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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还没跨进大厅，巴金老远跑过来了。他坚持要同我坐在一起。我举目一望，大厅里是两种人：一种是正在主持斗争的左派，个个挺胸直背，兴致勃勃；另一种是同我一样正在文联受批判的，像雪峰和丁玲。后一种很自然地都垂了头坐在后排。因此，我的前后左右大都是出了问题的。巴金却坐在我旁边。我内心可紧张了，几次悄悄对他说：“你不应该坐在这里，这不是你坐的地方。”巴金好像根本没听见我说的话，更没理会周围的情况。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小声对我说：“你不要这么抬不起头来。有错误就检查，就改嘛。要虚心，要冷静。你是穷苦出身的，不要失去信心……”
正说着，大厅里一阵掌声，周总理进来了。他目光炯炯地环视着座位上的大家。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大声问：“巴金呢？”这时，大家的视线都朝这边射来。我赶紧推他：“总理叫你呢，快坐到前排去吧。”这样，他才缓缓地站起来，一面向总理点首致意，一面弯下身来再一次小声对我说：“要虚心，要冷静……”然后，他就坐到前面去了。
那一别，就是20载。接着，我就变成了黑人。不料九年后，他自己也坠入了深渊。
总理逝世时，我也曾记起紫光阁的那个下午。记得总理现身说法，在那次使我永难忘怀的讲话中，曾先后两次问到吴祖光和我来了没有，并且继续称我们为“同志”，然后热情地嘱咐我们要“认真检查，积极投入战斗”。他并没把我们列为敌人。后来洁若听录音时，这些地方自然早已洗掉了。
在柏各庄农场劳动时，每当我感到沮丧绝望，就不禁回忆1957年夏天那个下午的情景。顿时，一股暖流就涓涓淌入心窝。
1961年我调到出版社工作时，巴金还来信要我好好接受教训，恢复工作后，也绝不可以放松改造。1964年摘“帽”后，他又来重复这一叮嘱。那时我已从创作调到翻译岗位上了。他在信中还说等着看我的译品问世呢。我懂得，在任何境遇中，他都要我保持信心——首先是对自己的信心。
在收到他这些信时，我很担心万一检查出来对他将多么不利。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他这些冒了风险写来的信，都被我在1966年以前就含着泪水销毁了。我感到他虽不是党员，却能用行动体现党的精神和政策。难怪张春桥一伙要把他当作“死敌”来整。
1968年夏天，上海作协两次派人来出版社向冯雪峰和我外调巴金。那位“响当当”看完我的交代，态度可凶了，斜叼着烟卷，拍着奥子，瞪圆了眼睛，说我美化了“死敌”。第二次另外一个家伙一脸阴险的表情，威胁我要“后果自负”。夏天当我翻译易卜生的《培尔·金特》①时，译到妖宫那一幕，我不禁联想到“四人帮”那段统治。他们也是要用刀在人们的眼睛上划一下，这样好把一切是非都颠倒过来。
①见《外国戏剧》1981年12月号。
在咸宁干校，每当露天放映影片《英雄儿女》时，我心里就暗自抗议：这是什么世道啊！这么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英雄、写出这么撼人心魄的作品的人，凭什么遭到那么残酷的（包括电视批斗）的折磨呢？
这几年，讲起来我们的日子都好了，又都已年过古稀，本应该多通通信，多见见面。他常来北京，但我们仿佛只见过三四次面。第一次去看他时，洁若和我还把三个子女都带上，好让他知道，尽管经过这么猛烈、这么旷日持久的一场风暴，我们一家老少都还安然无恙。这一天，当他从宾馆走出来迎接我们时，我看到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再也不是当年在北海比赛划船的巴金了。那次我注意到他讲话气力很差。近两年两次他来京，我们总是只通个电话。我愿意他多活些年，不忍再增添他的负担。至于托我写信介绍去看他的，我都一概婉言谢绝。今秋他去巴黎前，曾在上海对王辛笛说，要来医院看望我。听到这话，我立即给他往京沪两地都去了信，坚决阻拦。我不愿他为我多跑一步路。至于通信，他向来事必躬亲，不肯让身边人代笔。以前他写信走笔如飞，如今字体越来越小，而且可以看出手在哆嗦。所以我无事不写信，有事也尽量写给他弟弟李济生，这样他就不会感到非亲自动笔不可了。就这样，从1977年到现在，他还给我和洁若写了不下四十封。
这些信，好几封是关心我的住房落实问题的，有几封是看了我发表的文章提出批评的。还有两封是责备我在《开卷》上写的一篇文章，认为过去的事不应再去计较。我虽然由于确实有个客观上的原因才写了那篇东西，从而感到委屈，但我并没像过去那样同他死死纠缠。我还是把那篇东西从正在编著的一个集子里抽掉了。并自认没有他那样不与人争一日之短长的胸襟和气度。
1979年初，我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朋友中间他是最早来信向我祝贺的。他的第一封信说：“你和黄源的错划问题得到改正，是我很高兴的事。正义终于伸张了。”在另一封信里，他又说：“你、黄源和黄裳几位错案得到纠正，是我高兴的事情。连我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才是伸张正义。”
