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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头上。他的那些朋友现在也向他掷石子了。
“就忘了这个世界吧。这个卑鄙的世界。就索性让它毁灭也好。完全毁灭倒也是痛快的
事，比较那零碎的、迟缓的改造痛快得多。”他这样自语着，似乎感到了一阵痛快。可是这
也没有一点用处，并不能够减轻他的痛苦，也不能够改变他的环境。相反的，他倒更觉得自
己脆弱了。他脆弱到只能够诅咒，只能够呻吟。
他在街头走了一些时候，又觉得这样走着更无聊。他忽然想起还是回家睡觉好些，便又
上了电车。电车很快地把他载到了目的地。现在他是向着回家的路上走了。
在路上他的脚步依旧下得很慢，他一方面想回家，另一方面又似乎害怕回家。他还不能
够毅然决定要怎样办。他只是挨着时间。但是他终于走到了自己住的地方。
他疲倦地拖着脚步上了楼。
他正要开房门上的锁，才发觉他出去的时候忘记锁门。他推开门进去。
房里有一个人站起来迎接他。他惊喜地叫起来：“怎么，志元，你来了？”
“我等了你好久了。我看见你没有锁门，以为你马上就会回来，哪个晓得等了你这许
久。我正想走了。”
“真正巧得很，我今天偏偏忘记了锁门。不然你来了还进不了房。你来得好。你是从Ｙ
省来的吗？怎么你事前也不给我一封信？你在路上走了几天？你的行李呢？”吴仁民高兴地
说，他完全忘记了先前的寂寞。
“我最近才决定的，来不及通知你们。我很早就想离开省城，但是总没有机会。我忍耐
了许久，到最近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我便下了决心不顾一切地跑出来了。现在不晓得这里
有什么事情给我做……我的行李还在旅馆里，”高志元一面说，一面摇动他的身子，他似乎
连五分钟的耐性也没有。他很少能够安静地在一把椅子上坐到一刻钟。他是一个三十岁光景
的人，一张方脸，一张阔嘴，唇上几根须髭。说起话来声音不清楚。他这个人连自己的姓也
念得不准确，但是吴仁民却能够听懂他的话。在他们分别了三年以后，他的音调并没有大的
改变。
“好，你来得正好。我现在正感到寂寞，你就住在我这里好了。我们去把行李搬过
来，”吴仁民欣慰地说。
“我很累，今天还是回旅馆去睡吧，横竖要出一天的旅馆钱。剑虹他们呢，他们都好
吗？”
“李剑虹他们还活着，只是陈真死了。你知道吗？”
“不是你写信告诉我的吗？陈真真死得可惜。他那样不顾性命地努力工作，我早知道他
的肺病会把他带走的。但是想不到他会被汽车压死。”高志元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他叹
息地接连说了两句：“我来得太迟了，太迟了。”
“是的，我们做事从来是太迟的。李剑虹他们总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吴仁民愤激
地说。“只恨我没有方法使他们那班人的眼睛大大地睁开。”
“这不能怪剑虹，他们并没有错。如水写信来说，你爱跟剑虹闹意见，是吗？”高志元
好像抱着超然的态度来说公道话似的。
“那么你就相信？”吴仁民突然问道，他的脸色立刻变了，别人不知道他这时候心里究
竟在想些什么。他坐在沙发上，从衣袋里摸出了烟盒，取了一根纸烟点燃来抽着。
“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但是你的性情我是很明白的。你好像是一座火山，从前没有爆
发，所以表面上似乎很平静。现在要爆发了。你会喷火喷到每个人的身上。剑虹是一个上了
年纪的人，自然要冷静些。但是在革命运动中冷静的人也是很需要的，”高志元平静地说。
他把两只手插在白羽纱的西装裤袋里，在房里慢慢地踱着。
吴仁民不答话，只是狂抽纸烟。烟雾遮住了他的脸。抽完一支他又开始抽第二支。
“看你抽烟，我就想起了我的酒。我的酒量恐怕可以和你的烟瘾比一比，”高志元微笑
地说。
“好，我们就去喝酒吧。”吴仁民突然站起来把没有燃完的纸烟头掷进痰盂里去。他用
手拍去了身上的烟灰预备出去。
“还早呢。现在天还没有黑，我想先去看剑虹，”高志元提议道。
“现在到酒馆去罢。早一点更好，我们可以多谈一些话。
你这几年来一定有许多话可以对我说的，我也有不少的话要告诉你，”吴仁民下了决心
地说。
高志元表示了同意。两个人便锁了门走出去。
他们选了附近一家天津馆，走上楼去，拣了一个干净的桌位，两个人对面坐了。吴仁民
向伙计要了几样菜，又要了两斤花雕。
时候还早，窄小的楼上并没有几个客人，还有两三张桌子空着。两人喝着茶等候菜端上
桌子。
伙计把酒烫好送来，吴仁民又叫了三碟冷菜。他们便对酌起来，一面喝酒，一面谈话。
