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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22日
谈通俗文学
目前，通俗文学大兴，谈论通俗文学的文章，也多起来了，这是一个新势头。
按说，通俗，应该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本质，不可缺少的属性。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学作品被分为通俗的与不通俗的了。
关于文学的起源有种种说法。最初的文学是口头文学，这是没有争议的。既是口头文学，它的产生和后的文字记录，都不存在通俗不通俗的问题。
中国的口头文学，包括说唱文学，从产生以后，一直持续下来，并没有中断过。文学史上说，“说话”这一形式，唐代已有，至宋而大兴，不过是就已有的文字记载而言。古人既然把小说，说成是街谈巷议，那就随时随地，都可以产生小说，而且都是通俗的作品。
口头文学，是通俗文学的最初的形式，也是最基本的形式，包括后来的“话本”和“拟话本”章回小说和演义小说。
口头文学虽然有天然的通俗秉赋，但并不是每篇作品都可以成功。有很多口头文学，随生随灭，行之不远。只有少数，记录为文字，才是以流传。宋人话本小说，最为著称。现存的七个短篇。几乎不用修饰润色，就已经是完整的文学作品。
有的最初流传的文字粗糙，经后来的大作家重新编写，成为新的通俗文学。如在《三国志平话》基础上，写出的《三国演义》；在《三藏取经诗话》基础上，写出的《西游记》；在《宣和遗事》基础上，渐渐演变成的《水浒》等等。这些作品的文学水平，大大超越了它的口头阶段，它的通俗的效用，也大大增强，大大推广了。
口头文学向文字创作的这一演变，成为每个民族文学遗产形成和积累的规律。
典雅的唐人传奇小说，有的也是根据口头文学改写而成。
白行简的《李姓传》，就是根据作者幼年听来的故事，写出来的。口头文学，一变而为古文传奇，可以说是从通俗变得不通俗了。但是，经过这一创作，才使这一题材流传千古。而最初的口头故事，早已失传。其“通俗”的范围，也可以说是加大了。当然因改编者才力不等，失败之作也不少。文学规律千变万化，不能刻舟求剑。
自宋迄清，通俗小说甚多，据专家著录，小说名目，有八百余种，还都是有过刻本的。流传下来的，却非常寥寥。我幼年时，在乡村庙会所见，书摊陈列的石印劣纸小字通俗小说，包括供说唱用的小说，也不过十几种。后来进入城市，在学校图书馆或书市所见，通信小说的种类也很少。可见所谓通俗小说，大多数寿命很短，以后就消亡了。
考其原因，这些作品，出自两途：一为说书艺人，艺人胆大，兴到之处，时有发挥；一为失意文士，泥于史实，囿于理教，所作多酸腐。这两种人，多数学识浅薄，文字修养薄弱。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了糊口，度过一时的生活困难。
虽极力迎合群众的低级趣味，因为实在缺乏文学吸引力，不能受到欢迎。
其次，旧社会读书识字的人很少，花钱买书的人就更少。
有能力读书并有钱买书的人，对书籍还要选择一下。不识字的人，即使写得多么通俗，也还要借助说讲演唱。如果写得干燥无味，艺人们也不会选用。
通俗小说，过去也被称做闲书，是为了叫人消愁解闷的。
消愁解闷，也需要一定的艺术手段。人世间，不会有真正的闲书，正如没有真正的净土一样。真正的闲书，是没有人看的，也不会存在。
通俗文学，是一种文学，它标榜的是：“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在艺术上，也是不厌其高，只厌其低的。
《三国演义》、《水浒》都是通俗文学，也被公认是民族文学的高峰。任何艺术，都需要通俗，都需要雅俗共赏。通俗文学，不应该是文学作品的自贬身价的口实。
每个时代，都有远见卓识的文人，为文学的通俗而努力。
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有过重大的贡献，许多作家的文集，都编入他们所写的通俗作品。在政治变革时期，通俗文学尤其为人重视。例如清朝末年，梁启超的文学主张，以及他所写的政治小说。
五四新文学，实际是文学总体上的一次通俗运动。左联时期，推动了文学的大众化。“九一八”事变以后，瞿秋白同志写了很多通俗文学作品，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文学，在通俗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成绩也很可观。
“五四”以后，传统的通俗文学，并不兴旺。五四新文学运动，文学语言解放了，大大消除了通俗不通俗的界限。但在创作方法上有些欧化，提倡的是现实主义，内容上是启蒙主义。所有封建迷信，神秘怪诞，才子佳人，武侠剑客，都在排斥之列。通俗小说的市场很小，只有大城市的一些商业小报，连载一些章回体小说，一些新兴的书店，很少出版陈列这类作品。革命的文艺读物，几乎拥有了全部青年。
