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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佑元年，诏禁锦背、绣背、遍地密花透背采段，其稀花团窠、斜窠杂花不相连者非。二年，诏：市肆造作缕金为妇人首饰等物者禁。三年，“臣庶之家，毋得采捕鹿胎制造冠子。又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闹斗八；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朱黝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凡器用毋得表里朱漆、金漆，下毋得衬朱。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用金棱器，其用银者毋得涂金。玳瑁酒食器，非宫禁毋得用。纯金器若经赐者，听用之。凡命妇许以金为首饰，及为小儿钤镯、钗篸、金川缠、珥环之属；仍毋得为牙鱼、飞鱼、奇巧飞动若龙形者。非命妇之家，毋得以真珠装缀首饰、衣服，及项珠、缨络、耳坠、头｛须巾｝、抹子之类。凡帐幔、缴壁、承尘、柱衣、额道、项帕、覆旌、床裙，毋得用纯锦遍绣。宗室戚里茶檐、食合，毋得以绯红盖覆。豪贵之族所乘坐车，毋得用朱漆及五彩装绘，若用黝而间以五彩者听。民间毋得乘檐子，及以银骨朵、水罐引喝随行。”
庆历八年，诏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皇佑元年，诏妇人冠高毋得逾四寸，广毋得逾尺，梳长毋得逾四寸，仍禁以角为之。先是，宫中尚白角冠梳，人争仿之，至谓之内样。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长三尺者；梳长亦逾尺。议者以为服妖，遂禁止之。嘉佑七年，初，皇亲与内臣所衣紫，皆再入为黝色。后士庶浸相效，言者以为奇邪之服，于是禁天下衣黑紫服者。
神宗熙宁九年，禁朝服紫色近黑者；民庶止令乘犊车，听以黑饰，间五彩为饰，不许呵引及前列仪物。哲宗绍圣二年，侍御史翟思言：“京城士人与豪右大姓，出入率以轿自载，四人舁之，甚者饰以棕盖，彻去帘蔽，翼其左右，旁午于通衢，甚为僭拟，乞行止绝。”从之。
徽宗大观元年，郭天信乞中外并罢翡翠装饰，帝曰：“先王之政，仁及草木禽兽，今取其羽毛，用于不急，伤生害性，非先王惠养万物之意。宜令有司立法禁之。”政和二年，诏后苑造缬帛。盖自元丰初，置为行军之号，又为卫士之衣，以辨奸诈，遂禁止民间打造。令开封府申严其禁，客旅不许兴贩缬板。
七年，臣僚上言：“辇毂之下，奔竞侈靡，有未革者。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贵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甚。臣尝考之，申令法禁虽具，其罚尚轻，有司玩习，以至于此。如民庶之家不得乘轿，今京城内暖轿，非命官至富民、娼优、下贱，遂以为常。窃见近日有赴内禁乘以至皇城门者，奉祀乘至宫庙者，坦然无所畏避。臣妄以为僭礼犯分，禁亦不可以缓。”于是诏，非品官不得乘暖轿。先是，权发遣提举淮南东路学事丁瓘言：“衣服之制，尤不可缓。今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臣恐礼官所议，止正大典，未遑及此。伏愿明诏有司，严立法度，酌古便今，以义起礼。俾闾阎之卑，不得与尊者同荣；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此法一正，名分自明，革浇偷以归忠厚，岂曰小补之哉。”是岁，又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钓墩，今亦谓之袜裤，妇人之服也。
中兴，士大夫之服，大抵因东都之旧，而其后稍变焉。一曰深衣，二曰紫衫，三曰凉衫，四曰帽衫，五曰遥馈４疚踔校祆溆侄漓搿⒐诨橹匕湫兄７彩看蠓蚣壹漓搿⒐诨椋蚓呤⒎Ｓ泄僬吲镣贰⒋⒀ァⅢ耍吭蚺镣贰⒁＇衫、带，处士则帕头、皂衫、带，无官者通用帽子、衫、带；又不能具，则或深衣，或凉衫。有官者亦通用帽子以下，但不为盛服。妇人则假髻、大衣、长裙。女子在室者冠子、背子。众妾则假紒、背子。
冠礼，三加冠服，初加，缁布冠、深衣、大带、纳履；再加，帽子、皂衫、革带、系鞋；三加，帕头、公服、革带、纳靴。其品官嫡庶子初加，折上巾、公服；再加，二梁冠、朝服；三加，平冕服，若以巾帽、折上巾为三加者，听之。深衣用白细布，度用指尺，衣全四幅，其长过胁，下属于裳。裳交解十二幅，上属于衣，其长及踝。圆袂方领，曲裾黑缘。大带、缁冠、幅巾、黑履。士大夫家冠昏、祭祀、宴居、交际服之。
紫衫。本军校服。中兴，士大夫服之，以便戎事。绍兴九年，诏公卿、长吏服用冠带，然迄不行。二十六年，再申严禁，毋得以戎服临民，自是紫衫遂废。士大夫皆服凉衫，以为便服矣。
凉衫。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乾道初，礼部侍郎王□严奏：“窃见近日士大夫皆服凉衫，甚非美观，而以交际、居官、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陛下方奉两宫，所宜革之。且紫衫之设以从戎，故为之禁，而人情趋简便，靡而至此。文武并用。本不偏废，朝章之外，宜有便衣，仍存紫衫，未害大体。”于是禁服白衫，除乘马道涂许服外，余不得服。若便服，许用紫衫。自后，凉衫祗用为凶服矣。
