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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孙犁的散文，是人生的诗。
孙犁的散文，以真挚的感情，写他所经历的人和事，他所生长、战斗过的地方，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为人，他的品格。他的散文，带上了明显的自叙传色彩。
孙犁的散文，犹如一幅幅淡淡的水墨画。以朴实平淡的文字，构筑诗情画意，没有浓烈的色彩，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词，朴实中隐含着炽烈，平淡中流露出深情。
孙犁是用诗情去拥抱人生的，他的散文富有抒情味、人情味；孙犁是用真诚去探索人生的，他的散文是对真善美的探寻和呼唤，反映了作家高尚的艺术情操。
孙犁经历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大变革时代。1913年，孙犁降生在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后的第三年，这场推翻封建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北方农村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这里依然是那样贫困、落后、闭塞。孙犁的母亲前后生过七个孩子，只留下了孙犁这枝独苗。他的父亲，十六岁出外当学徒。后来赚了钱，在家置了地产，逐步走上了小康之路。在闭塞的农村，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孙犁的父母是生性善良、安分勤俭的人。母亲经常教育他：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我一直记着这两句话。自己一生，就是目前，也不能说没有冤苦，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告状，打官司。”孙犁自小就受到这种价值观念的熏陶。
孙犁的童年，体弱多病。但他仍和其他孩子一样，田里爬，土里滚，挖野菜，捉虫子，天真无忧。尽管生活并不愉快、幸福，但孙犁后来却回忆说：“童年，我在这里，看到了雁群，看到了鹭鸶。看到了对艚大船上的夫妇，看到了纤夫，看到了白帆。他们远来远去，东来西往，给这一带的农民，带来了新鲜奇异的生活感受，彼此共同的辛酸苦辣的生活感受。”生活虽然异常艰辛，但孙犁年幼，正像他后来所说的，“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所以，童年在孙犁那里，留下的是田园诗式的美好回忆。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孙犁进入了本村的一所初级小学读书。但最吸引孙犁的，似乎不是学校的功课，而是民间的评书。他常常被吸引去听《呼家将》、《七侠五义》，在评书的引导下，从十岁开始，他阅读《红楼梦》、《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从这些古典文学名著中，他吸收了丰富的文学营养。
念完本村的初级小学，孙犁到父亲经商的安国县城上高级小学。安国古称祁州，是北方有名的药都。在那里，孙犁受到了五四进步思潮的启蒙。《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一大批新杂志，使孙犁眼花缭乱，叶绍钧、许地山、刘大白等的小说和新诗，使他“眼界大开”，也满足着这个农村孩子的强烈的求知欲。
1926年，十三岁的孙犁考入了保定的育德中学。那时，北伐革命的风暴已经震动了这座北方古城。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视野的扩大，孙犁开始朦胧的觉醒。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他开始接触社会科学著作，阅读马列主义书籍，阅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著作，《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的译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的散文、小说，都是他十分爱读的。文学研究会提倡的“为人生的文学”，给了他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后来，他就专门阅读左翼作家和苏联作家的作品，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在《萌芽》上连载的时候，他就读了。他对十月革命初期的作家聂维洛夫十分喜爱，因为他描写的是农村生活的故事。孙犁后来回忆说：“现在想来，青少年时代，确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时代，那时的感情，确像一江春水，一树桃花，一朵早霞，一声云雀。它的感情是无私的、放射的，是无所不想拥抱，无所不想窥探的。它的胸怀，向一切事物都敞开着，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物或哪一个人，首先闯进来，与它接触。”正是这样，孙犁阅读了一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如杨东苑的《中国文化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乃至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杨树达的《词诠》等等。这些著作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这种“取法乎上”的选择，对孙犁的成长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不满二十岁的孙犁，还未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就接触了社会学术的最高水准。他也关注着文艺思潮和有关社会问题的争论。发生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争论，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和胡秋原、苏汶的争论，孙犁都通过报章杂志及时了解。他曾说，读了这些论战文章之后，他是站在左翼一边的。
