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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史记》有集解、索隐、正义，再加上乾隆四年校刊时之考证，对于读这部书，文义上的理解，文字上的辨认，也就可以了。再多，只能添乱，于读原书，并无多大好处。所以，我读古书，总是采取硬读、反复读的笨法子，以求通解。
我有两种《史记》：一为涵芬楼民国五年影印武英殿本。
一为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此本也是据武英殿本排印的，余虑其有误植，故参照影印本。这两种本子，拿放都很轻便，字大清楚，便于老人阅读。
我没有购买中华书局近年标点的本子。我用的本子，都没有断句，更没有标点。此次引文，标点都是我试加的，容有错误。发表前，请张金池同志，逐条参照中华标点本，以求改正。这是很麻烦的事，应当感谢。
我以为：读书应首先得其大旨，即作者之经历及用心。然后，就其文字内容，考察其实学，以及由此而产生之作家风格。我这种主张，不只自用于文学作品，亦自用于史学著作。
至于个别字句之考释，乃读书之末节。
黄卷青灯，心参默诵，是我的读书习惯。此次读《史记》，仍旧用这种办法。然而究竟是老了，昨夜读到哪里，今夜已不省记。读时有些心得，稍纵即又忘记。欲再寻觅，必需检书重读，事倍而功半。
但还是读下去，每晚躺在床上，读一卷，或仅读数页。本纪、世家、列传，及卷首卷尾部分，总算粗读一过。其他，实仍未读吧。回忆自初中时，买一部《史记菁华录》，初识此书。
时至今日，用功仅仅如此，时间之长，与收获之少，可使人惭愧。读书，读书，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能真正读多少好书，只能自己心中有数了。
至于行文之时，每每涉及当前实况，则为鄙人故习，明知其不可，而不易改变者也。
1990年3月11日晨记
读唐人传奇记
一
鲁迅论唐传奇：
（一）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源出于志怪。（二）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三）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宋传奇集·序例》，首引胡应麟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先生称：其言盖近是矣。”）
（四）餍于诗赋，旁求新途，藻思横流，小说斯灿。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五）实唐代特绝之作也。而大归究在文采与意想。（六）然而后来流派，实亦不昌。宋好劝惩，摭实而泥，飞动之致，眇不可期，传奇命脉，至斯以绝。
以上综录先生论及传奇之言，稍加穿插，共得六则。余以为对唐传奇之研究，可谓发其端而尽其意矣。
二
鲁迅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说“作意”、“幻设”，都是有意识的创造之意。
唐人的小说，已经超越单纯的记录，进入复杂的创作活动。小说的境界，已经不只是客观世界的描绘，而涌进了作家主观的想象。
主观包括两方面：“文采与意想”。文采与意想，是文学创作的精魂。但这两点，在唐人传奇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不只使它明显地区别于过去的小说，也使它明显地区别于以后的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放异彩。
任何现象，都有其由来，有其基础。唐代文人的文化素质，实不一般。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已经有目共睹。这些文士，多是从幼年就用功于此，有些人，甚至是几代相传。他们重读书，重旅行，重交友，重唱和。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引发道德、道义的提高。必然引发丰盛的想象力，引发出高尚的意象。高尚的人品，才能有高尚的想象；卑劣者，只能有卑劣的想象。其文章内容、风格、理想，自不相同。
唐代文人，在一种较高的文化素质根基上，创作小说，自有可观。又因为在诗歌领域的想象力，已经非常发达旺盛，表现在小说创作上，亦必不同一般。
三
这可以从比较上说明。此前不论矣。宋代传奇，胡应麟的话是：“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鲁迅的话，已见上文，谓其主要缺点，是失去了“飞动之致”。
“飞动”二字，自幼即深印我心，以为是文学之命脉所在。
然究竟什么是飞动，如何才能做到飞动，则一直不甚了了。壮年以后，从事此业，见闻稍多，反复思考，所谓飞动即日常所谓神来之笔，得意文章。然此尚为玄虚之谈，未能得其要领。
