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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染重病，发着高烧，穿着一身不称体的薄薄的棉衣，手里拄着一根六道木拐棍，背着一个空荡荡的用旧衣服缝成的所谓书包，书包上挂着一个破白铁饭碗。这种形象，放在今天，简直是叫花子之不如，随便走到哪里，能为人所收容吗？但在那时，蒿儿梁收容了我，郭四一家人用暖房热炕收容了我。而经过漫长的几经变化的岁月，还记得我，这不值得感激吗？
这是在艰难的日子里，才能发生的事，才能铸成的感情。
我们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月，过了阳历年，又过了阴历年，才奉命返校。去的时候，我们好像是走的西道，回来的时候，是从东边一条小道下山，整整走了一天，才到山根下，可以想象蒿儿梁是有多么高。天快黑了，我看到了村庄庙宇，看到了平地，心里一高兴，往前一跑。其实是一条小河，上面结着冰，盖着一层雪，一下滑倒，晕了过去，身后的人，才把我抬进成果庵。这一段生活，我好像也写进了小说。
一九四八年冬季，我们集中在胜芳，等候打下天津。我住在临河的一间房子里。夜里没有事，我写了《蒿儿梁》这篇小说，作为我对高山峻岭上的这个小小的村庄，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回忆。
是的，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当时在一起的同志们，各奔一方，消息全无，命运难测。我也很衰老了。人生的变化多大啊，万事又多么出乎意料？能不变的，能不褪色的，就只有战争年代结下的友情，以及关于它的回忆了。
现在是夜里三点钟。窗外的风，吹扫着落叶，又在报告着冬天即将到来。蒿儿梁上，已经很冷了吧？
祝
他们幸福！
孙犁
198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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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书林秋草 一本小书的发现
前些日子，忽然接到老朋友陈肇的一封信，内称：“报告你个好消息：几十年来未曾找到的，你在通讯社写的那本《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今天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不是原本，是翻印本）。他们可供复制，可供抄写，你考虑一下用什么办法复制下来？”
他说的“今天”，就是他写信的五月二十七日。肇公是久病之人，但他这封信，写得清楚通畅，看来也是因为这一件事而高兴。我们都是晋察冀通讯社的最初成员，他当然也参加了这本小书的“集体讨论”，我是“执笔”者。
我喜出望外，对于这本小书，我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随即给他复信：如果精力来得及，希望设法复印一本，费用由我来出。又考虑，他是有病之人，就又给在北京工作的二女儿写信，叫她去陈伯伯那里商量这件事。
不久，女儿回信说，她去了陈伯伯家。看到陈伯伯走路十分艰难，陈伯母双腿已不能行走，只能坐在藤椅上，看上去，已失去了说话的能力。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原来的高兴劲，顿时凉了一半。我们这一辈人，现在都老了！
肇公还是帮她找了，发见这本书的曹国辉同志，也是晋察冀的老人。曹同志告诉女儿复制的手续。
过了几天，女儿来信说：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规章制度很严格，经过多种手续，并经主任批示，她才见到了这本小书：三十二开，五十五页，铅印。封皮、封底，用一种黄色薄牛皮纸包着，用毛笔写的书名（竖写），封底有一个依稀可见的方戳：北京东安市场旧书店。
据此可知，书的原有封面及封底，已经破损。但据书皮上写的“抗敌报社经售”字样，我仍断定为原印本，并非翻印本。
书已经拍照、复印，即将寄来。
难得呀，难得！
经过五十多年，它究竟怎样留存下来？谁保存了它？怎样到了北京的古旧书店？又怎样到了北图的善本书室？都无从考查，也没有必要去考查了。
我只在这里，感谢善本书室，感谢曹同志，感谢肇公和我的女儿，他们使我临近晚年，能够看到青年时期写的、本已绝望的书。
这本小书，写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出版于一九四○年四月。地点是阜平。
它现在陈列在北京图书馆，就像那些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老式枪支、手榴弹，陈列在历史博物馆里一样。
1990年6月15日记，时患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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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书林秋草 红杨树和曼晴的诗
