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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情况，让我们看看拷问和逼供的运作。首先，拷问并不是一种不惜任何代价获取事实真相的方式，也不是现代审讯中的无限制的拷打。它确实很残忍，但它并不野蛮。它是一种受制约的活动，遵循着明确规定的程序。拷问的各种阶段、时限、刑具、绳索的长度、重物的重量、审讯它干预的次数等，所有这些在困地而异的刑律上都有详细的规定（172年，阿格索下令调查法国的酷刑手段和规则。有关调查结果，见JolydeFI－eury，322～328）。拷问是一种严格的司法活动，它与早在宗教法庭以前就在起诉制度中实行的古老的考验和审判方法——神裁法、法庭决斗、上帝的审判——相联系。在下令施刑的法官和受刑的疑犯之间保存着那种较量的因素。受刑者受到步步升级的考验，如果他“挺住”了，他便获得成功；如果他把供了，他就失败。（酷刑的第一阶段是展示刑具。对于儿童和7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他们过不了这一关。）但是，审讯官在使用酷刑时是冒着一定风险的（除了使疑犯致死的危险）；他是用已经搜集到的证据来下赌注。按照规定，如果被告“挺住”了，没有招供，那么审讯官就只能放弃指控，而受刑者便获得胜利。这样，在最重大的案件中就形成一种惯例，即在证据不足时使用酷刑，在酷刑失败后，司法官可以继续调查。疑犯并不因经受住了酷刑而被宣布无罪，但他的胜利至少使他免于判处死刑。法官依然掌握着除了最后一张王牌以外的一切——“死亡前的一切”仪）mmacitramortem人因此，在审理重大犯罪案件时，常常有人向司法官建议，既然已经有足以定罪的证据就不必给疑犯动刑，否则如果疑犯挺住了酷刑，法官就无权对死有余书的疑犯判处死刑。在这种较量中，司法正义可能成为输家。如果证据足以“宣判这类罪人死刑”，人们就不应“让这种判决冒险；听凭往往一无所获的审讯的结果。公共安全的利益要求对那些重大的恐怖罪行严惩不贷，以做效兀”
在古典时期的拷问中，除了表面上有一种对事实真相的坚决而急切的寻求外，还隐含着一种有节制的神裁法机制：用肉体考验来确定书实真相。如果受刑者有罪，那么使之痛苦就不是不公正。如果他是无辜的，这种肉体考验则是解脱的标志。在拷问中，痛苦、较量和真理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共同对受刑者的肉体起作用。通过拷问寻求事实真相当然是一种获得证据的途径，其目的在于获得最重要的证据——犯罪者的供认。但这也是一场战斗，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将“产生”符合某种仪式的真理。在为了获得招供而使用的酷刑中，有一种调查的成分，但也有一种决斗的成分。
看上去，调查和惩罚已交融在一起。这并非毫无体理之处。拷问确实被规定为当“审问中没有实施足够的刑罚”时的一种补充证明方式。因为它属于刑罚之列，而且在惩罚体系中是一种很重的刑罚，所以1760年法令将它置于仅次于死刑的位置上。后人会问，一种刑罚怎么能被当作一种手段来使用呢？人们怎么会把应该是一种证明方法的东西当成一种惩罚呢？其原因应该在古典时期刑事司法产生事实真相的运作方式中寻找。片断的证据并不构成大量的客观的要素，除非它们能够被搜集在一起，形成一批统一的证据，并能对罪行做出最终的证实。每一个证据片断都会引起对疑犯一定程度的反感。对罪行的认定不是在所有的证据部汇在一起时才开始的。而是随着每一个可能使人认定罪犯的要素的积累而逐渐形成的。因此，在半证据未得到补充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之前，疑犯并不能得到解脱，而是被认定为有部分罪责。有关一桩严重罪行的副证能够证明某人是一个轻罪犯。总之，刑事诉讼论证不是遵循非真即假的二元体系，而是遵循逐渐升级的原则。论证中的每一级都构成一定的罪责认定，从而涉及一定的惩罚。因此，疑犯总会受到一定的惩罚。人若成为怀疑的对象就不可能是完全无辜的。怀疑就暗含着法官的论证因素，疑犯的某种程度的罪责、以及有限度的刑事惩罚。一个疑犯如果始终受到怀疑，就不会被宣布无罪，而要受到部分的惩罚。当人们的推理达到某种程度时，人们就完全有理由展开一种具有双重作用的活动：根据已搜集的信息开始施加惩罚，同时，利用这初步的惩罚以获得尚不清楚的事实真相。在18世纪，司法拷问依据的是一种奇特的原理：产生事实真相的仪式与实施惩罚的仪式同步进行。被拷问的肉体既是施加惩罚的对象，又是强行获取事实真相的地方。而且，正如推理既是调查的一个因素，又是罪责认定的一个片断，司法拷问所造成的有节制的痛苦既是惩罚手段，又是调查手段。
