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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阿舒虽然面带微笑，可是他的脸和耳朵一下子全红了，额头上的静脉都突现出来，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水簌簌滚落下来。
石博纳特先生在休息室里喝一点儿水之后，就开始心安理得地抽起烟来。同学们却在兴致勃勃地围着阿舒，大声叫着：“小媳妇！小媳妇！”阿舒开始意识到，那一个假日与妹妹玩耍，是他一生中一次最丢脸的过失；他不相信，世人会在什么时候忘掉那一天所发生的事。
（1891年）
董友忱译
一夜
我和苏尔芭拉一块上小学，一块玩耍。每当我去她家里的时候，她母亲对我特别好，又总是把我们俩儿相提并论，常常赞叹道：“啊！这两个孩子多么般配呀！”
虽然我年龄还小，但是我能理解这话的含意，对于苏尔芭拉，我比别人更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利。这种念头在我的思想中已经深深扎了根。由于我陶醉在这种权利之中，所以我就不能不对她常常发号司令，做出一些粗暴的举动。而她却总是耐心地去执行我的各种指令，承受我对她的惩罚。村里人都夸她长得娇美，但是她的娇美在一个野蛮的男孩子眼中是没有价值的——我只知道，苏尔芭拉是为了承认我这个主人的地位才降生在她父母的家里。因此，她就成为我特别蔑视的对象。
我父亲是地主乔杜里的大管家。他希望我长大后跟他学习管理地主帐房的本领，以便将来我也能找到管家的差事，但是我心里却很不愿意。我们村里的尼尔罗东，跑到加尔各答去学习，后来当上了一名税务监察官。我的一生奋斗目标，也要像他那样——即使不能成为税务监察官，至少也要做一名法院首席书记员，我就这样默默地下定了决心。
我经常发现，我父亲对于法院的上述工作人员是非常景仰的——我从孩提时代起就看到，父亲以种种借口，经常带着鱼、菜、钱去孝敬他们；因此，法院的小职员，乃至通信员都在我心目中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他们就是我们孟加拉邦的崇拜之神，他们是三亿三千万人的一种新的小小的追求。为了获得物质利益，人们在内心里对他们的指望要比对财神贡耐沙本身还要大；从前用于敬奉贡耐沙的资金，现在都落在他们的的手里。
我深受尼尔罗东这个榜样的鼓舞，抓住一个机会，也跑到了加尔各答。起初，我住在同村的一个熟人那里。后来，我开始得到父亲的一些接济，学习也走上了正轨。
此外，我还加入了一个协会。为了祖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很值得的，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上述宿愿，而且也没有任何人为我作出榜样。不过，谈论起这种事情来，倒是不乏热情的。我们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不像加尔各答那些早熟的孩子们那样，学会了讥笑一切事务；相反，我们的信念是很坚定的。我们协会的领导者们经常发表演说，而我们都饿着肚子，中午在炽热的阳光熏烤下，挨家挨户地去征集签名，乞求施舍，在大街上散发传单，布置会场，安排桌椅；要是有谁说一句损害协会领导者声誉的话，我们就会同他厮打起来。城里的年轻人看到我们的这种表现，就称呼我们是东孟加拉土包子。
我来加尔各答的目的，是想成为一名法官，可是现在却充当了运动的陪衬。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和苏尔芭拉的父亲都一致主张为我们俩儿筹办婚事。
我15岁时跑到了加尔各答，当时苏尔芭拉才8岁；现在我已经18岁了。我父亲认为，我已经超过了结婚的年龄。但是对此问题我在心里发誓说：“我一辈子都不结婚，我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不过，我对父亲却说，不完成学业，我不能结婚。
两三个月之后我获悉：苏尔芭拉和律师拉姆洛琼先生结了婚。当时我正为贫困的印度征集捐款，所以就觉得这个消息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已考入大学，正准备第一次文科考试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在家里不只我一个人，还有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因此，我必须离开学校，回去找工作。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在诺瓦卡利地区一个小镇的小学校里谋到第二教师的职位。
我满以为，我找到了一个适合我的工作。我要通过教育和鼓励把每一个学生培养成为未来印度的军事将领。
我开始工作之后才发现，应付所面临的考试要比考虑印度未来前途紧迫得多。除了语法和代数再向学生们讲授其他别的东西，校长会生气的。不到两个月，我的热情也开始消失了。
像我这样的平庸之辈，坐在家里常常想入非非，可是一旦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肩上套上枷板，背后承受鞭打，日复一日地埋头拉犁耕耘，晚上只要能吃饱肚子，也就心满意足了，再也没有那种青春勃勃的热情了。
