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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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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时,他已经有两个儿子,加上他妹妹,五口之家,实在够他巴结的。他先和人家合伙,在集市上卖饺子,得利有限。那些年,赌风很盛,他自己倒不赌,因为他精明,手头利索,有人请他代替推牌九,叫做枪手。有一次在我们村里推,他弄鬼,被人家看出来,几乎下不来台,念他是这村的亲戚,放他走了。随之,在这一行,他也就吃不开了。

他好像还贩卖过私货,因为有一年,他到我家,问他二姐有没有过去留下的珍珠,他二姐说没有。

后来又当了牲口经纪。他自己也养骡驹子,他说从小就喜欢这玩意儿。

“文革”前,他二姐有病,他常到我家帮忙照顾,他二姐去世,这些年就很少来了。

去年秋后,他来了一趟,也是六十来岁的人了,精神不减当年,相见之下,感慨万端。

他有四个儿子,都已成家,每家五间新砖房,他和老伴,也是五间。有八个孙子孙女,都已经上学。大儿子是大乡的书记,其余三个,也都在乡里参加了工作。家里除养一头大骡子,还有一台拖拉机。责任田,是他带着儿媳孙子们去种,经他传艺,地比谁家种得都好。一出动就是一大帮,过往行人,还以为是个没有解散的生产队。

多年不来,我请他吃饭。

“你还赶集吗?还给人家说合牲口吗?”席间,我这样问。

“还去。”他说,“现在这一行要考试登记,我都合格。”

“说好一头牲口,能有多大好处?”

“有规定。”他笑了笑,终于语焉不详。

“你还赌钱吗?”

“早就不干了。”他严肃地说,“人老了,得给孩子们留个名誉,儿子当书记,万一出了事,不好看。”

我说:“好好干吧!现在提倡发家致富,你是有本事的人,遇到这样的社会,可以大展宏图。”

他叫我给他写一幅字,裱好了给他捎去。他说:“我也不贴灶王爷了,屋里挂一张字画吧。”

过去,他来我家,走时我没有送过他。这次,我把他送到大门外,郑重告别。因为我老了,以后见面的机会,不会再多了。

1986年8月14日

刁叔

刁叔,是写过的疤增叔的二哥。大哥叫瑞,多年跑山西,做小买卖,为人有些流氓气,也没有挣下什么,还把梅毒传染给妻子,妻女失明,儿子塌鼻破嗓,他自己不久也死了。

和我交往最多的,是刁叔。他比我大二十岁,但不把我当做孩子,好像我是他的一个知己朋友。其实,我那时对他,什么也不了解。

他家离我家很近,住在南北街路西。砖门洞里,挂着两块贞节匾,大概是他祖母的事迹吧。那时他家里,只有他和疤增婶子,他一个人住在西屋。

他没有正式上过学,但“习”过字。过去,村中无力上学,又有志读书的农民,冬闲时凑在一起,请一位能写会算的人,来教他们,就叫习字。

他为人沉静刚毅,身材高大强健。家里土地很少,没有多少活儿,闲着的时候多。但很少见到他,像别的贫苦农民一样,背着柴筐粪筐下地,也没有见过他,给别人家打短工。

他也很少和别人闲坐说笑,就喜欢看一些书报。

那时乡下,没有多少书,只有我是个书呆子。他就和我交上了朋友。他向我借书,总是亲自登门,讷讷启口,好像是向我借取金钱。

我并不知道他喜欢看什么书,我正看什么,就常常借给他什么。有一次,我记得借给他的是《浮生六记》。他很快就看完了,送回时,还是亲自登门,双手捧着交给我。书,完好无损。把书借给这种人,比现在借书出去,放心多了。

我不知道他能看懂这种书不能,也没问过他读后有什么感想。我只是尽乡亲之谊,邻里之间,互通有无。

他是一个光棍。旧日农村,如果家境不太好,老大结婚还有可能,老二就很难了。他家老三,所以能娶上媳妇,是因为跑了上海,发了点小财。这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提过了。

我现在想:他看书,恐怕是为了解闷,也就是消遣吧。目前有人主张,文学的最大功能,最高价值,就是供人消遣。这种主张,很是时髦。其实,在几十年前,刁叔的读书,就证实了这一点,我也很早就明白这层道理了。看来并算不得什么新理论,新学说。

刁叔家的对门,是秃小叔。秃小叔一只眼,是个富农,又是一家之主,好赌。他的赌,不是逢年过节,农村里那种小赌。是到设在戏台下面,或是外村的大宝局去赌。他为人,有些胆小,那时地面也确实不大太平,路劫、绑票的很多。每当他去赴宝局之时,他总是约上刁叔,给他助威仗胆。

那种大宝局的场合、气氛,如果没有亲临过,是难以想象的。开局总是在夜间,做宝的人,隐居帐后;看宝的人,端坐帐前。一片白布,作为宝案,设于破炕席之上,幺、二、三、四四个方位,都压满了银元。赌徒们炕上炕下,或站或立,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人人面红耳赤,心惊肉跳;烟雾迷蒙,汗臭难闻。胜败既分,有的甚至屁滚尿流,捶胸顿足。

