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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南京东南大学等校任教授。⑤陈衡哲(1893—1976),作家,笔名莎菲,早年留学美国,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我自己也是深感这浪漫的思乡病的一个;我只要草青人远,一流冷涧……但我们这想望的境界有容我们达到的一天吗?十五年一月十四日徐志摩的文章是有名的“跑野马”风格,这篇《吸烟与文化》也不例外。在我们看来,《吸烟与文化》这个题目可能会写成“茶文化”、“酒文化”一类的“烟文化”,那恐怕就免不了一番史籍钩沉的功夫了。尽管可能会写得质实,但恐怕会缺乏灵动,也极容易吃力不讨好。但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避重就轻,从牛津、剑桥(文中作“康桥”)的“抽烟主义”竟然扯到了英国传统的“贵族教育”,扯到了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度,表面上似乎“离题万里”,吸烟不过成了引子;实际上,作者是把抽烟、散步、闲谈、看闲书等都看成了“文化教育”的一部分,并对这种“自由精神”加以鼓吹,同时对那种机械性、买卖性的教育制度加以抨击,这就直接触及到理想的文化教育是什么的大问题了。因此,这一篇也是了解徐志摩留学期间的生活和思想转变的重要文章。徐志摩的文风一向有行云流水之誉,这篇文章就很典型。本文信手写来,涉笔成趣,令人有”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感。这固然是优点,但这种散漫的文风也给赏析带来了困难,令人无从措手。可实际上作者的“跑野马”风格并非是“如拆碎七宝楼台,不成片段”,而是“如万斛泉不择地而出”,“常行于所不得不行,止于所不得不止”,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本文初看起来有些杂乱,但也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作者并非鼓吹学生吸烟、闲谈,而是欣赏吸烟、闲谈背后的一种文化氛围,一种隐含在其中的自由平等的“人文精神”。吸烟、闲谈等已经超越了表象的常规意义而成为了一种象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徐志摩才回答了“烟斗里如何抽得出文化真髓来?”的疑问的。作者为点化众生,特意把英美的文化教育作了一番比较,“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龈橡皮糖,看电影,赌咒,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如其我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不含糊的草包,我离开自由神的时候也还是那原封没有动;但如其我在美国时候不曾通窍,我在康桥的日子至少自己明白了原先只是一肚子颟顸。”显然他把美国的文化教育看成了那种阻碍心智自由发展的机械性、买卖性的教育制度,把英国的文化教育看成了那种适合心智自由发展的纯粹教育和人格教育。所以作者才称“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赞同恢复古代的书院精神了。在他心目中,那种类似禅林讲学的师生相互质疑问难的传统正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精神,在这种文化教育下,才能受到真正的纯粹教育和人格教育。徐志摩在康桥接受的人文主义的熏陶是和他的诗人气质分不开的。他想往的境界是“草青人远,一流冷涧”,他崇拜的人物是米尔顿、拜伦、华茨华斯等,他的信仰是爱、自由、美,这些都是诗人的“赤子之心”的反映。他甚至主张“诗化生活”,把人生艺术化,他把那种理想的纯粹教育和人格教育称之为“浪漫的思乡病”也反映了这种人生艺术化的倾向。这篇文章写景、抒情、议论珠联璧合,尤其是情景交融,一直为后人欣赏。本文在结构上也别具匠心,作者欲擒故纵,先盘弓引马故不发,大谈所谓“抽烟主义”,当你情不自禁要问“烟斗里如何抽得出文化真髓来?”时,你已经不知不觉地入彀了。作者笔锋一转谈起了自己的留学经历,并提出什么是理想的文化教育的大问题。最后从国情出发,表达了对书院制度的缅怀和向往,余韵悠然。文章至此才一箭中的。我们不禁对作者这种迂曲委婉、含蓄蕴藉的文风击节叹赏了。这篇文章是他前期的作品,作者的艺术功力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除了文风略显散漫外,对语言文字的锤炼也稍欠精致,其中有些用词用语和现代白话文的习惯有所不同;而且一些不必要的情绪化的议论也有伤他自己一贯的温柔敦厚之道,而且那种“闲暇人生”的态度也确实带有浓厚的贵族气息。但这些都不过是白圭之玷,无损整体。(王志平)