无论是梁启超，还是瞿秋白写的通俗文学作品，在当时的作用和后来的影响，都是很有限的。它们既为知识分子层年忽略，也不为广大群众所欣赏。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把这种形式，当成是一种纯政治的宣传。二是把通俗与不通俗，看成是单纯形式上的问题。三是对群众的理解和欣赏能力，估计太低。基于以上认识，使他们创造出来的通俗文学作品，常常流于粗糙概念，缺乏艺术的感染力量。
目前通俗文学作品的突起，有它历史的特殊遭遇。这是十年动乱，文化传统濒于破产，和长期以来思想禁锢的结果。
是对过去的一种反动，是一个回流。目前的通俗文学的特点，不在于形式上的仿古，而在于内容的陈旧，还谈不上什么新的内容和新的创造，它只是把前一个时期不许启动的食品橱门，突然打开了而已。这一开放，可能使各式各样的政治概念化的作品受到冲击，但如果说，它会冲垮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那就是过分夸大了。随着人民群众文学修养的提高，现有的通俗文学，自然要受到历史的检验。因为对文学艺术的鉴赏能力，是和文学修养，甚至也和道德伦理修养，一同向前，一同向上的。
它对出版事业的影响，也是如此。不从长远的文学教育利益着眼，只为了一时赚钱，解除不了出版事业的困境。鲁迅记述：三十年代，上海有个“美的书店”，它不只编印《性史》，而且预告要出一本研究女人的“第三种水”的书，其售货员都是雇用的时髦女郎，里里外外，号召力和刺激性都够大的了。然而没有很久就倒闭了，并没有赚了多少钱。能赚钱并能促进国民文化教育的，还是不出下流书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开明书店。目前有些出版社赔钱，是管理制度上的问题，并不是出什么书的问题。
文学现象，自然是社会现象、社会意识的一种反映。目前通俗文学的流行，与时代思潮模糊，密切相关。它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分别，不在于它提供的形式，而在于它提供的内容。这与其说是文学上的一次顿挫，不如说是哲学上的一次顿挫。然而现象变幻的结果，必然是曲终奏雅，重归于正的。
1984年11月30日
谈鼓吹
按照昭明太子的说法，文章重要的一体，为歌颂。“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因此，如果文章做得确实好，再得到评论界的颂扬鼓吹，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鼓吹，并不是坏名词。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我有一部文明书局石印的小书，就名为《唐诗鼓吹》。可见，在过去，无论是选家，还是评论家，都不忌讳这个词儿。
我也不能说，自己没有充当过鼓吹手，充当这种脚色，也不能说仅是一次两次。
既然做得多了，也就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愿与从事鼓吹的同志们商讨。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对青年，初学写作者，鼓吹较多，对名家鼓吹较少。
对青年，初学写作者，已经步上名家高台的，也就不去鼓吹了。
理由：凡是青年，初学写作者，还都处在步履艰难阶段。
扶他一把，哪怕是轻轻的一把，他也很容易动感情，会有知己之感。就是批评他两句，指出他一些缺点，他也是高兴的。
如果他平步青云，成了红人，评论者蜂拥而上，包围得风雨不透，就不要再去沾边，最好退下来，再去寻找新的青年，新的初学写作者。因为此时此地，对他来说，过去那种鼓吹法，已经不顶事。他需要的是步步高的调门，至于谈缺点，讲不足，那就更是不识时务了。
二、对于名家，特别是兼有某种“官衔”、某种地位的名家，无论他来信表示多么谦逊，也不要轻易去评论人家的作品，每逢大考之期，即评奖举行之时，也不要对竞争中的作品，轻易发言。
这倒不是出于什么害怕名家，或其他心理。是因为：如果你提出的意见，只是人云亦云的，那对双方都是浪费；如果你提出与众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名家是很不习惯接受的；如果确实看到了艺术上成功的要点或失败的要害，估计这一位名家，也能有为之折服的涵养，还要考虑到他的周围那些抬轿子的职业家。再说，指出要点，为人折服，谈何容易？有那种眼力和修养吗？人贵有自知之明，最妥当的办法，还是不要去碰。
三、对于老朋友，其中包括原来是初学写作者，也曾鼓吹过，现在已经到了中年，文坛之上，小有地位，如果又有新作，看过，觉得好，也可以再为鼓吹。但也只限一两次，不可多为。
总之，鼓吹不可废。文学之有鼓吹，正如戏曲之有捧场。
但鼓吹也是要有立场，要有分寸的。前不久，读了一本洪宪时期的笔记，上记名士易实甫，在剧场捧坤角时，埋首裤裆，高举双臂，鼓掌不息。口中还不断胡言乱语，甚至亲妈亲娘地喊叫。如果所记是实，这种捧场，就未免过分了些，有失体统了。
1985年6月13日
官浮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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