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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文集-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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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北京这样一座历史名城,可以从各种角度来写。为旅游客人,可以专谈眼下的北京:从名胜、街道到土特产。也可以就史地风物写写往日的老北京。这两种写起来虽然也不容易,可总归是就新论新,就旧论旧,下笔时不必怎么踌躇,心里可以踏实。

《北京城杂忆》不是知识性的。我是站在今天和昨天、新的和旧的北京之间,以抚今追昔的心情,来抒写我的一些怀念和感触。这里就存在着一个今昔对比问题。

十年前,编辑即便给我叩三个响头,立下字据,打下保票,高低我也不肯写,不敢写。因为这里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陷阱,一顶潜在的帽子:今不如昔。好家伙,人家在破四旧,你却为四旧招魂,岂不罪该万死!

那时候,天地分阴阳,人世分无资;好就全好,坏就全坏;而且好坏全凭钦定。知识分子成了莎士比亚《驯悍记》里的凯瑟丽娜,张春桥、姚文元是手持钢鞭的彼特鲁乔。中午时晌,他们指着太阳说:“这是月亮。”就得唯唯诺诺地跟着说,是月亮。那时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稗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大豆高粱。那时候,笔下的今天只能是一片光明,而事实却是漆黑一团。

这十篇“杂忆”本身,无足挂齿。但我竟然写了,而且不是昧着良心,而是照我自己的意思写了,这本身也表征着像我这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我在逐渐摆脱那种非阳则阴的思想方法,不掩饰对昨天某些事物的依恋,也不怕指出今天的缺陷了。如果谈十年来中国大地所起的变化,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摆脱着那种小媳妇的战战兢兢的心情,开始学着说点真话这个变化,其重要性可不亚于那雄伟的经济建设。

从大的方面,我当然更爱今天的北京。我坐过张作霖的牢房,也见过街头的饿浮。那时候,大官儿出来要戒严,前门外有一大片人肉市场。在大的方面,新旧设的可比。所以当我眼睁睁看着我爬过的城墙和城楼给拆成平地时,我一边往心里掉眼泪儿,一边宽慰着自己说,只要能让人人都吃上饭,拆什么怎么拆都成。

近来我又想:一个城市要赶上时代,有些东西就得忍痛牺牲掉。什刹海吃不着河鲜了,七月节也不再放荷灯。要现代化,就得扔掉些东西。然而也不能全扔光了啊!

每当我看到有人在讲卫生的横幅标语旁边照样吐痰,每当我看见人们围起来像看耍猴的那么看斗殴的,却没人出来劝解,每当我看到售货员半边笑脸对熟人,半边核脸对顾客的时候,我就诅咒那帮打着“兴无灭资”旗帜的家伙们。他们把散发着芬香的花盆砸个粉碎,把好人能人插了招子拉到街上示众,把上千年的古物砸成烂泥,最可怕的是把人与人之间异于禽兽的那种相互体贴谦让消灭殆尽,把人间化为大林莽。

我有的只是一只秃笔,但我想用它唤回北京市民的荣誉感,唤回东方人的尊严。

一九八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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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北京人的呼吁

作者:萧乾

一、文明始自安全

一个城市文明不文明,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考核。公共汽车上有元让座的风尚,地上有无痰迹,售货员对顾客礼不礼貌,路人拾金味不昧等等。这些,每一项都可成为考核的标准。但我认为最起码的文明,是安全。

安全的范围很广。在纽约,晚十点以后就很少有人敢坐地铁了,因为夜静人稀,在车厢里或车站上,都可能遭到歹徒的抢劫甚至伤害。这样的城市,楼房再高,霓虹灯再花哨,也不文明。“文革”期间,有人劝我出门不可戴手表,说曾有坏人看中了谁的手表,就跟踪到公共厕所里,为了抢表,就用利刃把戴表的手腕剁断。

今天,生活在我们的城市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因为威胁市民的那些“哥儿们”已经“各得其所”了。最近,马路上的秩序也大为改观。然而另外还一种东西,不时还在威胁着市民的安全。有时是一口敞开盖子的煤气或自来水的检查井,有时是为了这样那样原因而挖的一些坑沟。周围既未用障碍物圈起,晚上当然更不会点个红灯。这些,不期然而然地对市民就形成了一种陷阱,一种威胁。

这方面的有欠文明,主要是由于市基建以及水电工程工作程序(或者说作风)的虎头蛇尾。往往检查完一个什么“井”或修完一座建筑,草草扫尾就一走了之。于是,遗下了后患。三年前,我的一位老友的快婿——优秀的青年建筑师,在南池子就为了躲马路上一堆杂土,被后边的汽车轧死了。又比如天坛刨了些坑预备种树,后来改了“点”,有的坑作废,但并不填上,有些浇树的自来水管露在地面上。玉渊潭公园有些树因故锯掉,地面还露着半尺来高的墩子。所有这些,对游人都成为“绊索”。近年来基建方面大有进步,每完成一座楼必给修条路。然而修路前并不砸夯,就慌忙把砖铺上。阴天下雨,地面下陷,砖也随之陷了下去。例如燕京饭店西侧的砖地,有一处已成凹形。我亲眼看到两个老人在那里栽了跟头。

