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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关于“故事新编”，徐白先生精通日文，故以日本小说为例曰：日本人写“时代小说”（即古代故事），书中人物一切，包括衣冠服饰，动作言语，无一不吻合当时的时代，决无中国这种古人说现代名词的奇事。如内容属于讽刺，猪八戒逛孔夫子庙等，那当然例外，否则必须正正派派地写。现代“故事新编”的作者，在一般人眼光中看起来，似乎比“武侠小说”的作者高一级，起码他们的文字通顺，而且形式是新的，有时候也来点哲人式的议论对话。因之，它的危害也似武侠小说更大，不能放松一点也。
最后，徐白先生曰：“我于此两种，皆绝对不看，盖怕看得心烦意乱。”柏杨先生亦是如此，非自以为了不起，而是看下去完全是自杀时间。
（柏老按：一九七○年代，我老人家却大看武侠小说，盖身囚绿岛，度日如年，用以麻醉残生。不过对于“故事新编”，无论如何，仍难入目，所以一直坚拒到底。）
海明威之死
海明威先生终于翘了辫子。同样是作家，美国的便比中国的吃香，连死都死得了不起。报上云，海明威先生擦枪走火，与世长辞。国际社发专电，大总统去吊唁，远在一万里外的一个名叫“台湾”的小岛，报纸上都占大大的一块地盘。而且有很多有学问的朋友，把海先生的身世摸得透熟，长篇大论地一一为文哀悼。当作家的，不应该如是耶？
要说作家之死，中国也不是没有过的，当年鲁迅先生逝世，确实震动一时，迄今不见此盛况矣。大家来台湾十有二载，死的作家，已有数位，无不都可怜兮兮，即以消息而论，不但出不了这个小小的岛，就是在这个小小的岛上，如果不拜托拜托，拿拿言语，也上不了报。盖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气量狭窄，编辑记者都是文人，既都是文人矣，你那两套算啥？尤其是我们的社会形态，文人靠稿费不能生活，必须有一个职业作底子，以维持不致饿死。于是，校长曰：“海明威呀，他在我手下当教习。”处长曰：“那个姓海的，他在我手下当科员。”委员曰：“海啥？啊，海明威，他进区公所还是我招考录取的。”主任更曰：“作家？啥叫作家？我手下多的是，我那里第九科的一个办事员便出过书，他还是什么协会的理事哩。”《圣经》上有言曰：“先知在故乡总是不值钱的。”这句话用之于东方，有真理在焉。盖在台湾，任何本地东西，如科学家、艺术家、舞蹈家，都不值钱，作家不过是很多不值钱东西中的一种而已。
海明威先生死矣，我到处打听，尚未听说他身后萧条，有募捐的消息，不禁大惊。呜呼，中国文人之所以受人轻视，无他，只不过太穷耳。海明威先生猎枪走火丧生，而中国作家想这样死都不可得，盖一辈子都没见过猎枪是啥，不要说跑到非洲打猎，就是去碧潭散散心，有这笔银子乎？而海先生所写的《战地钟声》，是站在西班牙当时政府那一方面的，而那一方面却是左派，仅此一点，必有一脸忠贞之士，义愤填膺，他还能自由自在，到处乱跑找材料乎也？
美国作家死而中国作家非，乃虎死兔悲，物伤其大也。悲夫！
文艺算老几
阳明山第二次会谈，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那就是，文化界人士有之，教育界人士有之，理工界人士有之，独没有文艺界人士。众生奔走互合，相对耸肩。一个真正的作家，对这种精彩绝伦的会谈，兴趣恐怕不太巨大。但对于文艺排斥于文化之外的这种气质，则不禁毛骨悚然。千言万语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人先生都是清王朝遗老遗少的缘故，脑盘里多少仍有清王朝那种船坚炮利、视文艺蔑如也的绝妙之思；不管平常怎么嚷嚷，到紧急时，便现出原形。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鲁登道夫将军研读《孙子兵法》之余，曰：“我佩服中国人，但我佩服的是古代中国人，不是现代中国人。”呜呼，现代中国人有啥可夸嘴的？武功不用谈，文事贡献又如何？常在报上看到，中国跟洋人国文化交流签约，签约结果是送给他们一部影印的二十五史，或一部什么四部丛刊。这些书，纵是中国人，又有几个看得懂的耶？（柏杨先生读二十五史时，连断句都断不好。）把这种硬头货交流到外国去，跟把古希腊文的大作交流到中国来一样，除了给邮局做一笔生意外，不知道还有啥用！可是，诸官崽却固乐此不疲，好像中国文化，发展到十九世纪便“嘎”的一声停住，二十世纪以后啥都没有。纵是印第安人，恐怕都不能这般猛干，而我们的官崽还得意洋洋哩，可谓一绝。于是不禁问曰：“为啥不把现代的文艺作品——小说、诗、剧本、散文等等——翻译翻译，大量送给友邦乎？”