帽衫。帽以乌纱、衫以皂罗为之，角带，系鞋。东都时，士大夫交际常服之。南渡后，一变为紫衫，再变为凉衫，自是服帽衫少矣。惟士大夫家冠昏、祭祀犹服焉。若国子生，常服之。
遥馈Ｒ园紫覆嘉擦齑笮洌率┖嵋＇为裳，腰间有辟积。进士及国子生、州县生服之。
绍兴五年，高宗谓辅臣曰：“金翠为妇人服饰，不惟靡货害物，而侈靡之习，实关风化。已戒中外，及下令不许入宫门，今无一人犯者。尚恐士民之家未能尽革，宜申严禁，仍定销金及采捕金翠罪赏格。”淳熙二年，孝宗宣示中宫苎衣曰：“珠玉就用禁中旧物，所费不及五万，革弊当自宫禁始。”因问风俗，龚茂良奏：“由贵近之家，放效宫禁，以致流传民间。粥簪珥者，必言内样。彼若知上崇尚淳朴，必观感而化矣。臣又闻中宫服浣濯之衣，数年不易。请宣示中外，仍敕有司严戢奢僭。”宁宗嘉泰初，以风俗侈靡，诏官民营建室屋，一遵制度，务从简朴。又以宫中金翠，燔之通衢，贵近之家，犯者必罚。
154 志第一百七 舆服六
宝印符券宫室制度臣庶室屋制度
宝。秦制，天子有六玺，又有传国玺，历代因之。唐改为宝，其制有八。五代乱离，或多亡失。周广顺中，始造二宝：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宝”，一曰“皇帝神宝”。太祖受禅，传此二宝，又制“大宋受命之宝”。至太宗，又别制“承天受命之宝”。是后，诸帝嗣服，皆自为一宝，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凡上尊号，有司制玉宝，则以所上尊号为文。
宝用玉，篆文，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盘龙钮，系以晕锦大绶，赤小绶，连玉环；玉检高七寸，广二寸四分，厚四分；玉斗方二寸四分，厚一寸二分：皆饰以红锦，金装，裹以红锦，加红罗泥金夹帊，纳于小盝。盝以金装，内设金床，晕锦褥，饰以杂色玻璃、碧钿石、珊瑚、金精石、玛瑙。又盝二重，皆装以金，覆以红罗绣帊，载以腰舆及行马，并饰以金。又有香炉、宝子、香匙、灰匙、火箸、烛台、烛刀，皆以金为之，是所谓缘宝法物也。
别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书奏覆状、流内铨历任三代状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枢密院宣命及诸司奏状内用之；三曰“书诏之印”，翰林诏敕用之。皆铸以金，又以瑜石各铸其一。雍熙三年，北改为宝，别铸以金，旧六印皆毁之。
真宗即位，作皇帝受命宝，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大中祥符元年五月，详定所言：“按玉牒、玉册，用皇帝受命宝印之，纳玉匮于石□感，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今封禅泰山，请依旧制，别造玉宝一枚，方寸二分，文同受命宝。其封石□感，用天下同文之印，旧史元无制度，今请用金铸，大小同御前之宝，以‘天下同文之宝’为文。所有缘宝法物，亦请依式制造。”从之。天禧元年十二月，召辅臣于滋福殿，观新刻“五岳圣帝玉宝’及“皇帝昭受乾符之宝”，命择日迎导赴会灵观奉安。其宝并金柙玉钮，制作精妙。真宗以奏章上帝，承前皆用御前之宝，以理未顺，故改用昭受乾符之宝。
乾兴元年，仁宗即位，作受命宝，文同真宗。天圣元年，诏以宫城火，重制受命宝及尊号册宝。庆历八年十一月，诏刻“皇帝钦崇国祀之宝”。先是，天禧中，真宗刻昭受乾符之宝，而于醮祠表章用之。后经大内火，宝焚，乃用御前之宝。至是，下学士院定其文，命宰臣陈执中书之。皇佑五年七月，诏作“镇国神宝”。先是，奉宸库有良玉，广尺，厚半之。仁宗以为希代之珍，不欲为服玩，因作是宝，命宰臣庞籍篆文。宝成，太常礼院引《唐六典》次序曰：“一神宝，二受命宝，冬至祀南郊，大驾仪仗，请以镇国神宝先受命宝为前导。”自是为定式。至和二年，初，太宗以玉宝二钮赐太祖之子德芳，其文曰“皇帝信宝”，至是，德芳孙左屯卫大将军从式上之。
嘉佑八年，仁宗崩，英宗立，翰林学士范镇言：“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及缘宝法物，与平生衣冠器用，皆欲举而葬之，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其受命宝，伏乞陛下自宝用之，且示有所传付。若衣冠器玩，则请陈于陵寝及神御殿，岁时展视，以慰思慕。”诏检讨官考索典故，及命两制、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珪等奏曰：“受命宝者，犹昔传国玺也，宜为天子传器，不当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于庙寝，至于平生器玩，则前世既不皆纳于方中，亦不尽陈于陵寝。谓今宜从省约，以称先帝恭俭之实。”帝不用其议，乃别造受命宝，命参知政事欧阳修篆文八字。至哲宗立，亦作焉，其文并同。
绍圣三年，咸阳县民段义得古玉印，自言于河南乡刘银村修舍，掘地得之，有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