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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细读全段，发现徐先生在字里行间，是何等倾向于“千万不可以轻易的动摇”！通观其“原意”．又与“而不动摇”相去几何！
徐先生对我的批评分明是指我百分之百的误会了他的“原意”（“完全弄拧”），并且误会到相反的地方去了（“＋”变“－”）。如果我的误差这么大，我宁愿以认错来换取徐先生做同道，即主张“接受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而可以动摇“基本的价值系统”。无奈事实上，我并没把徐先生的“十”号那一竖抹掉，我只不过把那一竖重涂一次罢了！我这样说，有徐先生的白纸黑字做根据：
西洋学者近年来在人类学、在生态学上的努力，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实。就是一个民族——尤其是一个和异族文化接触的民族——的健全的生存和发展，一定要依靠着他们原有的基本思想系统和观念系统，来逐渐地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一个失掉了他们原有的基本的思想和观念系统的民族，他们不但不能健全的吸收外来的精神文化，他们并且也不能吸收外来的物质文化，他们不但不能吸收，并且还被这外来的物质文化同时带进来的毒害所毁灭。这是任何一个在科学和工艺上落后的民族特别应当认识和警惕的事实。（《行动中的中国文这完全是“中体西用”的“道邻版”。除了说词的铺陈比较有点绅、上味儿以外，就思想的基本型模来说，我们看不出徐道邻和张之洞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这段活写于一“九五五年七月，比前面那段早两年半，两段对照起来看，更明白了：
┌────────────┬───────────────┐
│《转变中的文化观念》│《行动中的中国文化》│
├────────────┼───────────────┤
│“许多有地位的│“西洋学者近年来在人类学、在│
│人类学者的看法”│生态学上的努九告诉了我们”│
├────────────┼───────────────┤
│“生产落后的民族”│“科学和工艺上│
││落后的民族”│
├────────────┼───────────────┤
│“第一个禁忌，是千万│“一定要依靠着”│
│不可以轻易的动摇”││
├────────────┼───────────────┤
│“他们基本的价值│“他们原有的基本的思│
│系统（基本观念）│想系统和观念系统”│
├────────────┼───────────────┤
│“逐渐”│“逐渐地”│
├────────────┼───────────────┤
│“接受科学知识│“适应新的生活│
│和工艺技术”│方式和思想方式”│
├────────────┼───────────────┤
│“失去了”│“失掉了”│
├────────────┼───────────────┤
│“基本的价值系统的支持”│“原有的基本的思想和观念系统”│
├────────────┼───────────────┤
│将“悲惨”│将“毁灭”│
└────────────┴───────────────┘
从这表中，我实在看不出两段文字在记述的文法（descriptivegrammar）上有多少不同。中国语中本没有否定性词头（nega－tiveprefix），所以在“千万不可以轻易的动摇”上，徐先生用了否定词（negativeword）。但他婉转迂回的手法竟在“一定要依靠着”六个字上出了岔。在这六个字里，他表现了语法上强烈的“意志式”（voltiveform）。这充分暴露了他的“原意”所在，更用他自己的话证明了我并没“弄拧”了他。徐道邻的“文化观念”
在中西文化的讨论上，无疑的，徐先生在某几方面远比一些“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传统派高明。因为他能跳出圈子外，公然指摘在中西文化的讨论上掺着“民族意识的强烈成分”！
而此种成分，“可使人们失掉了客观的评断”。
徐先生这种看法，表现在他的《文化的论辩》（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文中，他认为：
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必然唤起民族意识。
现在许多公共场合中所表现出来的热烈拥护中国文化的情绪，是在强烈的反映出一种日在蓬勃的民族意识。