然而，这似乎关系着一个时代观念——文艺算老几的观念。从大学堂中国文学系的课程上，可看出一点苗头。研究的全是一些古董，不是《诗经》，便是《楚辞》，和时代最接近的元曲，距今也有六百年之久，似乎六百年以后无文学焉。柏杨先生前曾建议把现在的中国文学系，改为“中国古代文学系”，而再设立一个“中国近代文学系”，除了研究古董之外，还研究新的产品。呜呼，现代大人先生看不起的作品，再过六百年，恐怕又有人当经典拜读矣，岂中国人天生的“崇古命”乎？此议无人采纳，盖理由再充足都没有用，无权便没有分量也。于是台湾乃成为洋大人所说的文化沙漠。大官愤然反击，拿出几株古老的树干炫耀，其情之急，其心之虚，可怜亦复可敬。
现在这时代，学理工的最最吃香，其情形跟清王朝末年，简直如同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一样。那时的大人物认为只要有铁甲船和洋枪、洋炮，国家便会强盛。而今的大人物又是如此这般主要人物均为浙江永嘉人，故名。其学主礼乐制度，求见之，也认为只要我们能设立一个原子炉，只要青年人都去当工程师，就前途如锦。小民不禁叹曰：第一流人才都去学理工，则只有第二流学文法学科的人，才去治理国家，这个国家能搞得好乎哉？
文艺创作中，小说为首。从这个“小”字，可了解传统士大夫对文艺是一种啥看法。中国所谓的“正史”，谎话多如牛毛。（例如，每个大头目之生，必有其奇怪现象，不是谎是啥？）中国人不以为非，独对文艺创作，却认为是小说家言，荒诞不经。这当然是谈得太远，但归结一句话曰：没有文化水准的大人先生，迄今似乎非常得意地在故纸堆里打滚，不敢正视一下文艺的价值。
阳明山会谈的参与人士，都是一时的大小人物，自不用说。但其中如果有一位诗人在内，该是如何的气氛，又该是如何的观感也？官僚似乎只注意到有钱有势的人，没有注意到有影响力的人。老板固然伟大，在他辖下，他开革你，你只有卷行李走路。但作家们的一册书出，影响无限。金帝国皇帝完颜亮先生，读到“十里荷花，三秋桂子”，而欣然兴投鞭断流之志。林肯先生也是看了《吁天录》，才注意到黑奴问题。似乎中国大人先生有点异样。
台湾绰号一直相当地多，文化沙漠仅是其中之一，从阳明山会谈鸟瞰全岛，金光闪烁，独无墨水味哲学家和科学家如霍布斯、伽利略、波义耳等都持此说。洛，似可列入世界十大奇观。
（柏老按：一九六○年代，情形如此。想不到七○年代，文艺起飞。八○年代，文艺茁壮，把一些老顽固气得要死。）
（柏老又按：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那时也参加阳明山二次会谈，我们还不相识。想不到七年之后，他却为我的入狱，而十年如一日地奔走营救，嗟夫。）
世界上哪种文字最难言人人殊，有人说日文最难，有人说中文最难，有人说法文最难，有人说俄文最难意而忘象。”由此提出一种解《易》的义理之学。，大都是出于自己的感觉。如美国小学生认为英文最难一样，主观的成分多，客观的成分少也。盖难易在于比较，一个人怎能同时把世界各种文字都弄得通耶，只好各人坚持各人的意见。
不过，凡是无法比较之事，都可借观察而得，我们虽不能爬到木星上和火星上用尺量量，看谁最大，但坐在望远镜前仔细地瞧上一瞧，其答案总差不太多。文字难易问题，亦可用此法判断。尝见美国小孩，进学堂读了三年五载，便可写出通顺的文章，一到初中，简直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反观中国，不要说小学生写不通一封信，便是大学生，能写得通信的，有几人载？（柏杨先生这话不作抬杠之用，盖抬起杠来，我也可挑出数名青年，文字硬是第一。）以致发生有些大学生写情书时，都不得不请人代庖的奇异现象。
于是，专门靠搞中文吃饭的老学究有言曰，那是他们不肯用功所致。乃开出一张书单，上有《墨子》、《庄子》、《论语》、《史记》等等。又曰，读熟了那些，包管可通。呜呼，即令读熟了那些，也不可能通。何况根本无法读熟乎？从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把一生精力都断送到辞藻章句里，而今不行，啦，他还要搞数学、搞化学、搞物理，搞普通人一看头都要发昏的其他高深玩艺。文字不过是一种工具，而不再是唯一的目的，哪有那么多时间往里钻乎哉？
无论如何，中文大概至少比英文难。中国人学英文，只要稍微专心一点，就能说能写；而洋大人学中文，给他二十年、三十年时间姚际恒（1647—约1715）清学者。字立方，一字首源。安，都很难挥笔如飞。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柏杨先生说这些，不是提倡打倒中文，祖宗给我们这些遗产，我们只有接受，不接受不是形同叛徒乎？同时，万一中文打倒，柏杨先生以卖中文为生，岂不是要活活饿死？而是，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中文是一种难学的文字，然后求其易学之道。用古老的那种读经读史方法，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