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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算数之学，吾中土讲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
学者若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诸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上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畴人传》卷四千四“利玛窦传”）
民国以后，熊十力用着同一口气说话了：
吾国今日所急需要者……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体现真理、担当世运，恐非西洋人识量所及。（《十力语要初续》页一
又过六年，牟宗三又套他老师的话开口了：
……知华族文化生命之圆融通透，与夫圣学之大中至正，其蕴藏之富、造理之实，盖有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也。（《认识心之批判》序言）
我们试看这三人所用的句法：“非西人所能及者”、“非西洋人识量所及”、“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完全是如出一辙的抹杀主义。他们的句式都是“非……所及”的格局，都有着目空一切的狂妄，但是他们三位只是九牛一毛而已，这种妙人今天还多着呢！试看有多少人摒西医不用，而迷恋着五运六气“寸关尺”的中医，有多少人摒正规音乐不学，而迷恋着七音六吕“笙萧缘”的国乐……这种中胜于西的观念最容易导来“以此类推”、“举一反三”的夸大，而这种夸大却又正是滥用“民族自信心”的显例！古已有之病
犯这种病的人并非不讲西学，而是认为这些洋玩意都是我们古书中早就说过的现话。这一派的老祖宗是明人李王粲，他在《劈邪说》中骂利玛窦道：
近复举其伎俩一二，如星文律器，称为中土之所未见未闻，窜图订用，包藏祸萌。不思此等技艺，原在吾儒覆载之中。
这种“原在吾儒覆载之中”的大言，在我们国民心中流传很广：
阮元就拿过后汉的四分法来比西洋数学（《畴人传》）；印光任就拿过周脾来包括“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理”（《澳门纪略》）；陈启天就拿过孟子的后来比近代民主政治的观念（《中国政治哲学概论》）；毛子水就拿过大戴礼记“四角之不揜”的话来比西方的地圆说（《中国科学思想》）。现在某些人做一些事，动辄以古人“先得我心”而自喜的，或以“与古法合”自傲的，都是“古已有之”病患者，你若问他“孔子周游列国时为什么坐马车不坐汽车？”他并不说“那时候没有汽车”，他的答复是：“那时候的马车就是现在的汽车。”这种夸大诞妄的先生门，说破了，不过是古人尸影下的奴隶罢了。中土流传病
犯这种病的人比前一派更有夸大狂。前一派只是“本来我们就有”，这一派则是“本来是我们的”，“两洋近代文明是我们传过去的。”在情人允禄的《数理精蕴》里，竟说西洋教士的天算格致：
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
而其原因，乃是：
三代圣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未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仗；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卷一，《周髀经解叙》）
这真是毫无历史根据的谎言！本来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声教四讫”的情形不是没有。例如：养蚕、造纸、瓷器、柠檬、大黄等的西传，都是斑斑可考的史实。但若不根据史乘，认为一切都是“吾家旧物”，一切都是西人“阴图以去”的，这就未免有点无赖了。而耍这种无赖的，纪晓岚和他老师刘文正最为拿手，在《滦阳续录》卷一中，我们可以拜读他们的高论。
这种“中土流传”病本是“礼失求诸野”观念的翻版，这种病严重以后，就会乱做浮夸的历史考证：什么法显发现美洲啦、詹天佑发明火车挂钩啦、徐福就是日本神武天皇啦、宋儒理学对欧洲文化划时代的影响啦，不一而足。又常见一些人最爱拈出罗盘、火药、印刷术来骄人，殊不知这些东西早就在洋人手里脱胎换骨好多次了！不得已病
近三百年前，杨光先和比利时的南怀仁斗历法失败，遣戍归来，写成了《不得已》。他呼吁“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躲在这种态度背后的动机，说穿了疱，不过是怕洋人“收吾天下之人心”罢了。这帮子人一方面想要人家的文明，一方面又觉得要了危险，想来想去，决定还是不要好。
这种畏葸的小心眼儿，投鼠忌器的谨慎，真是怪可怜的：他们怕这一变，连腐朽的老本也没有了。梁漱溟后来写《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民国二十二年）时，已经明显的转入“不得已”派，他那种“最后觉悟”的语气是很沉痛的，他一方面中国之于西洋，有所不及则诚然矣！（页九十七）一方面又自甘于不及，他说：
悟得了什么……于一向之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否认什么？否认了一切西洋把戏，更不沾恋！西洋把戏之真不得而用之也！（页十三）
