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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天天出工前要喊几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流血毕竟属于事故，不便过分推广号召，不能靠那来树标兵。这么一来，连长抓耳挠腮了。
在天天读的会上，我们班上一位老实人谈起自己的劳动体会说，过去知识分子坐等吃喝，不辨菽麦，这回下来才懂得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以前闻到粪味就掩鼻而过，如今自己抬粪，想到抬的是肥料，可以使稻谷吐穗，变成粮食，反而觉得它香了。谈得十分诚恳。
班长在连部开会时，顺便就把这段话汇报了。连长眼珠一转，灵机一动，说声好哇，这回标兵有啦。
于是就请这位老五七战士先在排里讲，然后又对全连讲他抬粪的体会。一道改造，相互切磋琢磨，本极正常。他讲得真实朴素，充分体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经过劳动锻炼，在思想感情上所起的变化。
倘若事情到此为止，就恰到好处。然而光在连里讲用是当不上全干校的标兵的。连长见多识广，着眼的是去五千人参加的全干校大会上讲。第一步得先去大队。连长一方面吹出空气，说咱连要放卫星了，一方面就叮嘱老实人要对讲用稿狠下功夫。暂时可以不下地了，在家里琢磨讲用稿吧。要大力润色，“务必要把它搞得有声有色”。
六个连组成的大队讲用会是在仓库里开的，一千多人挤得水泄不通。水银灯在老实人周围聚成个光圈。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之后，讲用开始。尽管已经听过三遍，我还是很留心听。何况出于职业习惯，我也想知道他是怎么加的工。
粪味由臭变香是讲用稿的精华，墨彩当然主要用在这部分上。功夫确实下了。没辜负连长的嘱咐，不但气味变得香喷喷，而且在粪的颜色（金黄）上，也颇有所发挥。听起来不再像人粪，倒像一桌山珍海味。
散会后，也许是由于走出了那灯光如昼的大仓库，忌讳顾虑就少了。黑夜里，我一边走一边倾听人们三五成群地在议论。讲用本来是十分严肃的一件事，一路上却不断听到咯咯咯的笑声。
想到老实人后天就要在五千人大会上去讲用了，我不禁替这位即将成为标兵的同志抱起屈来。
最后的一句假话
浩劫之后，痛定思痛，大家普遍有个愿望：说真话。巴金甚至用“真话”当作书名。把真话憋在心里，一憋经年，确实比孕妇难产要痛苦多了。难产者所面临的，仅是个生不出的问题，她不需要生个假娃娃；而不能讲真话，往往就还得违心地编造一番假话。
六九年，有件不幸的事使我感到真话确已绝迹。由于那种窒息的气氛以及像遇罗克那样讲真话者落到的悲惨下场，人们不但上意识习惯于讲假话，连下意识也不放松警惕了。
这里要讲的不是一个人酒后或在梦中，而是在弥留时刻。只一两分钟他就与世长辞了，然而在昏迷中他还说了句冠冕堂皇的假话才咽的气。
他老早就人了党，同“黑线”又无瓜葛，在战斗队里自然是位佼佼者。斗争会不是由他主持，就是由他重点发言。他的大字报一贴，就占半堵墙。所以在黑帮帽子满天飞的当年，他是对立面抓不到辫子的一位响当当。难怪工宣队一进驻，他就成了依靠对象。
忽然间，听说他那在外单位的妻子给抓起来了，说在她抽屉里发现了“反动”标语。正碰上要抓一批人来镇压，没几天，法院布告就贴到我们机关外墙上了，说她“企图”（！）张贴反动标语，罪大恶极，立即处决。
多么沉重的打击呀！换个人，谁也受不了。可他真沉得住气。第二天我看到他竟然若无其事地在操场上还同工宣队员打篮球。当然，他这是故作镇静，表明划清了界限，自己并没有问题。
两天后，忽然对立面在楼梯口显眼处给他贴了张大字报，就他本人的历史提了几个问题——后来才知道大体上是捕风捉影。然而“文革”前他喜欢胡吹。吹嘘就难免露破绽。质问他的正是那些破绽。
那可是运动以来第一张贴给他的大字报。其实，承认当初自己是瞎吹的，也就算了。可他太爱面子。另外，才三十出头的妻子就那么给镇压了，他心里能没疙瘩？晚饭桌上，他一直低着头，一边发愣一边机械地往嘴里扒饭。十点钟吹哨，他同大家一样回到四楼地铺上了。他并没睡，来回翻腾。
大约十一点，睡在尽头上的班长忽然听到一阵响声。他赶紧奔到过道朝北的厕所一看：窗户敞开着，窗棂上摊着一件棉大衣。再由窗口朝下一望，依稀看到下面黑糊糊地躺着个人，似乎还在呻吟。
班长赶紧披上件什么，噌噌噌地奔下楼去。响当当跳楼了！还有点气儿。
班长把大家喊下来，叫来了救护车。正要抬他上车时，他微睁开眼睛。一看是班长，就说了他最后一句话：
“我梦见——有特务——我追——就跳了——”
他大概意识到身为党员，跳楼自杀必然会当叛徒来批判。于是，就编了个英勇擒敌的故事。
然而事后大批判栏贴出的工宣队告示，依旧说他是自绝于人民。
“文革”语言