在晋察冀来说，红杨树和曼晴都是新诗运动的播种人，那时在边区范围来说，诗的刊物有《诗建设》，在一分区（以易满徐为中心）有《诗战线》。曼晴的诗，多半在《诗建设》发表，红杨树的诗，则多半发表在《诗战线》上。
那是抗日游击战争的艰苦年代，人民走入新的热情的战斗生活的开始。诗，在那一时期，开始与人民结合。青年诗人在频繁的行军生活里，把他们的诗句，写在路侧的峭壁岩石上。
那几乎是一种口号，一种呼唤，对进步的赞扬，对落后的鼓励。例如在行军途程，鼓励不要掉队，前面就有水喝；在反“扫荡”中，号召与敌人战斗，坚壁清野，不要投降等等。
诗与战斗生活密切结合，而这种结合，是诗人在行动上，在思想感情上，已经是战斗人民中间的一个，而且是比较坚强、觉悟比较更高的一个。这样的结合才是真正的结合，因此，这一时期的诗，现在看起来，还充满现实的意义。
那一时期，诗人们虽然写了很多，然而因为战争环境，保留下来的已经很少了。如果能够在晋察冀的村庄断壁上、山沟转角处、剥皮的树木上去收罗一番，还能找到很多的诗句吧。这些诗句，同着这一伟大的时代，不能磨灭了。
因此，曼晴和红杨树辑存的这两本诗集，在我看来是很宝贵的。它们是一个时代的回忆。
曼晴的诗，以《羊圈》一首为例，多是抗日战争的单纯的素描。是一本晋察冀战争生活诗的素描集：它写了战争的集市，空袭，在羊圈的宿营，傍晚，老大伯提着灯笼送路，半夜农村大嫂掩着怀，开门留宿八路军……诗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深刻的，所写到的人物，在诗的意味上，是生动的形象。
红杨树也写了很多抗日战争的诗，他的长诗《黎明风景》，在晋察冀是比较全面地描写了战争的艰苦性和英雄性，曾得到称誉，作者远征西北之前，油印本存我这里，我正抄录准备出版。这里辑印的只是作者的十篇短诗，在时间上是属于自卫战争的。诗集以《寄张家口》开头，以《两年——
再寄张家口》为结束，都是在奋激的自卫战场上写成的。
这本诗集，也代表一个时代，结合着人民——特别是子弟兵及其农民父老的情感。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我们收复张家口，只是八年艰苦战斗生活的一个暂时的歇脚。反动派发动了新的内战，人民进入了新的激烈的艰苦的战争，充满仇恨。经历这一战争，人民胜利，获得全面解放。这又是一段伟大的战争年代。
这一年代，前方的战争和后方的土地改革结合进行。红杨树的诗，不只写了从张家口被偷袭到人民再收复这一城市的战斗历程，也写下在广大的自卫战场上，农民如何群起支援了这一战争。
红杨树的诗，在它的风格上说，近于一种低沉的召唤，有时更近于一种悲怆。然而它是有力量的，就是在战场，它也是有力量的。
无论在大同前线，太原前线，转战长城和绥远的长征中，作者都写下了诗。在塞外草原他还怀念了冀中平原的人民。一种人民战争的博大感情，洋溢在红杨树的作品里，对农民的关怀，共同的情感，对农村战争风景的敏感性，对部队生活的十几年的亲切感受，构成了他的诗的情感丰富统一的格调。
现在，作为一个骑兵团的政治委员，作者又经历了新的战斗生活，在祖国的幅员上，又有了新的行程，该还有更多的诗作吧！
然而，曼晴和红杨树在目前的文坛活动上，都是比较沉寂的，我们希望读者注意这两本诗集，就它们对两个伟大时代的贡献上来说，我们只能惋惜作者给我们的还是嫌少了。
1950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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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书林秋草 《作画》
这几天，我读完了韩映山的散文集《作画》。这是我很喜欢读的一本书，韩映山的散文，写得很是轻松，愉快，流畅，活泼。
我在白洋淀一带生活过，那时我在安新县同口镇完全小学校教书，白洋淀边这个村镇的那种明丽景色，早晨晚上从野外吹来的那种水腥气味，小镇上人们的各种劳动和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那里居住的时间很短，那时在乡下教书，接触群众的机会并不多，每天上五、六个小时的课，还要准备教材、批改作业，连出门散步的时间也很少。
韩映山所写的正是这一带人民的生活。白洋淀是他的家乡，他从小在这里长大。后来，他开始写作了，又回到那里，去体验人民新的生活，观察人民新的面貌。作者在后记里说：
“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无比的亲切，感到生活里有一种诗的、美的东西，时时在冲击着我，我想尽力捕捉住它们，想描绘下乡亲们那朴实忠厚的面影；渲染上淀水和庄稼的色彩。我力求把他们写得朴素，自然，亲切，感人。”他确是这样做了，而且做得比较出色。
其中有几篇我是很喜欢的。例如《渡口》、《雪里还家》、《串亲》、《下放前夕》、《作画》。这几篇，比较这本集子前边那几篇，作者的视野扩大了，在短篇的形式上，也作了多样的探讨和追求。因此，这几篇所表现的人民的劳动和生活，思想和情绪，就更能够给人一种厚重的感觉。
当我读这本集子前边那几篇的时候，我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感觉：作者把这一带农民的劳动和生活，思想和情绪，写得太单纯了。他只是用力“捕捉”着所谓“美”的或有“诗意”的东西，他所注意的只是一些自然景色，或是一些劳动场面。自然景色是很美丽的，劳动场面是很欢腾的，但是读过以后，那天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