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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西伯利亚的森林，
到不列颠的海滨，
最强大的力量
是我们的红军。
紧接着，是女声合唱：
嗨，那边山上收割忙……
苏维埃哨兵用愉快的微笑欢迎这支游行队伍，波兰哨兵看见游行队伍却感到惶恐不安。这次游行虽然早已通知了波兰指挥机关，但是仍然引起了对方的惊慌。一队队骑马的战地宪兵四处巡逻。岗哨比平时增加了四倍，谷地里隐蔽着后备队，以应付可能出现的事变，但是，游行队伍始终走在自己的国土上，是那样欢快而热闹，空气里充满了他们的歌声。
小土冈上站着一个波兰哨兵，游行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过来了。乐队奏起了进行曲。波兰哨兵立刻从肩上卸下枪，贴在脚边，行了一个注目礼。保尔清楚地听见一句波兰话：“公社万岁！”
看那哨兵的眼睛就知道，这句话是他说的。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是朋友！他那士兵大衣里面跳动着的是一颗同情游行群众的心。于是，保尔用波兰话轻声回答：“同志，向你致敬！”
哨兵落在后面了。游行队伍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他始终保持着持枪立正的姿势。保尔几次回过头去，看到他那小小的黑色身影。前面又是一个波兰哨兵，花白胡子，四角帽镶着镍边，帽檐下露出一双呆滞无光的眼睛。保尔刚才听到那句话，激动的心情还没有消失。这回他首先开了口，仿佛是自言自语一样，用波兰话说：“你好，同志！”
但是，没有得到回答。
加夫里洛夫微微一笑。原来，两次说话他全都听见了。
“你要求太高了。”他说。“这儿除了普通步兵，还有宪兵。
你看见他袖子上的标志了吗？他是个宪兵。”
游行队伍的排头已经开始下坡，朝一个被国界分成两半的村庄走去。苏维埃这半边作好了隆重欢迎客人的准备。所有的人都集合在界河上的小桥旁边。男女青年排成队，站在路两旁。在波兰那半边，房顶和板棚顶上都站满了人，他们全神贯注地看着河这岸发生的事情。还有一群群农民站在门口和篱笆旁边。当游行队伍走进夹道欢迎的人群的时候，乐队奏起《国际歌》。许多人在一个临时搭成的、装饰着绿色枝叶的台子上发表了动人的演说，讲话的有年纪很轻的小青年，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保尔也用他的本民族语言——乌克兰语讲了话，他的话飞过界河，传到了对岸。波方唯恐这个讲话打动人心，于是决定采取措施。他们出动了宪兵队，骑着马在村子里横冲直撞，用鞭子把人们赶回屋里去，还朝屋顶上开枪。
街上没有人了。青年人也被枪弹从屋顶上赶跑了。这一切，苏维埃这一边的人全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皱起了眉头。这时，一位老羊倌在小伙子们的搀扶下登上了讲台，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激动地说：“好哇，瞧瞧吧，孩子们！他们从前就是这样打我们的。现在咱们村子里，当官的拿皮鞭子抽庄稼人这样的事，再也没有了。地主老爷完蛋了，咱们背上也就不再挨鞭子了。孩子们，你们可要牢牢地掌好这个权哪。我老了，不会讲话，可是心里想说的话很多。在沙皇那个时候，我们像老牛拉车那样，受了一辈子苦，看着那边的老百姓，我心里可真难受哇！……”他向对岸挥了一下他那干瘦的手，放声大哭起来，只有小孩子和老年人才会这样哭。
接着，格里沙上台发言。加夫里洛夫一边听着他那愤怒的讲话，一边掉转马头，仔细观察对岸是不是有人记录。但是，对岸空荡荡的，连桥头的岗哨都撤走了。
“这次大概不会向外交人民委员部发抗议照会了。”他开玩笑地说。
十一月底，一个阴雨的秋夜，安托纽克和他的“七人帮”总算是恶贯满盈了。这一窝豺狼在迈丹维拉一个富裕移民家里参加婚礼，被赫罗林的党团员们擒获，落入了法网。
妇女们的闲谈，把这些客人来参加婚礼的消息泄漏了出去。赫罗林的党团员一共有十二个人，立刻集合，谁有什么武器就带什么武器，坐上马车，奔向迈丹维拉庄园。同时，派人骑马飞速到别列兹多夫报信。报信人在谢马基村碰上了菲拉托夫的剿匪队，菲拉托夫随即带领人马，朝迈丹维拉扑去。