后来读李白《谢朓楼诗》：“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才有所领悟。
所谓飞动，就是“逸兴”和“壮思”的出现。就是在事实之上，出现的创造。或是在描述现实时，突然出现的奇思妙想。
这些奇思妙想的连续，就形成了作品的“飞动之致”。只有富于想象，诗作最飞动的李白，才能这样透彻地帮助我把问题解释清楚。凡是伟大的艺术品，都必具备“飞动之致”。雕塑、绘画如此。音乐、诗歌亦如此。文学名著《阿Q正传》、《红楼梦》、《水浒传》，都因富于此“致”，而得为小说上乘。
四
历来对宋人传奇的评价，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胡应麟把“近实”看作是宋传奇的优长之处，所以鲁迅说他的那一段话，只能是“几近是”。
近人吕思勉说：“惟小说究以理致为主。唐人所为，好用辞藻，故其品实不逮宋人。”并说，“……小说也，皆唐人启其端，至宋而后臻于大成，唐中叶后新开之文化，固与宋当画为一期者也。”（《隋唐五代史》第二十一章）这只能说是历史家的一种见解，不必深辩矣。因为文学的飞动，不只靠奇思妙想，而且还要靠足能传达这种奇思妙想的词藻。这一点，较之唐，宋传奇就大大失色了。
词藻——语言的作用，绝不可忽视。此文人之法宝，久炼而成；小说之精华，非此莫属。
宋人并非不追求词藻，有时还常常在文中点缀诗词。不过总的说来，它的文词呆滞，不传神韵。失去魅力，失去读者。读者不能无精神食粮，平话小说乃乘运而兴。
五
唐人传奇之漂亮词句，幼年初读时，即拍案叫绝，至今仍能背诵。如《虬髯客传》之“张氏发长委地，立梳床前。”
“不衫不履，裼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柳毅传》：
“蛾脸不舒，巾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霍小玉传》：
“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时春物尚余，夏景初丽，酒阑宾散，离思萦怀。”都非强作美词，眩人眼目。
而是逐景生情，发自作者心中，所以能感人，并呈飞动之致。
唐人做诗做惯了，善于推敲，遣词造句，变化神奇，有如魔术。这自然影响到小说的修辞上。
六
唐人传奇的形式，多种多样，有长有短。其内容，也包罗万象。就其主要作品来看，已从记述怪异逐渐进入现实人生。即如写梦幻，实亦为写人间。彰彰者如《南柯太守传》与《枕中记》，写的就是官场的沉浮，人生的荣辱。鲁迅说，唐代文人，“歆羡功名”。所以写这种题材多。名为警世，实亦渲染。
有的是写政治。《虬髯客传》，目的在于政治，即天命不可违，神器不可夺，为李唐着笔，虽有男女间的相遇相慕，只是陪衬，最终是为政治服务的。《东城老父传》、《开元升平源》两篇，更是直言不讳地写政治，写国家的治乱兴衰。而《庐江冯媪传》，实际上是一篇现实性很强的农村小景。
完全进入现实生活，目的在于描绘世态的，是《李娃传》。这是唐人传奇中的一篇杰作。白行简不愧为大作家。它的优长之处，在于布局的完整、舒展，行文的自然、大方。对比之下，沈亚之等人的作品，则有些局促。鲁迅所说的“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它兼而有之。《霍小玉传》，虽亦缠绵，而波澜不敌。《无双传》，虽有波澜，而不自然。结尾处，为报一己之私情，草菅人命，伤害多人，以增传奇之意，虽步司马迁游侠遗意，然过于残酷，有失人道，不可取也。
《莺莺传》，作自名家，后人锦上添花，声名最显赫，然鲁迅谓“文章尚非上乘，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有贬义。
但在唐传奇中，仍为佼佼。至于后来施之弹唱，演为戏曲，则文章之遭遇，亦如人生，有幸有不幸矣。
这篇小说，故事本极平淡，人物除红娘外，性格亦各平平。然千百年来，家传户诵，其理即在于爱情二字。悲欢离合之情，固通于千家万户，通于群众之心。以平淡之造意，获传奇之硕果，元稹之文字工力，究不可没也。
唐人之创作传奇，态度严肃，每有所作，必于篇前篇后，记录自己以及友朋姓名，写作缘起，以及事件发生年月，虽为小说，亦取信于人之意。
七
然记有人名、地址者，不一定皆为传奇，有的则是寓言。
余幼年时，不明这种区分，曾把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和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也视为唐人传奇。鲁迅则说，这种文字，“无涉于传奇”，因为它是“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的。
这也很难分。从道理上说：作者宣传一种思想，一种见解，借用一个人物的事迹，或通过他的语言，把一种思想和见解宣扬出来，这就是寓言。传奇当然有时也是为了宣扬一种思想，但采取的方式，不是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