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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1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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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史实性纪事,读起来,文字有些晦涩,叙事无轻重,并非史才。但人物传记,则很有特色,简练生动,逼真传神。正像他自己说的:“其夫以为沈下贤工文,又能创窈窕之思,善感物态。”(《为人撰乞巧文》)这些文字,读来惊心动魄,确有很大功力。也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则是:“鼓吹既作,能使孤蓬自振,惊沙坐飞。”(《叙草书送山人王传义》)

他对自己的才能很自负,屡次直言不讳。在《文祝延》一文中,他又说:“或谓军副者亚之,能变风从律,善阐物志。”

善感物态,善阐物志,都是说善于体会,善于描写。窈窕之思,则是描写中的作者的情思,也就是感情。

他有一篇人物传记,题为《冯燕传》。全文四百五十五字。

其最重要一段文章如下:

燕伺得间,复偃寝中,拒寝户,婴还,妻开户纳婴,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转匿户扇后,而巾坠枕下,与佩刀近。婴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视,断其妻颈,遂持巾去。

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场面,他只用了六十九个字,写了三个人物,在这一危险时刻的举动、心理、感情。其中“燕卑脊步就蔽”六个字,写得活灵活现,人物情状,如在目前。

我们不去评论文章中道德观念的是非,只是说明沈下贤体物传情之妙。这样一个三角关系,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如果放在今天开拓型作家手里,至少可以写成十万字的中篇小说。

我们说,唐代散文,和唐代的诗歌一样,文字语言的修养和成就,达到了真美善的高度。这一高度,非宋人可比,元明勿论,也非蒲松龄这样有成就的作家可比。《聊斋志异》纪事,固有其文字之妙,但和唐人纪事比较,仍见其人为的痕迹。唐人纪事,一出天然。朴实无华,而真情毕见。作者能用最简练的文字,表达人物最复杂的心理。不失其真,不失其情。读者并不觉得他忽略了什么,反而觉得他扩充了什么。

使人看到生活的精华和情感的奥秘。在描述中间,使读者直面事物,而忘记作者的技巧;只注意事物的发展变化,绝不考虑作者的情节构思。这才可以叫做出神入化。

文学艺术的主要标志,就是用最少的字,使你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情意和状态,返璞归真,给人以天然的感觉。

姚铉在《唐文粹·序》中说:“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哉!”

达到这种成就,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要有作家的志趣和主张。沈下贤有一篇《答学文僧请益书》,说到下面一个故事:

古时有个锻金的匠人,能制各种金器,才智还用不完。但他的日子过得很苦,弟子相率而笑之,说:

“师傅的手艺可算高超,但你的收获,反不如烧土窑制瓦器的人,这是什么缘故?”

金匠对曰:

“烧制瓦器的人,操劳简单,看利也薄,他的制品,是卖给世俗用的,早晨买去,晚上也许破了,就回来再买一件。所以他的买卖,总是很兴隆,也就致富了。我的职业不同,我要苦思冥想,设计琢磨,一器成功,别人买去,就可以用一辈子,不用再置。所以我这里总是门前冷落,吃不饱饭。”

沈下贤是把文学看作“黄金之锻”的。因此,他的文章,能流传百世。

1985年18日

读《哭庙纪略》

二十年前,买得商务印书馆辛亥年排印本《痛史》一部,两函共二十册。书上盖有湖南大学图书馆圆形印章,文内偶有墨笔批注,字迹细小劲秀,不知出自何家之手。有蛀洞,我曾用毛边纸逐一修补过,工程繁重,非今日心力可为。书套上标进货价为四元七角,我购书时,价则为十五元,盖经贾人屡次倒手。

《哭庙纪略》为《痛史》之第二种。线装十二页,薄如小米粒,原定价一角。民国初年,印书尚如此不惜工本。如在今日,整部《痛史》,也不过平装一厚册了事。如要线装,每册定价,就不堪设想了。

这样薄薄的一本小书,拿在手里,轻如鸿毛。读时或走或立,或坐或卧,均甚方便。而字又为黑体四号,老年人最是适宜,所谓字大行稀,赏心悦目者也。读时很高兴,十五元没白花,经济效益实足当之。

然书的内容,则甚凄苦,使人不忍卒读,屡屡放置,又重新拿起来,整整一个晚上才读完。

所纪为:清朝初年,江苏吴县有个姓任的县令,“至署升堂,开大竹片数十,浸以溺,示曰:功令森严,钱粮最急,考成殿最,皆系于此!”“国课不完者,日日候比。”国课就是钱粮,比,实际就是刑讯。过去审案用刑,都叫比。四部丛刊中有一部书,叫《棠阴比事》。至于打人的竹板,“浸以溺”是什么意思,则不甚了了。总之,他如此酷毒,打死了不少人,自己却从常平仓中,贪污了一千石米。

当地一群秀才,对这个县令,很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除去同情受害者,也可能有本身的理由。正赶这个时候,顺治皇帝逝世,哀诏传到了这里,地方官设幕府堂,哭临三日。

秀才们乘此机会,把文庙的门打开,哭庙,要驱逐县令。

事情闹大,上司过问贪污一事,县令却说,自己到任不久,无从得银,“而抚台索馈甚急,故不得已而粜粮”。这样又把巡抚攀扯了进去。

但是,巡抚给皇帝上了一个疏。内容要点:

一、“看得兵饷之难完,皆由苏属之抗纳。”

二、秀才“厕身学宫,行同委巷。因哀诏哭临之日,正臣子哀痛几绝之时,乃千百成群,肆行无忌,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

三、“县令虽微,乃系命官,敢于声言扛打,目中尚知有朝廷乎?”