赫罗林的党团员已经把那个庄园围住，并且同安托纽克匪帮接上了火。安托纽克和他的喽罗们躲在一间小厢房里，一看见有人露头，就开枪射击。他们突然冲出厢房，妄想突围，但是，赫罗林的党团员撂倒一个匪徒，把他们压了回去。安托纽克陷入这样的困境已经不是头一回，但是每次都靠手榴弹和黑夜帮忙，安全逃脱。这一次，差一点又让他逃走。赫罗林支部已经牺牲了两个人，幸好菲拉托夫及时赶到。安托纽克一看就明白：这回是陷入了绝境，再也跑不掉了。他整夜都从厢房的各个窗口向外射击，直到天亮才被抓住。“七人帮”中没有人投降。为了消灭这窝豺狼，有四个人献出了生命，其中三个是成立不久的赫罗林共青团支部的团员。
保尔的军训营奉命参加地方部队的秋季演习。他们冒着倾盆大雨到四十公里以外的一个师的营地去。一清早出发，深夜才到达，整整走了一天。这次行军，只有营长古谢夫和政委柯察金骑马。八百个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一到营房，倒下就睡了。师部给这个营的调集令下达晚了，第二天早晨就要开始演习。他们这个营要接受检阅。全营在操场上整好了队。
不久，师部来了几个骑马的人。这个军训营已经领到服装和步枪，现在面貌一新了。营长古谢夫和政委柯察金两人为训练这支队伍花了不少心血和时间，因此信心十足。当正式检阅完毕，军训营做完变换队形的表演之后，一个面孔漂亮，但皮肉松弛的指挥员厉声问保尔：“你为什么骑马？我们普及军训部队的营级指挥员和政委不应该骑马。我命令您把马送回马棚去，徒步参加演习。”
保尔知道，自己那两条腿连一公里也走不了，不骑马就不能参加演习。这种情况对这位系着十来条各种皮带的大喊大叫的花花公子该怎么说呢？
“我不骑马就不能参加演习。”
“为什么？”
保尔明白，没有别的法子解释他拒绝步行的理由，只好低声说：“我的两条腿全肿了，连走带跑一个星期，我实在做不到。此外，同志，我还不知道您是什么人。”
“我是你们团的参谋长，这是一。第二，我再一次命令您下马。如果您是个残废，我可没叫您在部队里工作，这不能怪我。”
保尔好像挨了一鞭子，他猛地一抖缰绳。但是，古谢夫那只坚强有力的手阻止了他。保尔受到这样的侮辱，忍不住要发作，同时他又竭力克制自己，内心斗争了好几分钟。现在的保尔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任性地从一个部队跳到另一个部队的普通战士了。他现在是营政治委员，全营战士就站在他身后。他自己的行动会给全营树立什么样的服从军纪的榜样呢！况且他担任部队的训练工作，又不是为这个花花公子干的。想到这里，他离镫下马，忍着剧烈的关节疼痛，朝队伍的右翼走去。
一连几天都是难得的好天气。演习快要结束了。这次演习的终点是舍佩托夫卡，第五天他们就在这一带进行演习。别列兹多夫营奉命从克里缅托维奇村方面攻占车站。
保尔十分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他把所有的途径都告诉了古谢夫。全营分成两路，深入迂回，秘密地绕到“敌人”后面，然后出其不意地高喊“乌拉”，冲进了车站。根据评判员的评定，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车站已经被别列兹多夫营占领，防守车站的那个营“损失”一半人员，后撤到林子里去了。
保尔负责指挥半个营。他和三连的连长、指导员正站在街心，布置兵力。一个战士跑到他们跟前，大口喘着气，向保尔报告：“政委同志，营长问，道口是不是都有机枪把守。评判委员会马上就到。”
保尔和连长向道口走去。
团部的人都已经到达那里了。他们祝贺古谢夫作战成功。
战败的那个营的代表们羞愧不安地站在那里，一点也不打算替自己辩护。
“这不是我的功劳，柯察金是本地人，是他给我们领的路。”
参谋长骑着马走到保尔跟前，讥讽地说：“同志，您的腿跑得挺不错嘛，看来，您完全是为了出风头才骑马的吧？”他本想再说两句，一看柯察金眼神不对，才把话咽了下去。
团部的人走后，保尔悄悄问古谢夫：“你知道不，他姓什么？”
古谢夫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算了，别理这个骗子。他姓丘扎宁，革命前好像是个准尉。”
保尔似乎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名字，这一天他几次竭力回想，还是没有想起来。
演习结束了。军训营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好评，返回别列兹多夫，可是保尔的身体却累垮了。他在母亲身边住了两天。
马就拴在阿尔焦姆家里。他每天都睡十二个小时。第三天，他到机车库去找阿尔焦姆。这座熏黑了的厂房，使保尔倍感亲切。他使劲吸了一下煤烟的气味。这气味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因为他从小闻惯了这种气味，他是在这种气味中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