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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午九点钟开始，阳光变得贪婪，似乎要将大地上的所有水分蒸发干净。在地里割麦子的人们不时要停下镰刀拿起水瓶喝水，一仰脖，“咕噜噜”一瓶水忽而就下去大半。麦地里没有阴凉，成熟的麦子会使麦田里的温度增高，酷热的程度加大。到十一点钟，一些体质弱的妇女和年少的孩子（赶上星期，小孩一样上山割麦子）简直被晒得发昏，看那地下，到处都在闪耀着融化的铁水一般炽热而叫人炫目的不得不眯缝上眼睛的光斑。他们不时直起腰皱着眉往远处看，因为那里有一棵大树或者一片果园，那里的绿荫引诱着他们。终于，有的孩子就跑过去，在那片绿荫里大口呼吸，开心到几乎要躺倒在地。女人会对自己的丈夫说：“我们过去歇歇？”男人也是万般劳累，受不住这毒日头的暴晒，可是看看还剩下许多活计，就闷声对老婆说：“你去吧。”于是两个人都没走，任凭汗水迷住眼睛，有时流进嘴里，咸咸的、涩涩的。他们嫌手脏就用衣袖或者衣襟擦汗，腰痛就在原地做一个伸腰屈腿的动作，中学生做广播体操似的，不过腰肢呆板，动作既不灵活，也不规范。
阳光使人的脊背发红、变黑，脸蛋粗糙。汗水让他们身上弥散着一种让干净人为之皱眉、纳罕，甚至作呕，惯于辛苦的人却熟知到可以浑然不觉的气味儿。
顶着中午十二点的烈日割麦子，在草帽村大概只有于顺昌。
于顺昌快七十岁了，老伴已经去世。他中等个子，有点驼背，可是身体还结实。他有着一张狭长脸，两条浓眉毛下是一双眼神很专注的眼睛，因为瘦削和岁月的侵袭他脸色黢黑，皱纹很多很深。这张脸平时少有表情流露，他内心的平静与激动，包括喜怒哀乐原本属于面部的表情可以通过他的说话表达出来。他说话嗓门不高，可是声音清楚，干脆利落。无论现在看，还是听和于顺昌一起长大的老人说，他年轻时候是很英俊的，他也确乎有两个长得很帅气的都已经成家并且务农的儿子。
于顺昌的性格憨厚，手脚也略显笨拙，可是很能吃苦耐劳。他没有车，原因就是自己学不会开车。两个儿子都教过他，于顺昌也虚心学过几回，但是终于说：“我怕开车，我这辈子再也不和车打交道了。”从那以后他就没有学开车，也没有买车。农忙时两个儿子开车过来帮他往家里搬运庄稼，于顺昌也过去帮两个儿子收拾庄稼。多少年了，三家人不分彼此和一家人一样。大约两三年前，草帽村的村民惊奇地发现于顺昌推起了独轮车。以前大家也看见他推独轮车，但那只是偶尔才有，并且只在农闲时候，现在却是在农忙时候。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草帽村的村民就在背后议论起于顺昌和他的两个儿子。
“就是老头子不好，儿子开车帮他多少忙，听说他连油钱也不开。你说，儿子是自己生的，可是媳妇面前怎么让儿子说的过去？”有人说。
“老头子帮他两个儿子干多少活？你不见自从种子落了地，他两个儿子还有谁上山去？不都是老头子帮他们除草整地。还想和老父亲要油钱，丢不丢人。”有人说。
“其实就是两个儿子争着要老头帮他们干活，结果自己闹出意见来了，哪里干系老头一点事情。我看除非老头有了分身法，一个人挪作两个用，要不难能当他两个儿子的心意，累死也不行。”有人说。
“老头自己说：‘我干自己那点活倒清闲。’你瞧，岂不是老头嫌帮两个儿子干活太累，自愿推起了小车。”有人说。
说话不一而同，总是于顺昌和两个儿子起了矛盾。
此时的于顺昌坐在地头吃了中午饭，卷了一颗纸烟吧嗒吧嗒大口抽起来。他头上带着的一顶流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宽沿草帽遮着他的大半张脸，只露出一个晒黑了的稀疏白胡须茬子的下巴。一把刀刃很亮的镰刀放在他身旁，木头把儿的顶端裂开，用几圈铁丝牢固地缠着。他姿势很端正地盘腿坐着，当午的日头照着他一动不动的身子，在他的身下投出一小圈阴影。他对于头顶的烈日几乎没有察觉，只是低着头，不曾抬头向天空看过一次。周围一切是那么安静，远处隐隐传来村外的打麦场上脱谷机隆隆的响声。声音搅着这正午的安宁，使人焦急而烦躁。可是于顺昌只管一口一口地抽烟，白赤赤的日头底下，偌大一个山坡，仿佛只有他一个生灵存在。忽然，他抓起身旁的镰刀站起来，嘴里含着半截烟。他默默地四下里望了望就进了地，来到一垄麦子跟前，他吐去嘴里已经被唾沫弄湿的半截烟，用一只胳膊夹住镰刀，吐一口唾沫在摊开的两手掌上，然后对着手搓了搓，蹲下身子割起麦子。
在地头，靠近于顺昌吃中午饭的地方，还晒着一架歪倒的独轮木车。车横梁上挂了一捆绳子，一只黄毛狗趴在那捆绳子投下的一团阴影里，影子罩不住黄狗，狗却毫不介意，大大咧咧摊开了身子。听见主人起身，黄狗抬起头，抖一下一对耷拉的大耳朵，睡眼惺忪地看一看。主人的背弯曲的似乎更厉害，腿也有些罗圈。黄狗张嘴打一个呵欠，精神振奋些，眼睛却依旧看着走进地里的主人，一点儿动静没有。