清晨散步，偶遇一位靠拾烂纸为生的老汉。他一边在草丛间寻觅冰棍纸，一边跟我唠叨起来：“那十年，哪儿用得着这么东一张西一张地拾！随便跟哪个机关学校挂上钩，就没饥荒啦！这边刚糊满一墙，那边儿就又覆盖上一层。一个往上贴，一个就蘸着红墨水往上画圈圈打叉子。不含糊，那可真叫‘大’字报！字儿写得比馒头还大。那阵子费不多大力气，一个月从废品站那儿少说也拿个两百块！”
随后，他叹了口气。
生活中，人各有其憾事。作为文字工作者，我有时懊悔当初没搞个本本，抄录一下那成千上万张大字报上的语言。倘若有那么一份资料，如今风平浪静了，坐下来研究一下那鸿文中的逻辑以及硬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今天该可以写成一篇多么有趣而又富有意义的文章啊！
我也叹了口气，恨自己的记性不中用。
“文革”时用的还是汉语，当然不能说有一种独立的语言，叫“文革语”。然而又不能否认那时候的用语，现在不再通行了。如今，你再讨嫌一个人，总也不能狗呀蛇呀地喊，更不能管他们爱人叫臭妖婆，管他的子女叫狗崽子了。因此，不能否认“文革”时的汉语是有其特点的。
记得当时我看大字报，心里常想，当个“文革”秀才并不难。不但不需要文学修养，甚至也不必过分动脑筋，因为对人对事，只问敌我，并不需作任何分析或说理，骂起来不需讲求任何分寸；辞藻也极简单，甚至大体上都定了型，好像预制的零件。歌颂红太阳总不出那儿句，就是骂起对方来，也无非是黑帮、黑老K、洋奴之类，凶狠有之，但并不花哨，更谈不上说服力了。
是不是大字报的写者修养差、水平低呢？也不尽然，倘若一所画院只准其画家用大红或大黑二色，不但青黄紫绿一概不许用，连浅些淡些的层次也在禁止之列；线条则只许直不许弯曲，画家再有才华，岂不也只能画出机械画来！举凡拥护的事物，就一律赐以“红”字，反对的则统统加个“黑”字。于是，黑帮开黑会，写黑信黑日记。
据我记忆所及，这种大批判语言主要有两大特征：
（一）重气势，也就是本着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精神，以重型黑压倒。对方的所言所行，一律均属疯狂叫嚣或罪恶勾当；任何反驳，均是明目张胆的反扑；一摆道理，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不投降，就是负隅顽抗。形容自己的行动时用“迅雷滚滚，海涛澎湃”；描述对方时则用“阴霾迷漫，邪气横生”。假若对方不肯再继续奉陪了，则是吓得要命，怕得要死。
“文革”初期，还只“打倒”或“炮轰”，后来经过发明创造，又用起“油煎”，甚至动不动就“砸烂狗头”。总之是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二）大批判语言的另一特征是不屑于说理。文章的分量或支柱，主要靠的是从革命先贤者著作中摘引出的名句。其实，引来引去总也不出某几段，然而贴出来就大放光芒，所以照例要用红笔上圈圈，以张声势。
然而大批判栏上的有些骂话，有时也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因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究竟这种语言是六六年自天而降或革命小将们的独创呢，还是早有其渊源？同时，更值得关怀的是，那种重型词句的使用以及其论证的方式，如今已经绝迹了吗？
一九八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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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杂忆
作者：萧乾
一、市与城
如今晚儿，刨去前门楼子和德胜门楼子，九城全拆光啦。提起北京，谁还用这个“城”字儿！我单单用这个字眼儿，是透着我顽固？还是想当个遗老？您要是这么想可就全拧啦。
咱们就先打这个“城”字儿说起吧。
“市”当然更冠冕堂皇喽，可在我心眼儿里，那是个行政划分，表示上头还有中央和省哪。一听“市”字，我就想到什么局呀处呀的。可是“城”使我想到的是天桥呀地坛呀，东安市场里的人山人海呀，大糖葫芦小金鱼儿什么的。所以还是用“城”字儿更对我的心思。
我是羊管儿胡同生人，东直门一带长大的。头18岁，除了骑车跑过趟通州，就没出过这城圈儿。如今奔76啦，这辈子跑江湖也到过十来个国家的首都，哪个也比不上咱们这座北京城。北京“市”，大家伙儿现下瞧得见，还用得着我来唠叨！我专门说说北京“城”吧。
谈起老北京来，我心里未免有点儿嘀咕！说它坏，倒落不到不是。要是说它好，会不会又有人出来挑剔？其实，该好就是好，该坏就是坏。用不着多操那份儿心。反正好的也说不坏，坏的说成好，也白搭。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况且时代朝前跑啦。从前用手摇的，后来改用马达了——现在都使上电子计算机啦。这么一来，大家伙儿自然就不像从前那么闲在了。所以有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