然而他不仅仅祝贺，更重要还是督促，要我“对有限的珍贵的时光，要好好地、合理的使用。不要再浪费。做你最擅长的事情，做你最想做的事情”。他告诫我：“来日无多，要善于利用，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我们已浪费得太多，太多了。”关于《大公报·文艺》那篇东西，由于涉及到他，我是在发表之前先请他通读的，他还纠正了我在《大公报》文艺奖金名单上闹的错误。其余的几篇他都是在报刊上看了后才写信给我的。他大概看出我久不拿笔，乍写起来有些拘谨。我也确实总感到有位梁效先生叉着腰瞪着眼就站在我背后。读了我最早给《新文学史料》写的那两篇回忆录，他立即写信告诉我“写得不精彩”，“你的文章应当写得更好一点”，要我“拿出才华和文采来”。然而像往常一样，他在信中总是以鼓励为主，要我“写吧，把你自己心灵中美的东西贡献出来”。
巴金在恢复了艺术生命之后，就公开宣布了他对余生做出的安排，提出了他的写作计划。他是毅力极强、善于集中精力工作的人，我相信他能完成。他不但自己做计划，他在信中也不断帮我计划，说：
我们大家都老了。虽然前面的日子不太多，但还是应当向前看。我希
望你：（一）保重身体。（二）译两部世界名著。（三）写一部作品，小
说或回忆录。我们都得走到火化场，不要紧。
1979年夏，在我赴美之前，他又来信说：
你出去一趟很好。要记住，不要多表现自己，谦虚点有好处。对你，
我的要求是：八十岁以前得写出三四本书，小说或散文都行。应该发挥你
的特长。你已经浪费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了。我也一样，我只好抓紧最后的
五年。这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为后世留下一点东西。名利、地位等等，应
当看穿了吧。
每逢我一疏懒，我就想到这位老友对我的督促和殷切的期望。友情，像巴金这样真挚的友情，有如宇航的火箭，几十年来它推动着我，也推动着一切接近他的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前进。
五
看到巴金的文集长达14卷，有人称他为“多产”。可是倘若他没从1935年的夏天就办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及50年代初期的平明出版社），倘若他没把一生精力最充沛的20年献给进步的文学出版事业，他的文集也许应该是40卷。
尽管我最初的三本书（包括《篱下集》）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在文艺上，我自认是文化生活出版社（下简称“文生”）拉扯起来的。在我刚刚迈步学走的时候，它对我不仅是一个出版社，而是个精神上的“家”，是创作道路上的引路人。谈巴金而不谈他惨淡经营的文学出版事业，那是极不完整的。如果编巴金的《言行录》，那么那14卷以及他以后写的作品，是他的“言”，他主持的文学出版工作则是他主要的“行”。因为巴金是这样一位作家：他不仅自己写，自己译，也要促使别人写和译；而且为了给旁人创造写译的机会和便利，他可以少写，甚至不写。他不是拿着个装了五号电池小手电筒只顾为自己照路的人，他是双手高举着一盏大马灯，为周围所有的人们照路的人。
1957年7月，我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谈出版工作的文章，有些话说得偏颇，惹了祸。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就经营管理方面称许过旧日的商务印书馆两句，因而犯了“今不如昔”的大忌。然而“商务”同我的关系，仅仅是商务而已。书稿和酬金（我生平第一次拿那么多钱！）都是郑振铎经手的。我不认识“商务”一个人，它也丝毫不管我正在写什么，应写什么，以及我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对我来说，它只是个大店铺而已，公平交易，童望无欺。我卖稿，它买稿。一手交货，一手交钱。
1936年刚到上海，巴金读了我的《矮檐》之后，就启发我走出童年回忆那个狭窄的主题，写点更有时代感的东西。我不是东北人，对抗日题材没有切身体验；对农村以及上海那样的大城市生活，我也是个阿木林。记得当我给开明书店《十年》写了《鹏程》之后，巴金曾鼓励我抓住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这个我既熟又多少有点战斗性的题材，写个长篇。
从那以后，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内地，在国内还是国外，我写了什么都先交给巴金。有的东西，如我还在国外时出版的《见闻》和《南德的暮秋》，还是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编成的。如果不是巴金不辞辛苦，我在国外写的东西早已大都散失了。
为什么我的《落日》是“良友”出的呢？《珍珠米》和《英国版画选》是“晨光”出的呢？我提起这个，是为了说明巴金不是在开书店，而是在办出版事业。那时书商之间的竞争可凶了，然而巴金却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