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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严肃性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上述权威机构区分开。但是，就其功能而言，惩罚权力实质上与治疗权力或教育权力并无二致。它从它们那里，从它们的较次要的任务中，获得来自下面的认可。但这种认可并非不重要，因为这是对技术与合理性的认可。正如“监狱”使技术性规训权力“合法化”，它也使合法的惩罚权力“自然化”。“监狱”在二者同质化时，消除了其中一个的暴力性与另一个的专横性，减轻了二者都可能引起的反抗后果，从而使二者都不必有多余的目的，并且使同样精心计算的、机械的与谨慎的各种方法得以在二者之间流通。在这种情况下，“监狱”就使伟大的权力“经济”得以贯彻——在18世纪有关人的积聚与有效管理的问题首次出现时，人们曾努力探索这种“经济”的公式。
通过在社会各层面的运作，通过不断地将矫正艺术与惩罚权力混合，“监狱”的普遍性使惩罚之变得自然与可接受的标准降低了。人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在大革命前后，惩罚权利是如何获得一种新基础的？无疑，答案应该在契约理论中寻找。但是，更重要的或许是提出相反的问题：民众是如何被造就得能够接受惩罚权力，更简单地说，民众是如何被造就得能够容忍被惩罚？契约理论仅仅能够用下述虚构来回答这个问题，即合法成员赋予他人以权力，这种权力对他行使他本人所拥有的对他人的权利。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宏大的“监狱连续统一体”造成了规训l权力与法律权力之间的沟通，并且从最轻微的强制不间断地延展到时间最长的刑事拘留，从而建构了与那种胡诌的授权相反的具有直接物质性的技术现实。
4．由于有了这种新的权力经济，作为其基本手段的“监狱体系”就能够促成一种新形式的“法律”的出现：这是一种合法性与自然性、约定俗成与章程的混合，即规范（norm）。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司法权力至少是它的功能运作出现内部错位；审判日益困难，似乎人们羞于做出判决；法官方面强烈地希望对正常与非正常进行判断、估量、诊断与辨认，声称有治疗与使人康复的能力。从这一角度看，是否相信法官有良心，甚至无意识的良心，是无意义的。他们“对医学的（无限）偏爱”（这一点不断地表现出来——从对精神病专家的诉诸到对犯罪学的说法的关注）体现了这样一个重大现实，即他们所行使的权力已经“变质”；它在某种层面上是受法律支配的，而在另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它是作为一种规范性权力运作的；正是他们行使的权力的机制，而不是他们的顾忌或人道主义的机制，使他们做出邮疗性”判决，提出“使人康复”的监禁期限。但是，反之，即便法官愈益不情愿为判罪而判罪，审判活动也已经扩大到规范权力所扩展的程度。这种审判完全是由于无所不在的规训机制而产生的，是以所有的“监狱机构”为基础的。它已成为我们社会的主要功能之一。对是否正常进行裁决的法官无处不有。我们生活在一个教师一法官、医生一法官、教育家一法官、“社会工作者”一法官的社会里。规范性之无所不在的统治就是以他们为基础的。每个人无论自觉与否都使自己的肉体、姿势、行为、态度、成就听命于它。在现代社会里，“监狱网络”，无论是在严密集中的形式中还是分散的形式中，都有嵌入、分配、监视、观察的体制。这一网络一直是规范权力的最大支柱。
5．社会的“监狱结构”确保对肉体的实际捕获与持续观察；由于本身性质的缘故，惩罚机构基本上能够适应新的权力经济，适应形成满足这种经济所需要的知识的手段。它的全景敞视运作使它能够起到这双重作用。由于它具备固定、划分与记录的方法，它一直是使人的行为客体化的无穷尽的检查活动得以发展的最简单、最原始、最具体但或许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如果说在“刑讯”司法时代之后我们进入了“检察”司法的时代，如果说检查方法能够以一种更一般的方式广布于整个社会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关于人的科学，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各种繁多而相互重合的监禁机制。我并不认为人文科学源出于监狱。但是，如果说它们（人文科学）能够形成，能够在“知识型”（episteme）中造成如此之多的深刻变化，那是因为它们是通过一种特殊而新颖的权力渠道而传送的，即一种关于肉体的政策，一种使人的群体变得驯顺而有用的方法。这种政策要求把确定的知识关系包容进权力关系，要求有一种使征服与客体化重合的技术。它本身就带有新的造成个人化的技术。这种权力一知识造成了人文科学的历史可能性，而“监狱网络”则是这种权力一知识的盔甲之一。可认识的人（灵魂、个性、意识、行为等等）是这种分析介入、这种支配一观察的对象一效果。