四、“串凶党数千人,群集府学,鸣钟击鼓,其意欲何为哉!”

此疏一上,奉密旨,十八名秀才处斩,其中八个人包括金圣叹,妻子家产,还要籍没入官。巡抚当然没事,县令也复了官职。他回到衙门,“谓衙役曰:我今复任,诸事不理,惟催钱粮耳!”变本加厉了。

过去,有师爷、讼棍、刀笔之说。能够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细玩此疏,可以领会其一二。其最大特点,为审时度势,激怒朝廷。当清初时,东南一带,还不巩固,时有叛乱。正在用兵,钱粮最为重要,聚众最为不法,秀才带头,尤触朝廷大忌。师爷们从这些地方入手,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我劝写文章的同志,看看历朝的官方文书,特别是清朝的各种档案材料。还有皇帝的谕旨,例如雍正皇帝的朱批谕旨,是很有好处的。这不是教人学打棍子,这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常常是关系一人或许多人身家性命的文体。

1985年5月26日

读《丁酉北闱大狱纪略》

中国的科举制度,不过是朝廷取士的一种手段,士子上进的一个阶梯,但它却能在中国戏曲、小说、诗歌各个艺术领域,占很大位置,篇目繁多,层出不穷。并通过它,反映出伦理、道德,荣辱、沉浮,人生遭际和社会心理的各个方面。这不能不使人惊奇。

科举不单纯是可以考中秀才、举人、进士,主要是可以做官。做官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了,它要影响家庭,影响父母、妻子、亲朋故旧。十年寒窗苦,一朝人上人。其中还富有偶然性,甚至戏剧性。京剧中的《连升店》,最能反映这一点。

一旦中了,则为世俗景慕;屡试不第,就成了念书人最大的悲哀。

关于科举,我所知甚少,前些日子听说有一本专著要出版,也没得买到。至于八股文到底是怎么个做法,也一直弄不清楚。只知道,这件事很严重。考场叫闱,住房叫号,主持其事的,都是朝廷派的大官。主考官以下,又有很多房官。

试题保密,卷子弥缝,进场搜索,饮食大小便都不许出来。但还是有私弊。有关节,有夹带,有冒名,有枪替。因此,科举史上,屡兴大狱。

《丁酉北闱大狱纪略》是《痛史》的第三种,也是薄薄的一册,书前有顺治十七年信天翁的题记。文字体裁,都不及《哭庙纪略》。

这是清朝初年科场的一次大狱,牵连很大,死人不少,被揭发的问题,主要是“卖关节”。

这批考官:

虽名进士,然皆少年轻狂,浮薄寡虑。其间虽未必尽贪财纳贿,而欲结纳权贵,以期速化,揽收名下,以树私人,其用心则同也。然径窦嘱托甚多,而额数有限。

闱中推敲,比之阅文以定高下者,其心更苦。

考官斩首,新中式的举人,也都倒了楣,接连逮捕入狱。

后经天子恩典,举行复试。“每人以满兵一人夹之”,士子们怕交白卷,遭极刑,只好战战兢兢“尽心构艺”。

然而,杀头也好,籍没充军也好,科场既是猎取名利的最有效手段,其中流弊就不能根除。清代中叶以后,朝廷对于此中的事,也就眼睁眼闭了。每到各省该放考官的时候,皇帝总是选出一些他所喜欢的在京文官,叫他们去充任“学政”,并下谕旨:“某省着某某人去!”被命的人要陛辞谢恩。

这是皇帝对他们的一种特殊恩典。知道他们当京官清苦,故意叫他们到外地去弄些“外快”。所以文官们都盼着这一任命,高高兴兴地离京,一路之上,遇见风景名胜,还要吟诗作赋,等任务完成,满载而归,再刻一本日记或诗集。

远在唐朝,就有人看出科举不是好办法,但碍于朝廷功令,大家只好走这一条路。唐朝的许多诗人,都有进士及第的头衔,并不证明,这一制度,真能网罗人才,失去的,恐怕比得到的多。所以罗隐感慨地说,科举取士,“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明达之士,都不以中与不中论英雄。

平心而论,封建帝王选择了这样一种方法,也自有他的难处,不如此,又何以考成殿最,平息纷竞?他那时又不能成立人才开发中心,举行公民投票。这样做,权当抽签撞运罢了。

小说描摹科举的很多,以《聊斋》写得最好。作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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