2。 第五章
麦季过去以后，于嘉平和王金凤做了简单的交接，村两委成员也各自有了比较具体而明确的分工：于嘉平负责党政；王金凤负责村务；此二人总揽全局。 于海负责民事调解和土地建设；于海山负责财务。治安问题仍由于勘具体负责。办公室的安排也重新做了调整：于嘉平搬到外间和于海山合用靠南窗那张办公桌，于嘉平在里边，背对他以前的那间办公室的墙壁，面朝外间办公室的房门；于海山在外边——这是于海山身为支部委员该有的待遇，他同时作为村主管会计在于嘉平原来的办公室现在已经成为村财务室的内屋也占有一个办公位置，他平时就在那里办公。所以于嘉平其实是一个人占有一张办公桌。王金凤和于海在北边就是原来于海山和于朋用的那张桌子上办公。后墙只有一扇小窗户，光线不是太好，王金凤要求在冲门口的位置即桌子的东面办公，于海还要谦让，奈何王金凤一再坚持，于是就顺水推舟答应下来。这样王金凤和于嘉平对角线上打起了照面，彼此在桌子上的动作用不着故意就能看个清楚。
针对财务上出纳、报销的单据，两委会也全体通过，单据上必须同时有书记和村长的签名才可以有效。
村委会大印（公章）于嘉平没有交给王金凤，后来经不住于海（他认为王金凤没有讨要大印的勇气）的一再督促，他拿出打印。
“我认为这公章不该交给一个人保管，它代表一个委员会，所以每次使用它都应该得到村两委会的集体通过——至少村委会每个成员应该知道它将被如何使用。”于嘉平看着放在面前桌子上的大印说，“我这话并不是针对某个人，或者说不相信谁。应该说，我也包括其中。”
“书记说的话我真是越听越糊涂。村委会大印村长都没有资格保管，难不成我们某一个委员有这资格？”因为于海山长期在内间办公，于海暂时坐在于海山的办公椅子上，和于嘉平对脸。他话将说完的时候用眼睛瞟了一下坐在办公室中间的一张黄颜色的油漆已经斑驳的木头椅子上的王金凤。王金凤低着头，似乎在看脚上那双颜色新鲜的塑料凉鞋。于海摇摇头继续说道，“我不敢说自己有能力保管好这颗大印，但是我尊重全体村民的选择。大家既然把更多的票投给王金凤，这就说明大家信任王金凤，愿意并相信王金凤能够保管好、使用好这颗村委会大印。同样道理，我们村委会更应该相信我们的村长。”
于嘉平嘴角带着丝丝冷笑。
“我有说过不尊重全体村民的话吗？”他看着于海问。“我说过不信任我们这位村委会主任的话吗？我看副书记的意思是，我这个书记在村情事务上根本没有发言权。那么你这个副书记倒有发言权了？”于嘉平一拍桌子站起来。“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我不但有权利在村两委会上提意见，必要时候，我还可以否定所有意见……”于嘉平阴沉着脸没有接着说下去。
“凡是两委会成员都有发言权，但这并不表示你的发言有效！同样道理，凡是两委会成员都有否决权，但不是说只有你的否决有效！”于海也站起来，“我提醒于书记，讨论问题的时候吹胡子瞪眼睛没有用，拍桌子也没有用！”
“没有用是说你副书记说话没有用！”于嘉平把村委会大印从桌子上拿起来放到抽屉里。“这颗大印我可以不拿出来。”于嘉平因为大声说话嗓音有些嘶哑，他自己不觉，只是瞪大眼睛瞅着表情激动的于海。
于海真想走上前去从于嘉平手里把大印夺下来。
“于嘉平，你只手遮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冷静下来的于海口气和缓，可是更其刁钻。这说明他的冷静只是表面现象，他内心正暴风骤雨。“不要以为拿着那么一颗大印就是大权在手。”
这句话对于嘉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大印不代表权力，这我知道，但我还是谢谢副书记的提醒。”于嘉平说话声音低下来，“我从没有想到我曾经历过只手遮天的时代，这种事情用来形容一个村官，简直是开玩笑一样。”于嘉平无比讥讽地冲于海一笑，接着看一眼已经抬起头的王金凤，“只有从来没有真正当过领导的人才会开这样的玩笑。只手遮天？疯子一般的话，真是奇怪，我做书记这么多年没有人在我面前说一句这样的话，在今天，在这种场合，竟然会有人发这种牢骚。是在挑唆，无中生有？还是终于忍无可忍了？但我觉得应该是我忍无可忍才对。”
“于书记，”于海略黑的脸膛因为盛夏的到来加了一分，此时因为阴沉更显得黑黢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我理解你的惊奇，但你不该说那是疯话、牢骚话，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