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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原路永福路口，我们被一辆警车拦住。“这是单行道，不能逆向开。知道吗？”一个声音粗鲁地说。
然后他们嗅到了酒气，“啊，居然还酒后驾车。”我和马克装作听不懂一句中文，我们像无厘头一样用英语和警察开玩笑，直到一束手电光打过来，然后有人叫了声：“倪可，居然是你！”
我醉醺醺地把脑袋伸到车窗外，定睛看了半天，才认出是马建军，马当娜的前男友之一。我冲他做了个飞吻，“Hello”，我依旧用英语说。然后看到马建军和另一个警察在边上嘀咕了一会儿，我似乎听到他说：“算了吧，那两个人刚从国外来，不懂这儿规矩，那女孩还是我的朋友的朋友……”
另一个警察又嘀咕了几句，我听不清，最后马克掏出100块钱算是罚款，马建军在我耳边说：“只能帮到这程度，100块还是打了半折的。”
车子继续上路，我们大笑一阵，笑过之后我说，“什么都没意思，回你那儿吧。”
忘了一夜之间跟他做了多少次爱，一直到最后连用润滑剂也都觉得疼痛难忍了。他像个野兽一样毫不留情，像个战士一样冲锋陷阵，像个歹徒一样弄得我酸痛不已。可我们还是继续施虐与受虐。
我说过，女人喜欢在床上遇到脸上挂长统靴的法西斯分子。脱离了头脑，肉体还有它自身的记忆存在，它用一套精密的生理体系保存着每一个与异性接触的记忆，即使岁月飞逝，一切成为过去，但这种性爱记忆仍会以经久不衰的奇异光辉朝内里发展，在梦中，在深思冥想中，在街上行走时，在读一本书时，在与陌生人交谈时，在同另一个男人做爱时，这时记忆会突然之间跳出来，我能数出今生中曾有过的男人……
在向他告别时，我把这层意思跟马克说了，马克紧紧抱住我，湿湿的睫毛刷过我的腮，我不想看一个即将分手的男人眼中的潮湿。
我提着一个大大的包，里面塞满了马克送我的唱片、衣服、书、饰物，这些让我发疯的爱的垃圾啊！
我平静地和他招手说再见。出租车的门关上了，他冲动地跑过来，“你真的不想送我去机场吗？”
“不。”我摇摇头。
他揪了揪自己的头发，“剩下的三个小时我怎么打发？我怕自己又会坐车来找你。”
“你不会的，”我对他微笑，身体却像风中的落英那样颤抖，“你可以给伊娃打电话，给其他你想得起来的人打电话，回忆你家人的脸吧，他们会在十几个小时后出现在你面前，他们会在机场接你的。”
他烦躁不安地不住地用手摸头发，然后伸脸过来吻我，“好吧，好吧，你这个冷血的女人，”“忘了我吧。”我低声说着，关上窗，让司机快点开车。这种时刻一生中最好少碰到，因为实在让人受不了，尤其是一对根本就没有希望的情人，他有妻子有孩子，又远在柏林，而我，现在去不了柏林，柏林只是我从电影中从小说得到的一个有着青灰色背景，机械又伤感的城市印象，太远太不一样了。
我没有扭头去看马克矗立在路边的身影，我也没有回到天天的公寓，车子径直去了我父母家。
电梯还没开，我拎着那一大包古怪玩意从第1层楼爬到第20层楼。脚步像挂了铅一样，人类登月球也不会比此时此刻的我更困难，我想我随时会虚脱，会半途晕倒，但我不想休息不想拖延，只想马上回到家里。
使劲敲门，门开了，母亲一脸的惊愕，我扔下包抱住她，“妈妈，我很饿。”我哭着对妈妈说。
“你怎么啦？怎么啦？”她冲卧室喊父亲：“CoCo回来了，快来帮个忙。”
父母一起把我抬到床上睡下，他们眼睛里面一片惊疑。他们不会知道有什么样乱七八糟的事在女儿身上发生，他们永远不会真正了解女儿眼中浮躁喧嚣的世界和难以形容的空虚，他们不知道女儿的男友是吸毒者，女儿的情人几小时后就要坐飞机回德国；女儿手头正在写的小说又是如此混乱、直率、露骨，充满形而上的思索和赤裸裸的性爱。
他们永远不知道女儿心中的恐惧，还有死也不会克制的欲望，生活对于她永远是一把随时会走火会死人的欲望手枪。
“对不起，我只是想吃粥，我饿了。”我控制往自己，喃喃重复着，努力想笑一下，然后他们消失了，我一头栽进睡眠的黑洞。
三十一 死 亡 的 颜 色
现在我的小说已临近尾声，在手中的笔换了一支又一支后，我终于找到了那种从山顶沿着滑雪道冲近山脚的骤然松弛的感觉，还有一丝奇怪的惆怅。
我想我不能预料摆在这本书面前的命运，那也是我自身的一部分命运，而我并没有力量去控制。同样也不能对我笔下的人物和故事负责，既然一切写出来了，那么就让它们自生自灭。
我又累又瘦，在镜子里我不敢多看自己。
离天天的死已有两个月零八天，但我长久地保留着某种幽玄的通灵感觉。
在厨房煮咖啡的时候，耳边突然会传来哗哗的水声，那是从隔壁的浴室传来的，一瞬间我想是天天在浴室洗澡，马上冲过去，但浴缸是空的。
