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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水浒传》好？当然有人可以冲口而出，因为两部书都好。但那也只是个人的爱好，不能成为科学的评定。
此外，小说方面的“超越”一说，作为鼓励之辞，无可厚非，认真一想，也很难办。这么多年了，不只《红楼梦》没有人能超过，一部《西游记》，也没有人能超过。甚至像《老残游记》这么一部并非赫赫之书，也没有人能超过。没有超过，并不是说这么些年，没有天才，没有人才。历史条件不同，所写生活不同，作家素质，文艺观点、修养都不同。所写作品，与前人不好比，因此也难谈超越。任何时代，都可以产生后人不能超越之作。何必定要在一条线上去超越前人？
《阿Q正传》，我看垂之千万年，也是不能有人超过的。
不只小说，凡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品，都具备不朽的，不能超越的特质。
1982年5月3日大风，不能外出，成短文二，4日晨起改讫。
谈名实
世界上有些事，名实不相当者甚多。有时乍一听也有道理，仔细一推敲又没有道理。这是因为名实之间，常有很大距离之故。
小说亦然。就先说作者吧，几十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论培养》。只看题目，就知道是说作家可以培养得之，或有人培养者得成材器。过了几十年，我明白了很多事理，认为这样说法，不合乎实际。就又写了一篇小文，题目是《成活的树苗》。说明作家成材与否，全靠自己，培养一说，不大科学。但似乎并未引起注意，有很多人还在因袭旧说。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栽培”一词，比如看旧戏旧小说，就常见下僚对他的上级说：“全靠大人栽培”。栽培也就是培养，难道有什么错吗？其实，那只是一句客气话，讨人喜欢的话，并不能认真。
这两个字，以植物学解释，自然说得通。但：植物之成长，也主要是靠自然条件，例如土壤、水、阳光。多么辛勤的农夫，也不会自认是阳光雨露，如果那样，他就是狂人。但是，如欲植物长得好，当然亦需人工，即栽培。
在文艺上，问题就复杂得多了。一位好的小说作者的产生，可以说是国家培养、社会培养，也可以说是时代培养。因为这是就大政方针方面立论，无可争辩。一涉及到人事上，就应该名实相副。
比如说一位文艺刊物的编辑（我有两篇文章，都是谈的编辑），对于一位作家，无论有多少费心之处，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帮助，还说不上是培养。一位评论家，对一篇小说，无论你的评论，多么及时，多么正确，其作用也不过鼓吹助兴，也谈不上栽培。
这里并不是贬低编辑或评论家的职责及其作用。老实讲，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然为什么有人竟把“培养”一词，送到你的名下呢？
一树、一禾、一花，立于天地之间，其成活生长之机半，其夭折死亡之机亦半。其初生也，茕茕孑立，风摧之而雹毁之，洪水涝之而干旱蒸之。成材或不得成材，成活或不得成活，除自然恩赐之外，自然也不能与人事无关。就不用说，当干旱之时，你引水浇灌，当风霜之际，你设屏障护卫。就是你旁观侧立，不乘他人之危，效流氓之砍伐，顽童之削割，对于一株植物来说，也算是恩高德厚，终生不能忘怀的了。
然而，小说的作者，又究竟不同于植物。他可以思想，也可以行动，可以进取，也可以退却。他生存于世间，浮沉于社会。他是靠自己生活的根柢，思想的高度，观察的能力，情操的修养，来完成他的作品，来完成他的使命的。别人对于他的影响，较之他自己须作的努力，即奋斗不懈，百折不挠，深思熟虑，规模宏远，不为名利所摧折，不被荣辱所埋没……
就微乎其微了。
这一篇，也可以说，就是我要写的《再论培养》。
1982年5月
佳作产于盛年
久居闹市，散步为难。时值春暮，偶有郊游之兴。至一桃园，与技术员交谈，得知该园桃树移植已五年，正处于结果期，再数年，才到盛果期。闻之若有所悟。
回到家中，默默一想：桃子吃了多年，从没有想到它是什么期生长的。管理桃园的人，是很盼望桃树的盛果期到来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盛果期，文艺创作也不例外。
又进一步想：鲁迅写《阿Q正传》，可以说是在他小说方面的盛果期；茅盾写《子夜》，是在茅盾的盛果期。一个作家，当他已经有了一定时期的准备，例如生活积累的准备，社会经验的准备，思想意识的准备，文艺修养的准备，大概他的年龄，也就到了壮年。在这个年龄，创作出不朽之作，当然可以称之为盛果期了。
任何事物，当其盛年之时，都是令人羡慕的。生物尤其如此。草木之盛年，就不用说了。盛年男女，即一个人的全盛阶段，其在形体上，仪态上，思想上，感情上，可以说都达到了成熟，繁茂，热烈的极点。也最富于战斗、追求的信心和勇气。人到壮年，青年时的主观幻想，已经与客观世界逐步融合，并形成自己的社会观和世界观。他们的艺术技巧，经过前一阶段的锻炼，也逐渐成熟，正好用来表现他们所迫切要表现的社会现实。