至此，值得玩味的是，这两种仪式通过人的肉体而形成的结合，在刑罚的实施过程中，即使证据得到确认，又使判决得以通过；而犯人的肉体在公开惩罚的仪式中再度成为～个基本因素。犯罪者的任务是公开承认对他的谴责和所犯罪行的真相。被展示和受刑的犯人肉体被用来公开支持在此之前一直被遮掩的程序。判决必须通过犯人的肉体向所有的人昭示。在18世纪，犯罪真相通过公开的刑罚直接鲜明地表现出来，这种做法具有几种方式。
1．使犯罪者成为自己罪行的宣告者。在某种意义上，他负有宣布并证实自己所受指控的任务。其方式是，游街，在其前胸后背或头上佩戴醒目的牌子；在各个路口示众，宣读判决，在教堂门口当众认罪，“赤裸双脚、身穿衬衫、手持火把，跑着宣布：自己邪恶可怖、卑鄙无耻，犯下了最不耻于人类的罪行等。”另外还有在火刑柱前或断头台下宣布犯罪者的罪行和判决。无论犯人仅仅放枷示众还是受火刑或轮刑，他都要用肉体来承担他的罪行和对他施加的司法正义，从而使这种罪行和司法正义昭示于众。
2沿用、复活了忏悔的场面。这是用一种主动的公开认罪的方式复制了强制的当众认罪，将公开处决变为昭示真理的时刻。在这最后的时刻，犯罪者已不会再失去什么了，真理的全部光辉将取得胜利。法庭在判决之后可以决定采用某种新的拷问方法来获得犯罪同谋的名字。人们还认为，在犯人走上断头台时，可以要求暂缓执行死刑，这样可以使他吐诙出新的情况。公众愿意看到在披露真相的过程中出现这种新的转折。许多犯人用这种方法来争取时间。被定为持械行凶罪的米歇尔·巴比埃（MichelBarbier）就是这样做的。“他厚颜无耻地看着断头台说，这个台肯定不是为他搭的，因为他是无辜的。他要求返回法院。在法院里，他东拉西扯拖了半个小时，竭力证明自己无罪。当他被送回到刑场时，他坚定地走上刑台。当他被脱去衣服、捆在十字架上，但还未分开四肢时，他第二次要求回到法院。在那里，他彻底地供认了自己的罪行，甚至声称自己还负有另一极谋杀的罪责”（Hardy，IV，80）。公开的酷刑和死刑的功能就是揭示真相。就此而言，它是在众目睽睽下继续着司法拷问在私下进行的工作。它在罪行判决上补上了犯人的签名。凡是成功的公开处决都伸张了司法正义，在将被处决的人的肉体上公布了罪行真相。弗朗索瓦·比亚尔（FransoisBiliard）是一个好犯人的典型。他原来是高级邮政官，于1772年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刑吏想遮住他的脸，使他免受围观人群的羞辱。“‘我应该受到的惩罚一直没有降临到我头上’，他说，‘所以公众不应看到我的脸。……’他仍然穿着悼念妻子的丧服。……他穿着新鞋，他的头发是新烫的并洒了粉，他的态度既谦卑又在严，使围观者能更清楚地观察他。围观者说，他要不是一个最完美的基督徒就是一个最坏的伪君子。他胸前挂的牌子有些歪斜，他自己将牌子摆正，无疑是为了使围观者更容易看到上面的字”。如果罪大恶极的犯人都像他这样，刑罚仪式就会具有一种充分的公开忏悔的效果。
3．将公开受刑与罪行本身联系起来。这是在二者之间建立了一系列可译解的关系。这是在犯罪现场或附近的十字路口所进行的犯人人身展览。处决往往是在犯罪发生的地点进行。譬如，1723年，一名学生杀死了几个人。南特初级法庭决定，在他行凶的小酒店前搭设刑台。在有些“象征性”酷刑中，处决的形式表明犯罪的性质。如，渎神者被割舍，淫秽者受火刑，杀人者被砍掉右手。有时，犯人被强迫手持其犯罪器械。如达米安被强迫用犯罪的右手拿着那把著名的行凶匕首，他的手和匕首都被涂上硫磺，一起焚烧。正如维科（VICO）”指出的，这种古老的法理学是“一套完整的诗学”。
在处决犯人时，有时甚至完全戏剧性地重现犯罪——使用同样的器具和同样的动作。这样，司法正义便可以在公众面前重现犯罪，揭示其真相，使这种罪行与犯人同归于尽。甚至到18世纪晚期，人们还可以发现类似下述的判决：1772年，康布雷的一名女仆杀死了女主人，她被判用“路口的垃圾车”送到刑场，绞刑架前应“安放已故女主人拉列伊被杀害时坐的椅子，让罪犯坐在椅子上，法院的刑吏砍断她的右手，当着她的面将其抛入火中，接着用她杀害女主人的切肉刀对她猛击四下，前两下击其头部，第三下击其左臂，第四下击其胸部，然后将她吊死，两个小时后，放下尸体，在续架前用她杀害女主人的同一把刀子割下头颅；悬挂于康布雷城外通往杜埃的大路旁20英尺高的杆子上，尸体装入一个袋子，埋在这根杆子旁的10英尺深处”（转引自Dautricourt，269～270）。
4最后，行刑的缓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