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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团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拿起红缨枪去站岗，
捉住汉奸往村里送呵，
他要逃跑就给他一枪呵。
接着是“得得呛”，又接着是向身边的一只山羊一鞭打去，那头倒霉的羊便咩的一声跑开了。
大家住在一起，住在一个院里，什么也谈，过去的事，现在的事，以至未来的事。吃饭的时候，小孩子们总是拿着块红薯，走进同志们的房子：“你们吃吧！”
同志们也就接过来，再给他些干饭；站在院里观望的妈妈也就笑了。
“这孩子几岁了？”
“七岁了呢。”
“认识字吧？”
“哪里去识字呢！”
接着，边区又在提倡着冬学运动，鲜姜台也就为这件事忙起来。自卫队的班长，妇救会的班长，儿童团的班长，都忙起来了。
怎么都是班长呢？有的读者要问啦！那因为这是个小村庄，是一个“编村”，所以都叫班。
打扫了一间房子，找了一块黑板，——那是临时把一块箱盖涂上烟子的。又找了几支粉笔。订了个功课表：识字，讲报，唱歌。
全村的人都参加了学习。
分成了两个班：自卫队——青抗先一班，这算第一班；妇女——儿童团一班，这算第二班。
每天吃过午饭，要是轮到第二班上课了，那位长脚板的班长，便挨户去告诉了：
“大青他妈，吃了饭上学去呵！”
“等我刷了碗吧！”
“不要去晚了。”
当机关的“先生”同志走到屋里，人们就都坐在那里了。
小孩子闹得很厉害，总是咧着嘴笑。有一回一个小孩子小声说：
“三槐，你奶奶那么老了，还来干什么呢？”
这叫那老太太听见了，便大声喊起来，第一句是：“你们小王八羔子！”第二句是：“人老心不老！”
还是“先生”调停了事。
第二班的“先生”，原先是女同志来担任，可是有一回，一个女同志病了，叫一个男“先生”去代课，一进门，女人们便叫起来：
“呵！不行！我们不叫他上！”
有的便立起来掉过脸去，有的便要走出去，差一点没散了台，还是儿童团的班长说话了：
“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这些顽固！”
虽然还是报复了几声“王八羔子”，可也终于听下去了。
这一回，弄得这个男“先生”也不好意思，他整整两点钟，把身子退到墙角去，说话小心翼翼的。
等到下课的时候，小孩子都是兴头很高的，互相问：
“你学会了几个字？”
“五个。”
可有一天，有两个女人这样谈论着：
“念什么书呢，快过年了，孩子们还没新鞋。”
“念老鼠！我心里总惦记着孩子会睡醒！”
“坐在板凳上，不舒服，不如坐在家里的炕上！”
“明天，我们带鞋底子去吧，偷着纳两针。”
第二天，果然“先生”看见有一个女人，坐在角落里偷偷地做活计。先生指了出来，大家哄堂大笑，那女人红了脸。
其实，这都是头几天的事。后来这些女人们都变样了。一轮到她们上学，她们总是提前把饭做好，赶紧吃完，刷了锅，把孩子一把送到丈夫手里说：
“你看着他，我去上学了！”
并且有的着了急，她们想：“什么时候，才能自己看报呵！”
对不起鲜姜台的自卫队、青抗先同志们，这里很少提到他们。可是，在这里，我向你们报告吧：他们进步是顶快的，因为他们都觉到了这两点：
第一，要不是这个年头，我们能念书？别做梦了！活了半辈子，谁认得一个大字呢！
第二，只有这年头，念书、认字，才重要，查个路条，看个公事，看个报，不认字，不只是别扭，有时还会误事呢！
觉到了这两点，他们用不着人督促，学习便很努力了。
末了，我向读者报告一个“场面”作为结尾吧。
晚上，房子里并没有点灯，只有火盆里的火，闪着光亮。
鲜姜台的妇女班长，和她的丈夫、儿子们坐在炕上，围着火盆。她丈夫是自卫队，大儿子是青抗先，小孩子还小，正躺在妈妈怀里吃奶。
这个女班长开腔了：
“你们第一班，今天上的什么课？”
“讲报说是日本又换了……”当自卫队的父亲记不起来了。
妻子想笑话他，然而儿子接下去：
“换一个内阁！”
“当爹的还不如儿子，不害羞！”当妻的终于笑了。
当丈夫的有些不服气，紧接着：
“你说日本又想换什么花样？”
这个问题，不但叫当妻的一怔，就是和爹在一班的孩子也怔了。他虽然和爹是一班，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可是他不同意他爹拿这个难题来故意难别人，他说：
“什么时候讲过这个呢？这个不是说明天才讲吗？”
当爹的便没话说了，可是当妻子的并没有示弱，她说：
“不用看还没讲，可是，我知道这个。不管日本换什么花样，只要我们有那三个坚持，他换什么花样，也不要紧，我们总能打胜它！”
接着，她又转向丈夫，笑着问：
“又得问住你：你说三个坚持，是坚持些什么？”