人的盛年期，是他在生活上、事业上的鼎盛之期，文艺工作，自不能例外。但绘画书法，何以越到老年则越成熟呢？
绘画书法偏重技法，故能老而不衰。小说则不然。小说的生命，在于作家用他的世界观，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反映。不幸的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到了晚年，常常变得消极甚至虚无。
旧日的小说家，到了晚年，常常对人生作出消极的判断。
他们认为只有在青年朦胧之期，才有向往，才有追求，才有创造。人到晚年，就好像捅破了糊窗纸，洞彻了人生的奥秘。
法国一位女作家说：人之一生，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好，也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坏。托尔斯泰晚年，对人生得出的结论是：
奋斗一生，所需不过六尺之地。就像海明威那样富于幻想、战斗、冒险的作家，最后竟以毁灭自己，作为人生的结论。以这种思想作基础，写出的作品，其意义常常就不及盛年之作了。而青年期之作，则又富于幻想，常与现实相违。所以说，小说佳作多产自壮年。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活，持续得最久，但最受欢迎，最有社会意义的作品，也产自他的盛年之期。
这只是就一般而言，具体情况，也因人而异。有的人一生华而不实，虽届壮年，也在盛产，而终无佳作。有的人，虽已具备产生佳作的条件，而以客观原因，失去了这一机缘。虽有这些情状，但我仍然认为：人的一生之中，青年时容易写出好的诗；壮年人的小说，其中多佳作；老年人宜于写些散文、杂文，这不只是量力而行，亦卫生延命之道也。
1982年5月5日上午
小说的精髓
好多年，很少看外国小说，但遇到文艺刊物上登有好的翻译小说，总想看看。并以为在登创作的刊物上，经常介绍一些好的外国短篇小说，那是对于青年作者们很有好处的。这点篇幅用得是有价值的，比为了凑字数多登一篇水平很低的创作，要好得多。
前两天收到《山花》，上面有一篇蒲宁的短篇小说，题名《乌鸦》。蒲宁为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并得过诺贝尔奖金。但我过去读他的作品很少，今天就在手边，一口气读完了。
《山花》介绍这篇小说，称之为手挥五弦的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小说的艺术、语言，都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我读完了这篇作品，心里很不舒服，和平日读完一篇好的古典作品，大不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例如说，他这一篇小说，就远远不如我去年读的库普林的一篇给我的印象好，他俩是同时代人。
小说写的是父子两人，同时爱上了一个年轻的使女，父亲成功了，儿子失败了。儿子——小说的第一人称，对他的父亲，连篇累牍地进行了挖苦、谩骂，把他描述成为一只乌鸦。
任何小说，或任何艺术，不能把技巧游离出来，使之脱离它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小说总是要把主题思想，作尽量的提炼，使之升华为高尚的、对社会人生有更积极的意义的尺度。
这篇小说，在这一方面，是谈不上的。他写了四个人物，没有一个人物是可爱的，或值得同情的，就连那个美丽的使女也是一样。
不是说，这种题材，在中国社会上就没有。但我们的作家就不是像蒲宁这种写法。蒲宁写这个故事，目的是什么？是说明爱情是由财产决定的吗？如此写出一种社会现象，就算完成了小说作家的使命吗？俄国其他古典作家，也并非这样做的。他没有塑造任何形象，在反映这一社会现实、矛盾冲突中，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美好的感受。他写得很熟练，但写得很肤浅，写成了父子间的争风。
年轻时，曾读过高尔基的一篇《在筏上》，题材与此有些类似，高尔基是在人物的性格上和他当时所追求的那种雕塑般的“力”上，进行描写的。读后的感觉，是坚强有力的。而蒲宁的这篇作品，给人的感觉是虚无的，没有是非的，没有希望的。这就是我读过以后，感到不愉快的原因吧？也是蒲宁之所以为蒲宁吧？
在中国，这种题材，人虽称之为乱伦，并非不能写。汉唐的古老故事，不必说了。《红楼梦》里写了宝玉和金钏的故事，更写了贾珍和秦可卿的故事，曹雪芹的手法高明，剪裁得当，十分含蓄，几乎都用暗示。但艺术的思想，小说的情调，提炼得高。他手下的人物，虽有情欲，虽有越轨，但大多数仍旧是可爱的、值得同情的，使人留恋的，是寄希望于惩罚的。
蒲宁，作为艺术家，他这一篇作品，是缺少一点主要的东西的。这就是小说的精髓。
时代不同，作家的经历不同，所选择的生活道路不同，即产生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人生观，因之产生对人生、社会不同看法、不同感情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