“更不沾恋”，“真不得而用之”，这是何等不得已的调调儿！现在很多人因为赚不到钱转而歌颂“抱布贸丝”的农业社会，因为讨不到老婆转而留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最后诋毁工业文明、攻击自由恋爱，究其微意，不过“不得已”三字耳！酸葡萄病
这种病患者对西洋把戏的口号是：“没有什么稀罕”“又有什么了不起！”明末许大受的《圣朝佐辟》最能发挥这种高论。他认为洋鬼子的东西“纵巧亦何益于身心？”他举的例子是：
……自鸣钟，不过定刻漏耳！费数十金为之，有何大益？桔槔之制，曰人力省耳，乃为之最难，成之易败，不反耗金钱乎？火车（此指火炮）等器，未能歼敌，先已火人，此又安足尚乎？
这些“有何大益”乎、“反耗金钱乎”、“又安足尚乎”，全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专用语汇。乾隆时英国使臣请福大人参观他们的兵操，可是福大人的答话可妙了：
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乾隆英使觐见记》页一0三）
这就是许大受的“体”与福大人的“用”！犯这种病的人比患“不得已”病的还低级：后者起码还承认外国好，可是我们不要他的好；犯这种病的人就不同了：他内心深处觉得外国好，可是在外表上，他一定要表现“张脉偾兴”，一定要理由化（rationalization），好使他心安一些。这种善为巧饰的心理，三百年下来，还是完美的遗传着，世风是日下了，可是人心并没有。不古呀！
以上六派都可说是纯粹排斥西方的。他们共同的色彩是西方并不值得学，我们固有文化是无待外求的。在这六派中，有的已经变得乖巧了，至少他们不再用义和团的符咒来征服世界了，他们要用齐如山梦想的“国舞”来“远征世界”了。无论如何，在精神上、他们永远是胜利者，永远站在洋鬼子的肩膀上，任凭鬼子们一尺一丈的增高，我们这些“痴顽老子”是绝不在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
这是中国人文字魔术最蛊惑人的一次表演，也是最不通的一次表演。张之洞高叫的“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表面上，至少承认西学可供“采补”，至少想“择西学之所以补吾闭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病者取之”。但是用尽管用，必得“西学先由中学”，孙家鼐的两句话把这种理论的核心点破了：
中学包罗西学，不可以西学凌驾中学。
这就是他们骨子里的真精神！这种精神，事实上只是奕訢、文祥、曾、李、左等人洋务理论的“建构化”。当然张之洞之流把它建构得很别致、很迷人，既维新又卫道，最适合焦灼状态下的国人的口味。顺着这种思路滑下来，在民国二十四年出了一件怪事，就是盛极一时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俗称“十教授宣言”。这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靖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傭、樊仲云、萨孟武。他们在宣言里颇藐视中体西用的见解，但是他们笔下的“根据中国本位”、“具有中国特征”，却正好是“中学为体”的盗版；“吸收欧美的文化……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却正好是“西学为用”的化身。这真是数典忘祖的大笑话了！据我看来，王新命诸公唯一比张之洞之流高明的，只是抬出一点“批判态度”来做取舍标准，而张之洞在这方面的念头似乎没有他们强烈。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他们在“残基”（residues）上面和张之洞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真可说是“友天下曾经致力于党务之士，尚论古人”了。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
这一派的头脑构造跟前一派是大哥二哥的，都是二分法的构造。前一派是体用二分法，这一派是精神物质二分法。
在体用二分法上，若只把西学局限在科学工艺的“用”上，便很容易转形为这一派了。所以老实说，这一派比体用二分法还浅薄。这一派的理论本是清季“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蜕变，到了《欧游心影录》（一九二0年）时代的梁启超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九二二年）时代的梁漱俱，突然有了新的气象。下传至陈立夫得意的时代，这种理论更是日正当中了。
陈立夫写《中西文明的特质与新文化的创造），劈头就说西方有“物质的重心”，而东方“正和他们异趣”，有“精神的重心”：
中西文明的长短互见，一个是偏于精神，一个是偏于物质。
我们要赶快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创造完美的新文这种断钉截铁的确定感（senseofcertainty），由这么一位大护法来多年推行，无怪在今天能收到“洋洋乎”的效果了！挟外自重病
妄自尊大是自己来肯定自己，挟外自重是拉别人来肯定自己。二者肯定的方式不一一样，肯定的目标则无二致。三百六十年前，利玛窦所以能大行其道，主要乃在他宣言他那一套“与中国占法吻合”。梁章钜《退庵随笔》中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