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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文集-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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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刚起手划船,在北平三海来过几回;最痛快是这回了。船夫管着方向,他的两桨老是伺候着我的。桨是洋式,长而匀称,支在小铁叉上,又稳,又灵活;桨片是薄薄的,弯弯的。江上又没有什么萍藻,显得宽畅之至。这样不吃力而得讨好,我们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第二天我们一伙儿便离开哈尔滨了。

此信八月三十一在西伯利亚车中动手写,直耽搁到今日才写毕。在时间上,不在篇幅上,要算得是一通太长的信了,一切请原谅罢!

弟自清,1931年10月8日,伦敦。



圣陶兄:

这一回说给你我们过西伯利亚的情形。

平常想到西伯利亚,眼前便仿佛一片莽莽的平原,黯淡的斜阳照着,或者凛冽的北风吹着,或者连天的冰雪盖着。相信这个印象一半从《勅勒歌》来,一半从翻译的小说来;我们火车中所见,却并不如此惊心动魄的——大概是夏天的缘故罢。荒凉诚然不错,但沿路没有童山,千里的青绿,倒将西伯利亚化作平常的郊野了。只到处点缀着木屋,是向所未见。我们在西伯利亚七日,有五天都下雨;在那牛毛细雨中,这些微微发亮的木屋是有一种特别的调子的。

头两天是晴天,第一天的落日真好看;只有那时候我们承认西伯利亚的伟大。平原渐渐苍茫起来,它的边际不像白天分明,似乎伸展到无穷尽的样子。只有西方一大片深深浅浅的金光,像是一个海。我们指点着,这些是岛屿;那些是船只,还在微风中动摇着呢。金光炫烂极了,这地上是没有的。勉强打个比喻,也许像熊熊的火焰吧,但火焰究竟太平凡了。那深深浅浅的调子,倒有些像名油画家的画板,浓一块淡一块的;虽不经意,而每一点一堆都可见他的精神,他的姿态。那时我们说起“霞”这个名字,觉得声调很响亮,恰是充满了光明似的。又说到“晚霞”;“晚”的声调带一些冥没的意味,便令人有“已近黄昏”之感。L君说英文中无与“霞”相当的字,只能叫做“落日”;若真如此,我们未免要为英国人怅惘了。

第二天傍晚过贝加尔湖;这是一个大大有名的湖,我所渴想一看的。记得郭沫若君的诗里说过苏武在贝加尔湖畔牧羊,真是美丽而悲凉的想象。在黯淡的暮色中过这个寂寞的湖,我不禁也怀古起来了。晚餐前我们忽见窗外很远的一片水;大家猜,别是贝加尔湖吧?晚餐完时,车已沿着湖边走了。向北望去,只见渺渺一白,想不出那边还有地方。这湖单调极了。似乎每一点都同样的平静,没有一个帆影,也没有一个鸟影。夜来了,这该是死之国吧?但我还是坐在窗前呆看。东边从何处起,我们没留意;现在也像西边一样,是无穷的白水。车行两点多钟,贝加尔湖依然在窗外;天是黑透了,我走进屋内,到底不知什么时候完的。

在欧亚两洲交界处,有一段路颇有些中国意境,绵延不断的青山与悠然流着的河水,在几里路中只随意曲了几曲。山高而峻,不见多少峰峦,如削成的一座大围屏。车在山下沿着河走;河岸也是高峻,水像突然掉下去似的。从山顶到河面,是整整齐齐的两叠;除曲了那几曲外,这几里路中都是整齐的。整齐虽已是西方的好处,但那高深却还近乎中国的山水诗或山水画。河中见一狭狭的小舟,一个人坐着缓缓地划桨,那船和人都是灰暗的颜色;这才真是中国画了。

车中一间屋睡四个人,而我们只有三个。上车时想着能老占着一间屋就好。但晚上便来了一个女人,像是做工的或种地的。她坦然睡了上铺;这在国内是不会有的——我们不但是三个男人,并且是三个外国人!第二天她下车了,来的是三等车中唯一的绅士;他大概因为晚上我们出入拉门,扰他清梦,下一天搬到别屋里去。以后来的是兵,兵,兵!我们都说与兵有缘分呢。最后来了经济学博士,他的名字,我还记得,是约瑟,是玩纸牌时要按名记分,他告诉我们的。从前来者都只说俄国话,我们偶然也能答应一两个字;是从万国卧车公司的指南上学来,如“不”“三个”“多少”之类。“不”字用得最多,伴着的是一摇头。这自然干脆不过,但往往从此打断了谈话;到这地步,那一位大概不是站在门外窗口去看风景,便是闭上眼睡觉。这位约瑟君却不同,他除俄国话外,自己说还懂得法文;LH两位都懂法文,我们立刻觉得屋里更有意思起来了。

但约瑟君的法文却实在不够用,他只能说些单字。LH两位应付得很费力,可是他爱说话极了,老是支支节节地谈下去。他告诉我们,俄国报说汉口党人烧了美孚煤油公司;又问起好几个中国人的名字。难为他记得住这些名字!有一个下午,他拿了纸笔,画了地图,和我们议论天下大事。他说俄国从美国买机器,而卖粮食给它;中国从美国买粮食和日用品,白让它赚了钱去。他在地图上点了几点,写着,“血!”“血!”说中国只能将血滴给美国,没有别的。他似乎以为中国全然美国化了,这样东西也问“亚美利加?”那样也问“亚美利加?”甚至我送他一包香片,也问“亚美利加?”我们赶紧说“中国”,“中国”,才收下了。