当我在书桌前翻动一页稿纸，我又突然能觉到有个人坐在我背后的沙发上。他沉默而温柔地看着我，我不敢回头，因为怕惊走了他。我知道天天一直在这屋子里陪伴着我，他会执拗地等待着，直到我完成这部曾给他热情的小说。
而最难捱的就是在深夜无人私语时，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抱住他的枕头，祈祷神把他送到我无休止的梦里来：灰色的雾从窗外斜逸而入，很轻又很重地压在头顶，我听到一个遥远的声音在轻唤我的名字，他身着白衣，带着经久不败的美貌和爱走向我，我们用玻璃丝般透明的翅膀飞翔，草坪、房屋、街道，一个又一个掠过我们。青黛色的天空被光线扯开几道口子。
清晨像魔法即将消失的警讯一样降临，大地四处上的夜晚被驱逐。梦醒了，爱人不见了，只余下胸口一丝余温和眼角的湿痕。从天天在那一个清晨死在我身边开始，以后每一个清晨降临对于我而言都像是一次冷酷攫人的雪崩。
马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我一直躲在父母的家里。第二天我离开那儿回西郊的公寓，临行前没带去那个装满了马克送的礼物的大包，只从包里找到了一枚镶了蓝宝石的铂金婚戒，取出来戴在手上。那是我趁马克昏睡片刻的时候从他无名指上脱下来的。
他那么惶惶然，上飞机的时候都不会察觉到我偷了这枚戒指。而我没有更多的用意，也许只是跟他开了个最后的玩笑，也许是心存不甘，留作纪念。
戒指很美，可惜稍大了些，我把它套在大拇指上。回到公寓前我脱下它，放在口袋里。
回到公寓，天天在看电视，桌上堆着爆米花、巧克力、可乐，他看到我一进门就张开双臂，“我以为你逃走了，再也见不到你了。”他抱住我。
“我母亲做了些菜肉馄饨，要不要我现在煮给你吃？”我晃了晃手里的一只食品袋。
“我想出去兜兜风，想在草地上躺一会儿，”他把头放在我胸前，“和你一起去。”
我们戴着墨镜和水出门，出租车把我们载到我的母校复旦，那儿的草坪很舒服，又比公园里随意放松，毕业几年，我始终留恋复旦园里那样可以让人随意发疯但又雅致清新的气氛。
我们躺在樟树浓荫下，天天想背点诗，但一首也想不起来，“等你的小说集出来了，我们可以在这里的草地上朗诵，大声点再大声点，大学生们喜欢这一套吧？”他高兴他说。
我们一直躺着，晚饭也在学生餐厅里吃的。政通路上有家紧靠复旦留学生院的酒吧，叫handrock，由一个叫“疯子”的乐队经常出没，吉他手曾涛就是酒吧老板。我们进去想喝杯啤酒。
吧台后面是熟悉的几张面孔，朋友们都老了，“疯子”的主唱周勇也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了，我和天天听过去年夏天疯子在华师大agogo的专场演出。那种令人着魔的后朋克音乐让我们浑身蒸发，跳舞跳到晕倒。
蜘蛛带着几个留学生模样的人走进来，我们拥抱，说你好你好这么巧遇上了。最近蜘蛛老跟留学生混在一起玩，是因为电脑公司生意难做，他已萌生去意，想到什么国家读书去。他现在能说不错的英文、凑合的法文和西班牙语。
音乐是我喜欢的“portishead”的“Numy”，有人在跳舞，而吧台后面的面孔依旧不动声色，日夜在酒吧里泡着的人都有这种不动声色，又酷又憔悴的神情。听着毒品般的音乐，天天溜进酒吧洗手间，很长时间才摇摇晃晃地出来。
我知道他在干什么，我永远不能正视，正视他此时此刻这样的眼神，呆呆的、空洞的、魂已飞在九天外。随后我也喝醉了，他的毒瘾只需要我的酒瘾来相对的，在这种或那种瘾里我们反抗自我，漠视痛苦，跳动得像太空里的一束光。
在音乐里跳，在快乐里飞，凌晨1点多我们回到了寓所。没洗澡，脱光了衣服就往床上一躺，空调开得很大，我的梦境里都有空调嗡嗡嗡嗡的声音，像昆虫在鸣叫。整个梦境都是空白的，只有这种令人困惑的声音。
当我在翌日清晨，在第一束阳光照进来的时候，睁开眼睛，我转身去亲吻身边的天天，热热的吻印在他冷冷的泛着白光的身上，我使劲推他，唤他，吻他，揪自己的头发，然后又莫名其妙地赤身跳下床，跑到阳台上。我隔着窗玻璃久久地凝视着屋内的床上，那躺着的爱人的身体，久久地凝望。
我泪流满面，咬住自己的手指，尖叫了一声：“你这傻瓜！”他没有一丝反应。他死了，我也死了。
葬礼上来了不少朋友，亲戚，惟独不见天天寡身独居的奶奶。一切都是轻飘飘的，令人的心惶惶然。不知道这份惊惧还会怎么样，不知道他的肉身如何化为无知无觉的灰烬，他的天真的灵魂如何会从地底下突围，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