这回丈夫只说出了一个，那是“坚持抗战”。
儿子又添了一个，是“坚持团结”。
最后，还是丈夫的妻、儿子的娘、这位女班长告诉了他们这全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
当盆里的火要熄下去，而外面又飘起雪来的时候，儿子提议父、母、子三个人合唱了一个新学会的歌，便铺上炕睡觉了。
躺在妈妈怀里的小孩子，不知什么时候撒了一大泡尿，已经湿透妈妈的棉裤。
1940年1月19日于阜平鲜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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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风云小记 投宿
春天，天晚了，我来到一个村庄，到一个熟人家去住宿。
走进院里，看见北窗前那棵梨树，和东北墙角石台上几只瓦花盆里的迎春、番石榴、月季花的叶子越发新鲜了。
我正在院里张望，主人出来招呼我，还是那个宽脸庞黑胡须，满脸红光充满希望的老人。我向他说明来意，并且说：
“我还是住那间南房吧！”
“不要住它了，”老人笑着说，“那里已经堆放了家具和柴草，这一次，让你住间好房吧！”
他从腰间掏出了钥匙，开了西房的门。这间房我也熟悉，门框上的红对联“白玉种蓝田百年和好”，还看得清楚。
我问：
“媳妇呢，住娘家去了？”
“不，去学习了，我那孩子去年升了连长，家来一次，接了她出去。孩子们愿意向上，我是不好阻挡的。”老人大声地骄傲地说。
我向他恭喜。他照料着我安置好东西，问过我晚饭吃过没有。我告诉他：一切用不着费心；他就告辞出去了。
我点着那留在桌子上的半截红蜡烛，屋子里更是耀眼。墙上的粉纸白的发光，两只红油箱叠放在一起，箱上装饰着年轻夫妇的热烈爱情的白蛇盗灵芝草的故事，墙上挂着麒麟送子的中堂和撒金的对联，红漆门橱上是高大的立镜，镜上遮着垂缨络的蓝花布巾。
我躺在炕上吸着烟，让奔跑一整天的身体恢复精力。想到原是冬天的夜晚，两个爱慕的娇憨的少年人走进屋里来；第二年秋季，侵略者来了，少年的丈夫推开身边的一个走了，没有回顾。
二年前，我住在这里，也曾见过那个少妇。是年岁小的缘故还是生的矮小一些，但身体发育的很匀称，微微黑色的脸，低垂着眼睛。除去做饭或是洗衣服，她不常出来，对我尤其生疏，从跟前走过，脚步紧迈着，斜转着脸，用右手抚摸着那长长的柔软的头发。
那时候，虽是丈夫去打仗了，我看她对针线还是有兴趣的，有时候女孩子们来找她出去，她常常拿出一两件绣花的样子给她们看。
然而她现在出去了，扔下那些绣花布……她的生活该是怎样地变化着呢？
1941年——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二 风云小记 王福绿
——人物速记
因为她的丈夫叫邢福红，我们便叫她王福绿了。
我住在她家的对过一间小房里，同在一个北山坡上。一天，阴着天，我坐在房子里抽着恶劣的烟草，这个已经成了一个小媳妇，足有三个月了，然而年纪还不过十五六岁，在各方面还是表现着孩子气的女人，呆呆地站在一棵嫩小的桃树下面了。
这女人直望着远方。我跟了这女人的动作回忆起关于她的家庭、生活上的一些传说来。离这里二十里地，有一个镇子，爹爹和哥哥做着打铁的活计。
这孩子便是在火红的炉灶旁边，看着火烧红的铁块，听着叮当的锤打，看着火星的飞迸，长大起来。在三岁上，便死去了母亲，这孩子不知道悲哀，而爹爹是知道的。爹爹每天早晨，用熟练的手给她穿上裤子，系上带子，便放她在风箱盖上，叫拉风箱的哥哥逗她玩，叫她听风箱呼打呼打的声响笑……爹爹最怕她哭。
去年，遭了敌人的烧杀，爹爹和哥哥，便也不能安静住在那个镇上了。他们背着、担着家具，从这里走到那里，做着零碎活，冬天，爹爹便下决心，给她找了个婆家。
爹爹，夜里敲打着铁铲，卖了去，给她换了一条洋布格花棉裤，因为买的不够长，下面又接了一截裤筒……
自从她嫁娶了以后，爹爹来看过她两次。
第二次，是前几天来的，爹爹拿了一把鹤嘴锄，送给了婆家，算是陪送女儿罢。当这被烟熏黑了脸，衣服上带着许多火烧的小洞的老人走了以后，她的丈夫邢福红跑到我这里来了，我问他：
“你丈人来了呢，叫人家吃的什么？”
“吃的不错呀，萝卜条菜。”
“人家给你们拿来了个鹤嘴锄呢……”
“谁稀罕他那个，麻烦的很，你，你知道吗，他想要我们的粮食呢！”
我不明白这个，他一五一十地说起来，他丈人给他们送来鹤嘴锄，可是还肩上背了个“背褡”，这“背褡”据邢福红的母亲推测：“一定是想换些粮食走的！”
“你们给了他粮食吗？”
“谁给他，我们还没的吃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