他又问我们什么党。我们三个都不在党;他奇怪极了,指着胸道,“我——博士——共产党!”指在他身旁的朋友——也是经济学博士——道,“他——博士——共产党!”他喜欢喝酒,常和他的朋友上饭车去喝。也邀过我们两三次,总说,“同志——啤酒,”一面指着饭车那方面。我们都谢了。最后他似乎不大好意思,指点着道,“我——布尔乔——你们——普罗利特利亚特!”他又常指着他的衣服道,“不好看——俄罗斯;”指着我们的道,“亚美利加!”(两三天后在另一车上和一个十八岁的俄国工人谈话,一位高丽人给翻译。这是个天真烂漫的工人,他的衣服比我们粗糙多了,可是比我们贵多了。他露出羡慕的颜色,但我想起约瑟君的话,倒有些羡慕他们。)他是个和蔼的人,很帮我们的忙。快到莫斯科时,他一面剥着松子(沿路见俄国人吃松子的甚多,一粒粒地摘下来嗑着,似乎比嗑瓜子有意思),一面告诉我们他有妻有子,现在家里等着他呢。又指着远处,说他夏天和他们住在城外,天凉了才搬进城去。下车后他还特地到窗前来和我们扬手作别。他是黑头发,紫脸膛,绕腮胡根子;他说他现在是一个经济杂志编辑人。

本该下午两点到莫斯科;误了五点钟,到时天已全黑了。去波兰的车就要开;满心想看看莫斯科,却只见一片黑夜,我只得带着最大的失望上车走了。第二天下午在波兰换车上巴黎去。晚上到饭车吃饭,侍者穿着小礼服,鞠着躬和客人说话,客人也大都换上整齐的衣服端端正正坐着,与俄国饭车空气大不相同。我渐渐有些拘束起来了。

弟自清,1931年11月15日,伦敦

伦敦杂记 三家书店

伦敦卖旧书的铺子,集中在切林克拉斯路(CharingCrossRoad);那是热闹地方,顶容易找。路不宽,也不长,只这么弯弯的一段儿;两旁不短的是书,玻璃窗里齐整整排着的,门口摊儿上乱哄哄摆着的,都有。加上那徘徊在窗前的,围绕着摊儿的,看书的人,到处显得拥拥挤挤,看过去路便更窄了。摊儿上看最痛快,随你翻,用不着“劳驾”“多谢”;可是让风吹日晒的到底没什么好书,要看好的还得进铺子去。进去了有时也可随便看,随便翻,但用得着“劳驾”“多谢”的时候也有;不过爱买不买,决不至于遭白眼。说是旧书,新书可也有的是;只是来者多数为的旧书罢了。最大的一家要算福也尔(foyle),在路西;新旧大楼隔着一道小街相对着,共占七号门牌,都是四层,旧大楼还带地下室——可并不是地窨子。店里按着书的性质分二十五部;地下室里满是旧文学书。这爿店二十八年前本是一家小铺子,只用了一个店员;现在店员差不多到了二百人,藏书到了二百万种,伦敦的《晨报》称为“世界最大的新旧书店”。两边店门口也摆着书摊儿,可是比别家的大。我的一本《袖珍欧洲指南》,就在这儿从那穿了满染着书尘的工作衣的店员手里,用半价买到的。在摊儿上翻书的时候,往往看不见店员的影子;等到选好了书四面找他,他却从不知那一个角落里钻出来了。但最值得流连的还是那间地下室;那儿有好多排书架子,地上还东一堆西一堆的。乍进去,好像掉在书海里;慢慢地才找出道儿来。屋里不够亮,土又多,离窗户远些的地方,白日也得开灯。可是看得自在;他们是早七点到晚九点,你待个几点钟不在乎,一天去几趟也不在乎。只有一件,不可着急。你得像逛庙会逛小市那样,一半玩儿,一半当真,翻翻看看,看看翻翻;也许好几回碰不见一本合意的书,也许霎时间到手了不止一本。

开铺子少不了生意经,福也尔的却颇高雅。他们在旧大楼的四层上留出一间美术馆,不时地展览一些画。去看不花钱,还送展览目录;目录后面印着几行字,告诉你要买美术书可到馆旁艺术部去。展览的画也并不坏,有卖的,有不卖的。他们又常在馆里举行演讲会,讲的人和主席的人当中,不缺少知名的。听讲也不用花钱;只每季的演讲程序表下,“恭请你注意组织演讲会的福也尔书店”。还有所谓文学午餐会,记得也在馆里。他们请一两个小名人做主角,随便谁,纳了餐费便可加入;英国的午餐很简单,费不会多。假使有闲工夫,去领略领略那名隽的谈吐,倒也值得的,不过去的却并不怎样多。

牛津街是伦敦的东西通衢,繁华无比,街上呢绒店最多;但也有一家大书铺,叫做彭勃思(Bumpus)的便是。这铺子开设于一七九○年左右,原在别处;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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