我们看明了一个人在不得意时的自尊膨胀——高层的自我认定（exaltedidentifications）——再看许多民族意识的发展，多半都是在困苦灾难的时期。犹太民族在逐出埃及后的“选民”意识，我们在备受强敌侵略后之强调“黄帝的子孙”——我们就可以明了民族意识所包涵的强烈的情绪成分，一种苦闷和忧虑的情绪成分。一个人在苦闷的时候，有许多怨恨恼怒的心情，无处直接发泄，一定要找一个代替的目标。所以凡是民族意识的兴起，一定有它当时的实在的或假想的敌人，因之民族意识的形成主要是反应性（responsive）的，本体多半是敌对性（poiemic）的，态度往往是挑战性（challenging）的，它虽然在表面上充满了理智性的论辩，实体上完全是一种情绪性的产物，所发挥的更主要的是情绪性的作用。
但是过分的民族意识，也可能有不少的害处。因为：
过分的情绪冲动，可能要损伤了清醒的理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可使人们失掉了客观的评断：为了强调自己的长处，因而看不见甚或不承认自己的短处；因为发现了人家的短处，遂即忽略了甚至于不承认敌人的长处；这就是我们当年义和团的悲剧之内来。
徐先生这种看法极为正确，他自己能免于用“情绪因素”来看中西文化问题自无疑问。美中不足的是，徐先生的“文化观念”中却又掺着一种“世界博物馆馆长”的好梦！此种好梦之混淆视听比强烈的民族意识还要大。
所谓“世界博物馆馆长”的好梦，就是想拿万花筒式的方法，维持各地文化传统于不坠。尤其那些只在”科学和工艺上落后的民族”，大可不必妄自菲薄的改头换面，因为“世界博物馆馆长”正需要你们千奇百怪的老套、五花八门的造形！
我们试看这位“馆长”的意见，他说：
最近几年中，我们又从另外一方面，听到一种对于文化发展方向的敬告。这个警告，是来自正在发展的人性学（Humabology）。这些学者，认为人类文化之生成和发展，全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幻想和不同的适应。如若每个人的幻想和适应全是一样的，那么美术就要毁灭，科学就要死亡，而人类就要和低级动物相去不远。所以一个科学的社会，一定要设法维持各种行为和反应中最高度的差异性（当然，也不可以达到一个接近混乱和不稳“的程度）。因为有了多原性（heterogeneity），才有进步可言。而单纯的同原性（homogeneity），对于人类的危险不亚于原子性的战争。而现代社会中文化同原化的倾向——世界性的广播和电视，一版印行几千万份的杂志和画报——其程度是异常可怕的。所以怎样抵制文化的同原化，怎样保存人类文化的差异，正是目前人类的一个生死关头的重要问题。有人主张尽量创设多数的文化焦点，尽量维持原有的许多文化传统；譬如对于若干老的大学，我们尽量保持它们的作风，以维持人类在观念和行动上的差异。（《文化的论辩》）
这真是比于不伦！徐先生好像不知道在一个文化与外来文化接触时，常会产生“适应不良”（maladjustment）的情形。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保持差异”，而是怎样解决“适应不良”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否应该为了“保持差异”而不去解决“适应不良”的问题呢？徐道邻为传统派做嫁衣裳
徐先生的基本观念在“抵制文化的同原化”，认为同原化“对于人类的危险不亚于原子性的战争”。这种“远见”我不好说它是侈论，但至少是一种杞忧。尤其对所谓“科学和工艺上落后的民族”而言，更是不切实际的论调。如果一个民族只在“科学与工艺上落后”，如果真有只在“科学与工艺上落后的民族”，那么这民族唯一该做的事，乃是尽量“倾向”那些现代化强国的“文化焦点”，在富强竞争中不被远远甩在后面，这才是这民族“生死关头的重要问题”！
对一个穷光蛋来说，争气的办法是阔起来，跟那些大肚皮的富翁斗斗富。而不是只披一件“科学与工艺”的外衣，挤在金谷园里去点缀、去陪衬、去维持“高度的差异性”！
我们不需要用我们的“文化传统”去点缀世界博物馆，这不是我们穷借大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第一流的现代化强国。徐先失援引几个洋学者来劝阻人们不要争奇斗富，这是我们不敢领教的高论。所以对徐先生，我要指摘他，防止他用平和的词句所走私进来的毒害。
徐先生最不可饶恕的，是他在不知不觉间（我不敢说是有意的）为传统派做了嫁衣裳。
传统派的主力根本是一群毫无新头脑的土“学人”，他们根本不了解西方文化，更不了解西方现代的新学问。徐先生比起这些人士当然高明。但他那点高明，却又正巧用在为传统派张目的工作上。徐先生的战术是抬出西洋“许多有地位的人类学者”来做盾牌，以便在必要时可用“不敢当”来脱身。
在洋书后面做好防御工事后，他便开始用“近年来…‘西洋学者”的看法，向传统派助战。我们看他从旁而来的“仗义执中国的国有文化，在科学和工艺两方面，是远比西洋人落后的。所以它的被西洋人唾弃，本无足怪。幸亏近年来若干事实的发生，使人民明显的认出来，科学和工艺是一回事，文化又是一回事。
这是很暧昧的论调了！他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