“免三!”一局出来了,看宝的人把宝案放在白布上,大声喊叫。免三,就是看到人们压三的最多,宝盒里不要出三。

一个赌徒,抓过宝盒,屏气定心,慢慢开动着。当看准那个刻有红月牙的宝心指向何方时,把宝盒一亮,此局已定,场上有哭有笑。

秃小叔虽然一只眼,但正好用来看宝盒,看宝盒,好人有时也要眯起一只眼。他身后,站着刁叔。刁叔是他的赌场参谋,常常因他的运筹得当,而得到胜利。天明了,两个人才懒洋洋地走回村来。

这对刁叔来说,也是一种消遣。他有一个“木猫”,冬天放在院子里,有时会逮住一只黄鼬。有一回,有一只猫钻进去了,他也没有放过。一天下午,他在街上看见我,低声说:

“晚上到我那里去,我们吃猫肉。”

晚上,我真的去了,共尝了猫肉。我一生只吃过这一次猫肉。也不知道是家猫,还是野猫。那天晚上,他和我谈了些什么,完全忘记了。

听叔辈们说,他的水式还很好,会摸鱼,可惜我都没有亲眼见过。

刁叔年纪不大,就逝世了。那时我不在家,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在前一篇文章里,谈到他的死因,也不过是传言,不一定可信。我现在推测,他一定死于感情郁结。他好胜心强,长期打光棍,又不甘于偷鸡摸狗,钻洞跳墙。性格孤独,从不向人诉说苦闷。当时的农民,要改善自己的处境,也实在没有出路。这样就积成不治之症。

1986年8月15日

老焕叔

前几年,细读了沙汀同志所写,一九三八年秋季随一二○师到冀中的回忆录。内记:一天夜晚,师部住进一个名叫辽城的小村庄(我的故乡)。何其芳同志去参加了和村干部的会见,回来告诉他,村里出面讲话的,是一个迷迷怔怔的人。

我立刻想到,这个人一定是老焕叔。

但老焕叔并不是村干部。当时的支部书记、农会主任、村长,都是年轻农民,也没有一个人迷迷怔怔。我想是因为,当时敌人已经占据安平县城,国民党的部队,也在冀南一带活动,冀中局面复杂。当一二○师以正规部队的军容,进入村庄,服装、口音,和村民们日常见惯的土八路,又不一样。仓皇间,村干部不愿露面,又把老焕叔请了出来,支应一番。

老焕叔小名旦子,幼年随父亲(我们叫他胖胖爷),到山西做小买卖。后来在太原当了几年巡警和衙役。回到村里,游手好闲,和一个卖豆腐人家的女儿靠着,整天和村里的一些地主子弟浪当人喝酒赌博。他是第一个把麻将牌带进这个小村庄,并传播这种技艺的人。

读过了沙汀的回忆文章,我本来就想写写他,但总是想不起那个卖豆腐的人的名字。老家的年轻人来了,问他们,都说不知道。直到日前来了两位老年人,才弄清楚。

这个人叫新珠,号老体,是个邋邋遢遢的庄稼人。他的老婆,因为服装不整,人称“大裤腰”,说话很和气。他们只生一个女孩,名叫俊女儿。其实长得并不俊,很黑,身体很健壮。不知怎样,很早就和老焕叔靠上了,结婚以后,也不到婆家去,好像还生了一个男孩。老焕叔就长年住在她家,白天聚赌,抽些油头,补助她的家用。这种事,村民不以为怪,老焕婶是个顺从妇女,也不管他,靠着在上海学织布的孩子生活。

老焕叔的罗曼史,也就是这一些。

近读求恕斋丛书,唐晏所作庚子西行记事:乡野之民,不只怕贼,也怕官。听说官要来了,也会逃跑。我的村庄,地处偏僻,每逢兵荒马乱之时,总需要一个见过世面,能说会道的人,出来应付,老焕叔就是这种人选。

他长得高大魁梧,仪表堂堂。也并非真的迷迷怔怔,只是说话时,常常眯缝着眼睛,或是看着地下,有点大智若愚的样儿。

我长期在外,童年过后,就很少见到他了。进城以后,我回过一次老家,是在大病初愈之后,想去舒散一下身心。我坐在一辆旧吉普车上,途经保定,这是我上中学的地方;安国,是父亲经商,我上高级小学的地方。都算是旧地重游,但没有多走多看,也就没有引起什么感想。

下午到家。按照乡下规矩,我在村头下车,从村边小道,绕回叔父家去。吉普车从大街开进去。

村边有几个农民在打场,我和他们打招呼。其中一位年长的,问一同干活的年轻人:

“你们认识他吗?”

年轻人不答话。他就说:

“我认识他。”

当我走进村里,街上已经站满了人。大人孩子,熙熙攘攘,其盛况,虽说不上万人空巷,场面确是令人感动的。无怪古人对胜利后还乡,那么重视,虽贤者也不能免了。但我明白,自己并没有做官,穿的也不是锦绣。可能是村庄小,人们第一次看见吉普车,感到新鲜。过去回家时,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

走进叔父家,院里也满是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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