰色空间壅塞四周。
“不要紧？”她担心地问。
“没什么。”我说，“进去再说吧。”
在她寻找电灯开关的时间里，我在幽暗中细看挂钟。挂钟是由三条细链吊起三根花管来上发条的。三根砣管都已下落得不能再下，但挂钟仍拼出最后气力运转不已。从细链长度来看，砣管落到下面大约需一周时间。就是说一周前有人在这里给钟上过发条。
我把三根花管上到顶端，然后坐在沙发上伸开腿。沙发很旧，看样子战前即已使用，但坐起来满舒服，不软不硬，与身体浑然一体。有一股人手心那样的气味儿。
过了一会，随着“咔”一声低音，电灯亮了，女友从厨房出来。她手脚麻利地这里那里检查完客厅后，在长沙发坐下来吸薄荷烟。我也吸薄荷烟。同她交往以来，我也一点点喜欢上了薄荷烟。
“看情形你的朋友准备在这里过冬。”她说，“大致看了下厨房，燃料食品足够过一冬的。简直成了超级商场。”
“可本人不在。”
“去二楼看看。”
我们登上厨房横头的楼梯。楼梯中途一下子转成不可思议的角度。上到二楼，空气好像差了一层。
“头有点儿痛。”她说。
“很痛？”
“不，不怕的，别介意。已经习惯了。”
二楼有3个卧室。夹一道走廊，左边是个大房间，右边是两个小房间。我们逐个打开3个房间的门。哪个都只有最低限度的家具，空荡荡暗幽幽的。大房间里有张双人床和一个地橱。床只是空架子。一股僵死的时间气味。
仅有里头的小房间残留着人的气息。床拾掇得整整齐齐，枕头略为留有凹坑，纯蓝色的睡衣叠放在枕旁。床头柜放一盏古色古香的台灯，旁边扣着一本书，康拉德的小说。
床旁有个橡木做的结结实实的衣柜。抽屉中整齐塞满男人用的毛衣、衬衫、长裤、袜子和内衣。尽管有的擦损了有的开线了，但东西地道。其中几件有印象。是鼠的。37号衬衫和73腰围的裤子，没错儿。
靠窗摆着近来不易见到的式样简练的旧桌旧椅。桌子抽屉装着廉价的自来水笔和三瓶备用墨水，还有写信用品，信纸全是白的。第二格里有吃了一半的罐装止咳糖和零零碎碎的小东西。第三格是空的。没有日记没有手册，什么也没有。多余之物看来全给他归在一起处理掉了。一切整理得过于井然有序，这使我有些不快。手指在桌面一划，指尖沾了白灰上去。灰不太大，同样不过一周时间。
我把上下两扇窗推一扇上去，打开百叶窗。掠过草地的风增加了强度，乌云流得更低了。草场犹如痛苦翻滚的活物在风中扭着身子。远处有自桦，有山，同照片毫无二致，只是没有羊。
我们下楼，又坐在沙发上。挂钟响了一阵子前奏，打响12点。我们沉默到最后一响消失在空气中。
“往下什么打算？”她问。
“好像只有等待，”我说，“一个星期前鼠还在这里，东西也都剩着，肯定回来。”
“不过要是那之前下起雪来，我们可就得在这过冬了，况且你那一个月期限也要过期。”
如她所言。
“你耳朵没感觉到什么？”
“没有。一张开耳朵就脑袋疼。”
“那，就在这慢慢等鼠回来好了。”
总之此外没其他办法。
她在厨房煮咖啡的时间里，我在宽敞的客厅里转了一圈，每个角落都看了一遍。墙壁正中有个地地道道的壁炉。没有最近用过的痕迹，但已做好用的准备，想用随时可用。几片橡树叶搁在炉口。还有一个大型煤油炉，以便没有冷到需烧木柴时使用。燃料计显示里边注满了油。
壁炉旁边是带有玻璃门的固定式书橱，满满排列着多得惊人的旧书。我拿出几本啪啪啦啦翻了翻，哪本都是战前出的，基本无甚价值。地理、科学、历史、思想、政治方面的书占了大部分，除了用来研究40年前一般知识分子的基本教养之外，根本派不上用场。战后刊行的书固然也有，但就价值而言可谓大同小异。唯有《普鲁塔克英雄传》和《希腊戏剧选》及其他几本小说兔遭风化而存活下来。在漫长的冬季里即使这样的东西也可能用处不小。不管怎样，我还是第一次目睹无价值的书籍如此济济一堂。
书架旁边有同样固定的博古架。上面摆着一套60年代中期流行的小书架形扩音器、增音器和电唱机。大约200张唱片哪一张都伤痕累累，但至少并非毫无价值。音乐没有思想那么容易风化。我按下真空管增音器的电源开关，随手拣一张唱片放上唱针。奈特·金·科尔在唱《国境以南》。房间空气似乎倒回了60年代。
墙壁对面等距排列着4面高180厘米左右的上下扇窗。从窗口可以看见草场上灰漾漾的雨。雨下大了，山脉在远处变得朦朦胧胧。
房间铺的是木地板，中间铺一块6张草席大小的地毯，上面是一套接待客人用的沙发茶几和落地灯，坚不可摧的餐桌餐椅被挤在一个角落，落满白灰。
房间里确实算得上空空如也。
墙壁有一扇不显眼的门，打开门，是个6张草席大小的储藏室。里面逼厌地堆着多余的家具、地毯、餐具、整套高尔夫用品、装饰品、吉他、褥垫、大衣、登山鞋、旧杂志等物。连初中应试参考书和无线电操纵的飞机模型都有。其大部分都是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产物。
这座建筑物里，时间以奇妙的方式流逝着，一如客厅里的旧式挂钟。人们心血来潮地前来把砣管拧上去。只要舵管上去，时间便“嗑嗑”流移。当人们离去舵管下来以后，时间便驻步不动，由这静止的时间块体在地板上堆积黯然失色的生活层。
我拿几册旧电影杂志返回客厅打开。凹版相片介绍的是《阿拉莫》。介绍说这是约翰·温执导的第一部影片，约翰。福特也全面声援。约翰·温说要拍摄一部留在美国人心中的杰作，但那顶海狸帽子戴在约翰·温头上简直不伦不类。
她端着咖啡出来，我们面对面喝着。雨点断断续续敲打窗扇。时间一点点增加重量，掺和着冷清清的幽暗浸满房间。电灯黄色的光犹如花粉在空中飘移。
“累了？”她问。
“有可能。”我怅怅地望着外面的雨景说，“一直找个不停，一下子停下来的关系。一定是还不适应。加上辛辛苦苦赶到照片上的地方，却鼠也没有羊也没有。”
“睡吧。你睡时我准备饭。”
她从二楼拿来毛毯，盖在我身上。又打开煤油炉，把烟夹在我唇间点上火。
“提起精神，保准顺利的。”
“谢谢。”我说。
随后她消失在厨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