散文 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照群众行为看起来,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照个人行为看起来,中国人大多数是最无耻的个人。慈悲的真义是感觉人类应感觉的感觉,和有胆量来表现内动的同情。中国人只会在杀人场上听小热昏①,决不会在法庭上贺喜判决无罪的刑犯;只想把洁白的人齐拉入混浊的水里,不会原谅拿人格的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牺牲精神。只是“幸灾乐祸”、“投井下石”,不会冒一点子险去分肩他人为正义而奋斗的负担。①小热昏,江浙一带民间的一种曲艺样式。从前在历史上,我们似乎听见过有什么义呀侠呀,什么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榜样呀,气节呀,廉洁呀,等等。如今呢,只听见神圣的职业者接受蜜甜的“冰炭敬”,磕拜寿祝福的响头,到处只见拍卖人格“贱卖灵魂”的招贴。这是革命最彰明的成绩,这是华族民国最动人的广告!“无理想的民族必亡”,是一句不刊的真言。我们目前的社会政治走的只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许的是理想,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若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迹。莎士比亚的丑鬼卡立朋①(Caliban)有时在海水里照出自己的尊容,总是老羞成怒的。所以每次有理想主义的行为或人格出现,这卑污苟且的社会一定不能容忍;不是拳打脚踢,也总是冷嘲热讽,总要把那三闾大夫②硬推入汨罗江底,他们方才放心。①卡立朋,通译凯列班,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人物,一个野蛮而丑怪的奴隶。②三闾大夫,即战国时期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我们从前是儒教国,所以从前理想人格的标准是智仁勇。现在不知道变成了什么国了,但目前最普通人格的通性,明明是愚暗残忍懦怯,正得一个反面。但是真理正义是永生不灭的圣火;也许有时遭被蒙盖掩翳罢了。大多数的人一天二十四点钟的时间内,何尝没有一刹那清明之气的回复?但是谁有胆量来想他自己的想,感觉他内动的感觉,表现他正义的冲动呢?蔡元培所以是个南边人说的“戆大”,愚不可及的一个书呆子,卑污苟且社会里的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所以他的话是没有人能懂的;他的行为是极少数人——如真有——敢表同情的;他的主张,他的理想,尤其是一盆飞旺的炭火,大家怕炙手,如何敢去抓呢?“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不合作主义,”“为保持人格起见……”“生平仅知是非公道,从不以人为单位。”这些话有多少人能懂,有多少人敢懂?这样的一个理想者,非失败不可;因为理想者总是失败的。若然理想胜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会政治失败——那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希望了。有知识有胆量能感觉的男女同志,应该认明此番风潮是个道德问题;随便彭允彝京津各报如何淆惑,如何谣传,如何去牵涉政党,总不能掩没这风潮里面一点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这点子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徐志摩散文的艺术风格,整体上有一个令读者熟悉和喜爱的基调,那就是:浓郁鲜明,繁富华丽,轻盈飘逸。《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却是一个例外。它所呈现的,是另一种徐志摩散文中极少见的简约质朴的面貌。1922年冬,当时的北平市财政总长罗文干,因涉嫌卖国纳贿遭到拘捕,不久释放。但又因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彭允彝的提议,被重新收禁。一时清浊淆惑,谣传纷纭。罗文干的密友同事,北大校长蔡元培等,因深信罗素日操守廉洁,又不满被称为“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的行径,遂联合知识界发表宣言,抗议此事,掀起风潮,并辞职离京。归国不久的徐志摩,正处于激情澎湃、充满理想的创作兴奋期。他不是一个思想家,也从不直接参预政治。所言所写,用他自己的话说,大都只是“随意即兴”。或者如茅盾所说,仅仅有一些“政治意识”而已。但他于政治的黑暗龌龊,一直有着“纸上谈兵”的兴趣。以他“真率”“坦然”的性情,脱口而出地议论时事。并且一旦投入,立即表现出其散文创作在情感表达上独特的个性。正如梁实秋在《谈志摩的散文》中归纳的那样:“永远地保持着一个亲热的态度”,“写起文章来任性”和“永远是用心写的”。面对这起与己无关的风潮,徐志摩依然即事兴感,在《努力周报》上撰写此文,以示在人格、正义与公道的立场上对蔡元培及其所代表的进步势力的声援与支持。一篇优秀的散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篇杂感散文,打破徐志摩散文创作在艺术上的基本格调,一些最具其艺术魅力的东西,诸如修辞技巧的变换,语言辞藻的雕琢,以及色彩的调配等,在这里没有得到丝毫的施展,而统统让位于对其内心涌动不息的燃烧般的激情作最大限度的张扬。作者内心的激情,来源于他对理想的追求。这里所谓的理想、信念,其实际内涵虽然如胡适所说,只是“爱”、“自由”和“美”的会合而已,还缺乏一个真正的内核。但是爱国主义毫无疑问是这些理想的基础。作者正是基于这种对古老民族的深爱与真情,将对理想的追求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