为了预防火灾，要有一位教师住在学校里值班。我孤身一人，这项任务自然落到了我的肩上。我就住在与学校大礼堂相连的一所房子里。
我们学校的校舍位于一个大池塘的岸边，距离民房不太远。四周生长着槟榔树、椰子树和木棉树，而紧靠着校舍有两株高大的古老尼姆树，两株树的树冠已经连成一片，形成了树荫。
有一件事，至今我都没提起过，而且到现在我都认为没必要提起。当地政府的律师拉姆洛琼·拉易的住宅离我们学校不太远。我知道，他和妻子——我童年的女友苏尔芭拉住在一起。
我认识拉姆洛琼先生。我不知道，他是否晓得我在童年曾经同苏尔芭拉一起上过学，我还觉得，重新见面时再提及此事是不合适的。况且，对于苏尔芭拉在一个时期同我的生活有过某种联系这件事，我已经淡漠了。
假期里的一天，我前往拉姆洛琼先生家去拜会他。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我们谈了些什么问题，大概，讨论了当前印度的困难情况。不能说拉姆洛琼先生对此问题特别忧虑和热心，但他还是一边吸烟，一边滔滔不绝地谈论这个题目，达一个半小时之久。
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从隔壁房间传来柔和悦耳的手镯丁零声、衣裙的窸窣声和轻轻的脚步声。我明白了，大概，透过窗户的缝隙一双好奇的眼睛正在望着我。
我立即回忆起那双眼睛——充满信赖、坦诚和童贞之爱的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黑黑的眼珠、浓浓的睫毛，刚毅而温柔的眼神。我突然觉得，仿佛有人用一只坚硬的巨掌压在我的心口，顿时感到心里一阵剧烈疼痛。
我回到了住处，但是这种疼痛感并没有消逝。不论读书还是写字，不论做什么，我都无法驱除内心里的这种压抑感；思绪仿佛变成一个巨大的重物，在我胸口的血管上滚压起来。
到了晚上，稍微平静了一点儿。我开始思索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感觉呢？我内心质问道：“你那位苏尔芭拉到哪儿去了？”
我反驳道：“我是自愿离开她的呀。难道她能等我一辈子吗？”
在我的内心里有人说道：“现在即使你磕破了头，也再没有权利看一眼当时你想得到的人了。尽管童年时代的苏尔芭拉和你那样亲近，可是现在你只能听到她的手镯声，闻到她发油的芳香，一堵墙把你们俩人永远分开了。”
我说道：“不要说了，苏尔芭拉算是我的什么人？”
我又听到了内心的回答：“今天苏尔芭拉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可是苏尔芭拉难道就不可能成为你的人吗？”
这话讲得对呀。苏尔芭拉难道就不可能成为我的人吗？她是我最贴心的人，是我最亲近的人。她本来可以成为分享我生活一切苦乐的伴侣，可是，如今她却离我那么遥远，简直成了一个陌生人啦。今天，已不允许我去会见她，甚至同她说说话也是一种过失，思念她更被视为一种罪过。还有，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一个拉姆洛琼，他凭借着念涌几句咒语，猛扑过来，一瞬间就把苏尔芭拉给夺走了。
我不打算在人类社会中推行一种新的道德，也不想摧毁现存的社会，扯断现有的联系。我只想诉说我内心中的真实感受。可是，内心里所产生的一切感受又怎么能说得清呢？苏尔芭拉虽然住在拉姆洛琼的家里，但是我对于她较之拉姆洛琼拥有更多的权利——我无法打消这种念头。我承认，这种想法是极不对头的，也是毫无道理的，可是却也不是违背情理的。
从那以后，我无论做什么，都不能集中精力。中午，学生们在教室里大声喧哗，但外面的一切却显得十分宁静，熏风习习，吹送着尼姆树的花香，这时候我心里萌发了一种愿望——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愿望——但是我现在可以说明：我不想就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整天为这些前途无量的未来印度的活动家们修改语法错误。
学校放假了，我一个人留在一所大房子里，感到心情很不平静。即使有人来访，我也不想接待。晚上，我一边听着池塘岸边槟榔树和椰子树枝叶发出的毫无意义的沙沙絮语，一边想，人类社会就是一张错综复杂的谬误之网。人们往往不想在一定的时间内去完成一项确定的事务，可是后来时过境迁，却又怀着一种非分之想而痛苦不堪。
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同苏尔芭拉结婚，本来可以幸福地生活，直至白头偕老；也许我会成为一个大人物，可是到头来却当上了名乡村小学教师！而拉姆洛琼·拉易则是一名律师，他成为苏尔芭拉的丈夫是没有任何必然的理由的；直到结婚前夕，不论苏尔芭拉还是婆博松克的，对他来说都一样，他会不加思索地同其中任何一个姑娘结婚。他作为政府聘请的律师，每天可以拿到五个卢比。每当他闻到牛奶烧焦的气味时，他就会责骂苏尔芭拉，可是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他就会为苏尔芭拉订做首饰。身体肥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