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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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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知道把自己同这些人划分开。

土地改革后,没有房住的贫苦军属,进住了陈调元的住宅,我觉得这时可以进去看看了。我进了大门,那些穷人们都一家家的住在陈宅的厢房里、下房里,宽敞的五截正房都空着。我问那些农民,为什么不住正房,他们说住不惯那么大的房子,那住起来太空也太冷。这些房子原来设备的电灯、木器、床帐,都被日本毁坏了。穷人们把自家带来的破布门帘挂在那样华贵的门框上,用柴草堵上窗子。院里堆着苇子,在方砖和洋灰铺成的院子里,晒着太阳织席。他们按着他们多年的劳动生活的习惯,安置了他们的房间,利用了这个院子。

他们都分得了地种,从这村一家地主,就清算出几十顷苇田。我也到了几家过去的地主家里,他们接待我,显然还是习惯的冷漠,但他们也向我抱怨了村干部,哭了穷。但据我实际了解,他们这被清算了的,比那些分得果实的人,生活还好得多。从这一切的地方可以看出,从房舍内,他们的墙上,还有那些鲜艳的美女画片,炕上的被褥还是红红绿绿,那些青年妇女,脸上还擦着脂粉,在人面前走过,不以为羞。

我从南几县走过来,我很少看见擦脂抹粉的人了。

这些脂粉,可以说是残余的东西,如同她们脚下那些缎“花鞋”。但证明,农民并没有清算得她们过分。土地改革了,但在风雪的淀里咚咚打冰的,在泥泞的街上,坐着织席的,还是那些原来就贫穷的人,和他们的孩子们。而这些地主们的儿子,则还有好些长袍大褂,游游荡荡在大街之上和那些声气相投的妇女勾勾搭搭。我觉得这和过去我所习见的地主子弟,并没有分别,应该转变学习劳动,又向谁诉的什么苦!

进步了的富农,则在尽力转变着生活方式,陈乔同志的父亲母亲妹妹在昼夜不息地卷着纸烟,还自己成立了一个烟社,有了牌号,我吸了几支,的确不错。他家没有劳动力,卖出了一些地,干起这个营生,生活很是富裕。我想这种家庭生活的进步,很可告慰我那在远方工作的友人。

1947年5月于端村——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二 风云小记 随感



我学习做群众工作,我访问贫苦的农民,我绕着村子,走进一家破烂的土坯房。我想这定是一家贫苦的人,我招呼一声,一个红眼睛的女人,抱着两个光屁股的孩子,从屋里应声出来:一个孩子吊在她的乳房上,一个孩子几乎要从她的胳膊上出溜下来。我想这是一个累赘的女人。她一定要我坐下,可是我一问到她,问到村里的事,她又什么也说不清,支支吾吾,有些害怕。我想这是一个傻女人,谁娶到这样一个媳妇,真是倒霉。我又去找她的丈夫,他正在房后的小菜园子收拾北瓜,我听见他和一个孩子说话,有情有理,有说有笑,可是我跳过篱笆,和他谈话,他又害怕起来,装聋做哑,叫人难以忍受。不久,他竟借故躲开我走了。

我有些生气,我从旁人打听他的出身、阶级成分,谁也说他受了一辈子苦,日子过得顶累;外号叫老蔫,见了生人就不敢说话,当他说了一句半句,别人一笑他,他就赶紧吞回去,笑一笑完事。他顶胆小,他的一生遇见的倒霉事最多,受的罪最多,挨的骂最多,挨的打最多,并且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属于“受罪活该”的一种人。

可是当我们在一块开过几次会,在会上,我老是提到他,同情他,鼓励他,他就渐渐活泼起来,聪明起来,勇敢起来。

而且他的活泼是那么可爱,聪明得那么可喜,勇敢得令人可惊。在会上,我细心听着他的每一句话,我觉得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才异常珍贵,异常有实际的意义。

一天会上,我说是穷人流汗流血供养了地主,我惭愧说的那么单调,没有力量。他说:

“你说的一点汗一点血真是不假,汗是血变的,我试过,我接了一碗底汗晒在日头爷下面,干了是红的!”

我听了惊心动魄。汗能接在碗里,汗能晒成红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试验,他有多少汗流在地主的田里?

他没有说出这些感想,有感想的难道都是我们这些人?但从他这一句话,我更加尊重他,尊重他的意见,我想,翻身就是要叫他这样的老实“无能”的人翻身吧!翻身的真理,就在他的身上!