必须特别指出的，孙犁在青年时代对鲁迅著作的热爱，可以说已经到了狂热的程度。鲁迅的杂文，他读得很多。在新出版的杂志、报刊上，他可以凭风格认出哪些是鲁迅化名的文章。孙犁不断地、自觉地从鲁迅的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鲁迅高尚的人格、情操，鲁迅为人生的文学主张，鲁迅的同情弱小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孙犁的思想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茅盾是孙犁中学时代景仰的另一位左翼作家。他选注的《庄子》、他的《蚀》三部曲——《幻灭》、《追求》、《动摇》，以及后来的短篇小说《春蚕》、《林家铺子》，现实主义的巨著《子夜》，孙犁都一一拜读。他十分赞赏茅盾的大手笔，赞赏作家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反映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装书小记》·《孙犁文集》第四卷）。
孙犁后来在总结他在育德中学的读书生活时曾这样说：
“无论是桃花也好，早霞也好，它都要迎接四面八方袭来的风雨。个人的爱好，都要受时代的影响与推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在这几年中，我们的民族危机，严重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保定地处北方，首先经受时代风云的冲击。报刊杂志、书店陈列的书籍，都反映着这种风云。”
（《与友人论学习古文》·《孙犁文集》第六卷）
孙犁还是初中学生的时候，写过两篇小说，发表在学校的《育德月刊》上。这两篇小说揭露了旧社会旧道德的罪恶，宣扬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新的道德观念。从中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深深地影响着孙犁这个文学青年，他要以文学为武器，参与变革社会的伟大斗争。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冀中农村出生的孩子，在社会风云的影响下，经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具备了深厚的文学修养，树立了正确的文学观念。一旦具有适宜的土壤，这粒文学种子，一定会发育成一棵文学的参天大树。
中学毕业以后，孙犁无钱继续升学。他怀着当作家的愿望，来到北京谋生。他遵照父亲的意见，报考过邮政局的职员，结果未被录取。于是，他在大学听讲，到图书馆看书，给报章杂志投稿，过着十分清苦的流浪生活。后来，托人在市政府工务局谋到了一个书记员的位置，但很快就被挤掉。以后又在一个小学里当事务员。这些仅是他谋生的手段，他的兴趣和爱好完全在文学方面。他阅读左联出版的各种刊物，阅读进步书籍，《文学月报》、《北斗》、《奔流》，他几乎是每期必买的。他就是带着这些杂志上班，晚上又带着这些杂志回到寓所夜读。孙犁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各种艺术都要去接触，饥饿了就掏出剩下的几个铜板，坐在露天的小饭摊上，吃碗适口的杂菜烩饼吧。”“有一阵子，我还好歌曲，因为民族的苦难太沉重了，我们要呼喊。”在北京期间，他写过不少东西，但多数没有被采用，只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首诗和一篇一千五百字的短文，在那首诗里，孙犁揭示了“一部分人正在输血给另一部分人”的严酷事实。这是孙犁在文学事业上跨出的第一步，是他第一次小小的收获。
1936年，芦沟桥事变前一年，孙犁由同学介绍来到安新县同口镇当小学教员。同口是白洋淀的一个大镇。孙犁在这里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关心中国新文艺的发展，阅读大量新出版的作品。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把魔爪很快伸到了孙犁可爱的家乡。孙犁这个一心想当作家的青年，走向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战场。
1938年春，孙犁参加了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的抗日政府。抗战爆发以后，冀中平原沸腾了，人民揭竿而起。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敌后武装斗争。孙犁以文学为武器，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斗争。他所做的第一件工作是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指导敌后的抗日宣传工作。接着他又选编了《海燕之歌》，搜集国内外的进步诗歌，汇编出版，激励人们的抗日斗志。他选编了《现实主义文学论》，将他前几年学习的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理论整理摘录出版。在《冀中导报》上，孙犁又发表了《鲁迅论》。这样，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通过孙犁得到宣传和发扬。
除了用笔参加战斗，孙犁在冀中根据地还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他在深县的抗战学院当教员，主讲抗战文艺，并受院长杨秀峰委托为学院写了校歌。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日子里，孙犁还带领剧团，串乡演出。不久，他被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来到边区机关的所在地阜平，当了记者。阜平山区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山穷水恶，地瘠民贫，常常食不得饱。孙犁后来回忆说：“我们想起来，那在全中国，也算是最穷最苦的地方。好年月，农民也要吃几个月的树叶……但是阜平，在我们这一代，该是不能忘记的了，把它作为摇篮，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