建议市政当局像对消防那样,对各类施工人员作出规定,一定要确保市民老少行路安全。凡由于安全措施不周而造成的伤害,应准许市民控告有关方面,并要求赔偿。

一个文明的城市首先得让人们在里面走着放心,不用担惊受怕。

二、文明小议

煞风景

你能设想在秦始皇陵兵马俑中间架起一尊迫击炮,或在周铜汉瓦旁边摆上一台录音机吗?然而这样的事正在天坛发生。在巍峨辉煌的祈年殿前面那气派万千的方场中央,距离白玉栏杆数米处,近来一直停放着一辆桔黄色的小轿车。车身油漆剥落,车窗也已破,是用马粪纸堵着。据说放在那里的用途是:供游人站在车旁,以高峻雄浑的古建筑为背景,拍时髦照片!

看来文物名胜的保护,不仅仅是个禁止游人在墙上留名题字的问题。

后无来者

我最怕那种有弹簧的活动门。星期天早餐时刻,我站在附近有这种活动门的小饭馆作了一次“公德调查”。在七八分钟内,进出了二十来位顾客。大部分是把门推开,人进去后,任那扇门往后绷去,好像后边并无来者。有时里外同时对推,相持不让,最后总是弱者退了下来。一个运动员打扮的小伙子把门推到极限,门猛地绷回来。幸好后边是个中年人,他挨了一下打,也随口骂了声难听的。一个抱娃娃的妇女走上台阶,我替她捏把汗。看来她很有经验:她倒退着进门,娃娃没撞着,她背上可狠狠地挨了一下。只有一位70开外的老婆婆,当她看见里头走出个小姑娘,手里托着同她年龄很不相称的那么一大叠油饼时,就主动替她拉开门,一面轻声宽慰她说:“姑娘,放心,我等你。”

星期天早晨如此,平时赶着上班,就不堪设想了!

圈套和陷阱

公园里或人行道旁,只要是兴建过土木的地方,就常有一截截一二尺长的“钢骨”弯弯地露出地面,活像套狼用的那种圈圈。有时看到拔掉旧村后未填的深坑,或敞着口(铁盖撂在一旁)的水表井,很像猎虎挖的那种陷阱。

我想,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文明”应该是保障市民(包括老弱病残)生活得安全。

三、向城市建设部门进三言

屋顶何不成花园?

可以从各种角度判断一个城市文明不文明。其中之一,是看它的市民工余是聚在剧院、公园、体育场里,还是满处遛大街。然而居民住得窄,又没处可去,就只好遛大街。

年年一到盛夏,北京通衢大道——尤其像工人体育馆那样空敞地带,夜晚必有成百上千的男女老幼蹲坐在人行道边乘凉,有的赤背,有的手摇芭蕉扇。我估计这景象可能不限于北京。我一方面同情他们是热得无可奈何,可又觉得实在有碍观瞻。

每逢我走过高层建筑群,例如前三门或复外大街,团结湖或劲松,心里总冒出个问号:为什么让那些楼顶光秃秃的(至多有座天线),而不利用一下?每幢楼的屋顶都有上百米的空间,丈量一下看,全市那么多幢楼房,该有多少千、多少万米的空间,一年四季都那么白白空闲着——而且都是阳光最足,空气最新鲜,月色最美的地方呢!倘若拾掇拾掇,变成屋顶花园,老头儿早晨可以上去打太极,晚上可以开个茶座,打点子灯谜,举办个舞会,岂不就会减少马路上的人口,又大大丰富首都的文化生活!这么一来,还可以消除现代高层建筑的一个严重缺陷:同住一幢楼,却老死不相识,更谈不上邻里关系!

该有座北京市的博物馆了

几年前在参观芝加哥工业科学馆时,转来转去,忽然转进一个昏暗的角落,脚下踩的不再是地毯,而是坎坷不平的石板道,恍惚间仿佛来到了上海八仙桥后面的弄堂。原来那是仿照上世纪芝加哥一段街道修建的。马路两旁点的是瓦斯路灯,道旁还停着一辆旧式马车。店铺矮而简陋,好像还有位一手打着阳伞、一手提了长裙的时髦妇女正在漫步。没有图表,也不用文字说明,游人(包括当代的芝加哥小市民)心里自然就有了今昔对比。

北京城何尝不在变!今天,年轻的市民连城墙也未必见过。他们可知道民国初年街上点的是什么路灯?居民怎么买井水?粪便如何处理?花市、猪羊市、骡马市,当年是个什么样子?东四、西单还有牌楼?

当然,从民俗学的角度看老北京,也是满有意思的。光就婚丧仪仗来说,就够热闹的。阔人讲究六十四人“大杠”,穷的是“穿心杠”。喜轿前头的刀枪斧戟讲究排满半条街。还有雍和宫的“打鬼”,国子监的祭孔,以及一年到头举行的庙会,真有说不尽的热闹。

这么一座以这古老城市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为内容的博物馆,不但会吸引外国旅游者,更有助于本地市民的“寻根”。

实物之外,倘若陈设些像“收租院”那样的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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