我参加的贫民小组里,有一个老者,儿子十年前参加了部队,好久没有音讯。家里度日,只凭老者纺线,儿媳妇织布。他们如此度过了八年抗日战争,一年大旱和一年大水灾,和那“五一”以后的地下生活。老者精神很好,情绪很高,关于我们最后的胜利,那个鲜明的远景,他看得比别人近,比别人真切。每个人眼前有一盏灯指引,可是他的灯照得特别明亮。儿媳正在青年,却异常沉默,她手脚不停地劳作,服侍公公,教养着一个男孩子,孩子今年九岁了。这孩子在老者身边,真是掌上的明珠,一切希望的寄托,精神力量的源泉。他特别娇惯着这孙儿,大大超过孩子的母亲。十年战争,每次闹敌情他抱着背着孩子去逃难,在他看,热爱了孙儿,在这个时代,就是热爱了那在战场作战的儿子,那在家中劳作的儿媳,就是热爱了那伟大艰难的革命战争。

这次,我在他村里做复查工作,他把土地改革认作是要求,也认作是他的一种工作。他对我也特别热爱,临到阴历六月初一晚上,敌人到了博野,他亲自安排我转移,在那满挂黎明的冷露的田野,他送我远行,就如同他在十年前,送走了他的儿子。

五天过后,我回来,那儿媳和孙儿却穿上新封的白鞋。敌人来了,老者照旧背负着孙儿去逃难,敌人叫他站住,他不听,拚命地背着孙儿跑,敌人用机枪扫射,他死在炎热的高粱地里。进犯的敌人在宣传不杀人,不打人,就在村庄北边,敌人践踏过的庄稼地里,新添起埋葬老人的坟堆。平原的田野,有无数牺牲在抗日战争的和自卫战争的烈士坟墓,这一个是十年革命战士的父亲。

不管在前方或在后方,每个人肩担着自己的仇恨作战。儿媳更要艰苦地沉默地抚养着儿子,战士应该有机会知道敌人杀了他的父亲。在十年战争里,我们有多少年老的父亲,在风里雨里,空前的灾难里,为了支持自己子弟的队伍,做了光荣的牺牲。

凡是参加贫民小组的同志们,都从老者的血迹上,看到了敌人的面目。什么叫翻身,为什么要自卫,每个贫苦的人的心,被痛苦的泪水,洗得鲜明,仇恨滋生了。

1947年7月25日博野——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二 风云小记 王香菊

那天晚上,小高同志带我去访问郭兰瑞。这个十八岁的姑娘,组织起几十个贫农妇女,当选了贫农代表。郭兰瑞不在家,我和小高坐在院里床上说话。过来一个十六七的姑娘,抱着孩子,坐在小高身边静静地听着。小高说:

“你问香菊,她和郭兰瑞是好姐妹,她知道的顶详细。”

香菊只是笑了笑,就轻轻扭过了头。小高又说:

“你看,还是不敢说话!怎么着到大会上去诉苦呢?”

香菊才说她和兰瑞从小就在一块,热天,两个人去拾麦子,分着吃一块糠饼子,用一个小铁罐喝水,躺在一棵树下面歇凉。等到大些了,就对着脸浇园,合伙拉耠子……种种的情形,说话的声音很动听。

第二天晚上,小高领导她们开小组会,我又去参加了。香菊浇了一天园,喝冷水吃剩饭病了,趴在床上直想吐,但她还是一直督促引导着她那一个小组开会,不肯休息。她笑着说:

“什么叫休息?有病是小事,趴一会就好了,翻身才是大事。”

我在这边说了几句话,她就喊:“说大点声,叫我也听听啊!”

小高同志介绍我到香菊家吃饭,我才第一次在白天看见香菊。她壮实、天真,对人亲热,好脸红。香菊家是贫农,每天很早一家子就到地里浇园去了。香菊回来时,抱着一捆菜,头发和上衣总是晶湿。她蹲在桌子旁边,望着饭不吃,她说浇起园来,就光想喝水,不想吃饭。一顿饭过后,母亲催促,她就又背起那又大又黑的铁水斗走了。

晚上,她蹲在黑影里吃了那白天剩下来、怕放坏了的硬饼子,把新饭让给小弟妹们吃。

村里酝酿着斗争。田地里是那么酷旱,庄稼正待秀穗,老百姓说这叫“卡脖子旱”。黄昏,西边天一抹红,香菊还在那里浇园,这种劳动是那么吃力和没有止境,庄稼缺水永远不会满足。刚刚十七岁的女孩子运动全身的气力,才能从事这种劳作。可是从她劳动的精神上看,那充实的精力就像这永无止境的水泉,永无止境的热汗,永无止境的希望。她从十三岁上就浇园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架水车,把这女孩子代替?

知道要斗争了,地主的水车都放在家里,叫大井闲着,叫庄稼旱着。香菊她们想到水车,应该比我迫切。最盼望下雨,最焦急地等待那天边的风云雷闪的,自然是这些流着汗浇园的姑娘们。她们提出来:先斗水车!

每天香菊浇园回来,连说话和笑的力气都没有了。可是一吃过晚饭,她就抖着精神去集合她的小组。大街上,她走在组员的前面,好像一个军官。

小组诉苦的时候,她第一个诉说:她,夏天,被夺去了拾的麦穗;秋天,被夺去了拾的棉花。她不敢在地主的地头地边走过,她不敢走过地主的大门,害怕那些闺阁小姐们耻笑她的褴褛和寒碜。

这姑娘甚至没有诉说,在这十七年,她那年幼的身体,怎样被太阳曝晒,怎样被热汗蒸腾,被风雨吹打,被饥饿消耗;

她没诉说劳动的苦处,她只是诉说一个女孩子心灵上受过的委屈。

翻心的过程,特别值得珍贵,它打下了这姑娘翻身的真实基础。这些日子,在香菊身上,表现了一连串疾风暴雨的进步。她从不敢说话到敢说、敢喊,从好脸红到能说服别人和推动组织。在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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