“我想不到现在又会在这里吃酒，”高志元喝完一杯，感慨似地说。“我回去的时候本
来打算至多住一年就出来，谁知会耽搁了这许久。我带了几十本英文书回去，但是回到家里
并没有机会读它们。在我们省里我不能够做什么事情。那里太黑暗了，只要多说几句不中听
的话，就有被杀头的资格。你简直想象不到那里的黑暗。”
“为什么这里的报纸不登这一类消息？我们从报纸上简直看不到一点你们省里的消
息。”吴仁民直率地问。
“那黑暗，那专制，你怎么能够知道？”高志元正举起酒杯喝酒，突然把酒杯放回到桌
子上。“你怎么能够说话呢？他们差不多把你的舌头割去了一半。我们连说话的自由也没有
了。青年学生只要看了两三本社会科学的书，或者说几句对时局不满的愤激话，就会被校长
检举，有时候甚至于拉出去杀头，罪名是通匪。你想什么人还敢说话？现在我们那里的青年
学生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有讲恋爱，读爱情小说。你要和他们谈思想，结果不但会送掉你的
命，也会送掉他们的头。
你想，我怎么能够安静地住在那里？我怎么能够做事？我这几年的光阴是完全浪费掉
的。”
“我还不是和你一样？我们这里固然比你那里稍微自由一点，但是我也没有做出事情
来，以前是因为有瑶珠，现在是因为别人说我爱闹意见。是的，我永远是孤独的，热情的。
我永远是卤莽，蠢动，说大话做小事，像罗亭一样：他们这样批评我。我在大学教书总不免
要和校长或同事发生争执被强迫离开。在两三年中间我换了三个大学教书，结果都是一样。
我看不惯那班人的卑劣行为。什么教育，什么宣传，在那里一点也说不上。老实说，是
在陪资产阶级的子弟开开心，自己骗骗饭吃。或者给一些小姐添点妆奁，好去嫁给阔人。所
以我后来发誓不去教书了。我说要到工会里面去做点工作。但是工会里又有人猜忌我，他们
说我的个性太强，不能够做事。
只有蔡维新跟我比较接近，但是他也不大了解我，他也说我性子暴躁，主张激烈。还有
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同志们也不相信我，他们大半都是跟李剑虹一鼻孔出气。是的，我自
己也觉得有点像罗亭，永远不能够跟人妥协，永远不能够认识人。我同一切的人做朋友，我
相信他们可以了解我，但结果仍然是这样。我恨不得把这个世界一拳打碎。”他说到这里便
举起酒杯，喝了一个满杯，放下杯来，忽然把拳头往桌面上一击。伙计跑过来问他要什么。
他圆睁着眼睛把伙计望了一下，用粗暴的声音说：“再拿一斤酒来。”
高志元微笑地在旁边望着，并不阻止他，却放下筷子，把身子向后面一仰，靠在椅背
上，一面说：“罗亭到底是一个好人，他终于为他的信仰牺牲了性命。他并不是一个说大话
做小事的人。不过平心而论你的计划确实太多了。我相信你的箱子里一定还有不少没有实现
过的计划书。”
“是的，我为所有的人都草了计划书，我相信都是可以实行的。但是人们都抛弃了它，
说我空想，说我不懂得社会情形。我的精力总是白费。”
“这有什么理由值得灰心呢？你根本就不曾干过什么大的事情。说到文字宣传，你不曾
译过一部大书。说到实际活动，你又不曾在社会上占势力。单凭着自己的一点热情盲目地干
去又有什么好处？我劝你还是好好地振作起来，先翻译几套整部的全集再说。印费自然不会
成问题。文字宣传也是很要紧的。但是像现在这样出几期刊物印几本小册子是不够的，要做
就应该认真做。”
“呸。”吴仁民生气地骂起来。“我以为跟你分别了几年你总应该有一点进步，谁知道
你还是和从前一样。翻译全集正是李剑虹那般人想干的事情，他们正在着手做。你去找他们
罢。至于我，我不想干那种干燥无味消磨生命的事情。我以为出十部、百部全集也并不是什
么了不起的大事，中国依然不会因此得救。还是陈真说得好：‘只有行为才能够创造出力
量。’至于书本呢，那只是消磨生命的东西。”
“你这话我不承认，我倒相信思想能够创造行动。可怕的是自己没有坚决的思想。现在
还没有脱离宣传的时期，我们不能不多做宣传工作，”高志元充满信心地说。“你想象不到
我在故乡的生活，在那里连宣传的机会也没有。我在一个中学里教过书，但是不到半年我就
走了。因为在那里我不能够说一句自己想说的话。我好像是一架留声机，只能够照唱片唱。
而且就是这样也还免不掉有跟别人争饭碗的嫌疑。”
吴仁民不说话，只顾喝酒。高志元又说下去：“后来我又到一个军官学校去。这是一个
军队里附设的。我有一个亲戚在那里，他约我去。我到了那里，他要我当教员。我起初不答
应。他苦苦劝我，我便答应下来。他要我教政治。我说我根本不懂政治。他没有办法，就请
我随便开一门功课，我编了一部社会运动史的讲义，可是还没有讲到一半，我那个亲戚就请
我走路。我了解他，因为我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