6上述这些无疑可以解释监狱这个从一开始就受到诋毁的小发明为何极其牢固。如果它仅仅是一个为国家机器服务的镇压或排斥工具，那么它会比较容易地改变自己赤裸裸的形式，或寻找更容易被人接受的替代方式。但是，因为它植根于权力的机制与战略之中，所以它能以巨大的惯性力量来应付任何改造它的尝试。有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当改变监禁制度的问题被提出时，反对意见不仅出自司法机构本身。阻力不是出自作为刑事制裁的监狱，而是出自具有各种决断、联系与超司法结果的监狱，作为处于一个普遍的纪律与监视网络中的中转站的监狱，在一种全景敞视制度中运作的监狱。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可改变的，也不意味着它一旦确立就成为我们这种社会永远不可或缺的。相反，人们可以确定这样两个进程，这两个进程在使监狱得以运作的连续进程中能够对监狱的用途加以重大限制并转变其内部功能。无疑，这两个进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展开了。第一个进程是，减少被当作一种被封闭与被监视的特殊非法活动的过失犯罪的效用（或者增加其不利之处）。譬如，同政治与经济机构有直接联系的重大国内或国际非法活动（金融方面的非法活动、情报工作、武器与毒品交易、资产投机生意）表明，带有土气的而且引人注目的过失犯罪劳动力被证明是无能的。再如，从范围稍小的例子看，只要通过出售避孕套或间接地通过出版物、电影或歌舞剧就能够更有效地对淫乐进行经济榨取，古老的卖淫体系就丧失了其原有的许多效能。第二个进程是，规训网络日益发展，它们与刑法机构的交流日益扩大，它们获得愈益重要的权力，司法功能愈益大规模地转交给它们。现在，随着医学、心理学、教育、公共援助、“社会工作”等承担了愈来愈多的监督与评估权力，刑法机构也将能够变得具有医学性、心理学性与教育性。由于同样的原因，当监狱借助它的教养话语与它的加强过失犯罪的效果之间的裂痕把刑罚权力与规训权力联结起来时，监狱所体现的转折作用也就变得没有那么大了。在所有这些从事规范化的机制（它们的使用正在变得愈益严格）中间，监狱的特点及其作为联结环节的作用正在丧失原有的某种目的。
如果说围绕着监狱有一个全局性的政治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不是它是否应该具有矫正作用，也不是法官、精神病学家或社会学家是否应该在监狱中行使比管理人员更多的权力，甚至也不是我们究竟应该要监狱还是要其它某种东西。目前的问题在于，这些从事规范化的机制及其通过新纪律的扩增所具有的广泛权力被过分地使用了。
1836年，有一名通讯员给《法朗吉》的信中写道：“道德家、哲学家、立法者、文明的诌媚者，这就是你们的秩序井然的巴黎蓝图，这就是实行物以类聚的修正案。在中心点，在第一封闭区里，有对付各种疾病的医院，对付各种贫困的救济院，为男人、女人和儿童开设的疯人院、监狱与重罪犯监狱。围绕着第一封闭区，有兵营、法庭、警察分局、监狱看守住宅、断头台、刽子手及其助手的住宅。四角分别是众议院、贵族院、法兰西研究院和王宫。在中央区的外面，有为中央区服务的各种行业：骗子云集、破产频仍的商业，明争暗斗的工业，摇唇鼓舌的出版业，赌场，卖淫业，饥寒交迫的或放荡堕落的民众——他们随时准备竖起耳朵听从革命之神的召唤，还有铁石心肠的富人。……最终会产生一场人人对人人的无情战争”（法朗吉），1836年8月10日）。
我的论述就以这篇未署名的通信作为结束。我们此时已远离刑轮、绞刑往、绞刑架、示众柱星罗棋布的酷刑国度，我们也远离大约五十年之前改革者的梦想——惩罚之城，其中，数以平计的小舞台展示出无限丰富多彩的司法表演，在装饰过的断头台上精心制造出的惩罚将构成刑法典的持续节目。“监狱之城”及其虚构的“地理政治”则受到完全不同的原则支配。摘自《法朗吉》的上述文字使我们想到某些更重要的东西：位于这座城市中心的，而且似乎是为了恰当地控制这个中心的，不是“权力中心”，不是一种武力网络，而是一个由不同因素组成的复杂网络：高墙、空间、机构、规章、话语；因此，“监狱之城”的原型不是作为权力之源的国王人身，也不是产生某种既有个人性又有集体性的实体的契约式的意志聚合，而是一种对各种性质与各种层面的因素的战略分配。监狱不是法律、法典或司法机构的产物，它并不从属于法庭，不是实现法庭判决和法庭想要达到的结果的灵活或笨拙的工具。相反，法庭外在于和从属于监狱。监狱占据着中心位置，但它不是莹莹于立，而是与一系列的“监狱”机制相联系。这些机制都是用于减轻痛苦，治疗创伤和给予慰藉的，因此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