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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就叫他这么去吧。俺家当家的，苦了一辈子，临死落个冻饿而死，箔卷席埋，连个薄皮子棺材也没使上！”
老大娘诉着苦，就呜呜哭起来。别的老婆们也对着擦泪，有一个老婆就说：
“瑞她娘一辈子的苦处说不清。那年坐了月子，三天里就绕家借粮食，自己去推碾子，风摆的她那脸刹白刹白的，我都替她害怕。”
“谁不是一样，提起那些日子，唉！”老婆们全唉声叹气。
老大娘又说：“他爹死了，我就一天家想念俺那冬学，咒骂那些汉奸为什么就没有个死！有一天，快黑了，我端着一升高粱正要推碾子去，一转眼，看见俺家冬学站在拐角那里，啊！我那儿，你怎么回来了？”唉，俺那儿啊，黑干削瘦，腰都直不起来。到家里，我说兰瑞，快给你哥去借面烙饼。一升面的饼，俺那儿还没有吃饱，兰瑞说：‘怎么俺哥就吃这么多啊！’孩子，饿成什么样儿了啊！日本鬼子败了，才有了点吃的，又把他养活了。可还是穷啊，连个媳妇也娶不上。俺家冬学三十六了，和人家小凤一天生日；人家财主，早连儿媳妇也娶了，俺家穷就耽误了好几辈子人啊！”
斗争了，冬学参加了村里的民兵，兰瑞当选了贫农代表，老大娘斗争诉苦全很积极。这一家成了全村贫农的骨干，怨气出了，仇也算报了，后来分了宽堂大屋的房子、大水车井和好园子地，立时就有媒人找上门来给冬学说亲。
村里的斗争还在进行，暴风暴雨并没过去，这个喜讯，不怎样引人注意。到冬学参军那天，老大娘忽然顽固起来，坐在会场上，不离儿子的身边左右。她说：“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不能走，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冬学跟着大队走了，老大娘哭哭啼啼。工作团的同志们也生气了。村里闲话更多，有的说：“斗争东西你积极，儿子当兵你这么落后。”说这些话的人，多是在斗争的时候消极观望，在参军的时候，把儿子藏了起来的人家。也有很多人这么说：“老大娘落后，可是她到底在斗争地主的时候积极过，冬学也到底参了军，这就比那些只会说风凉话的人强胜万倍！”
随后，又传说冬学没走到博野就跑了。夜里下了透雨，人们起得早，村边上、街里头全有人谈论这事。
“他还是斗争骨干哩，他先跑了行吗？”
“把分的东西，全得给退出来！”
“他妹子的代表我看也得罢免了！”
老大娘这几天来，心里烦搅得要命。从家里走出来，要到地里去。看看街上的人三三两两站在一起，用那样的眼光看她，她就脸红起来，身子也好像一下矮了半截。人们的态度和几天以前，大不一样。那时人们对这老大娘，是多么尊敬和羡慕！她带着满对不起人的神色，急急忙忙奔着地里走去，用袖口擦一擦这几天哭红肿了的眼。
地是新分给她的一块好水浇谷地。独根红的大支谷，挺着大穗子，迎风推动，又丰足，又美丽。
她们绳子放在地下，正要动手收割。忽然看见地主老欠在地那头转游，头上斜包着一块白布，遮着他那早已平复的伤口，眼里放射着仇恨毒眼的光芒，从垄沟上走过来了。这时四外没有别人，老大娘心里微微一颤，就听老欠说：
“这地是我种的，你不能白收！”
“你种的？在斗争大会上你为什么不说是你种的？”老大娘鼓着气说。
“斗争大会，”老欠冷声一笑，“你儿子当兵去又跑了回来，这地你得退给我！”
大娘忽然觉得气短起来。她一坐就坐在地头上，有声没力地说：“你说了个好听，咱们得到村里说理！”
老欠看看那边，有人过来了，才转身说：“你儿子开小差，你还有什么理，代表会就得叫你把东西吐出来！”
歇息了好一会，大娘才站起来开始割谷。她有生以来没有这么一块地，也没有这么一块谷，谷穗沉重地打着她的胸脯。大娘想起了过去要有这么块地，丈夫就不会饿死在公路上，死了就会有个棺材。也想起那新分的三间大砖北屋和屋里的红漆放亮的家具，有这个，儿子就会娶上媳妇，女儿就会寻上婆家。
就说这一切的全不算什么，只要冬学儿守在身边吧。可是地主就在那边，工作团刚刚走，斗争刚刚过后，人家就来报仇，也能够借尸还魂哩！看来封建势力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好消灭，它可像死灰一样，见火就着。如果冬学不参军保家，以后天长日久，日子的黑红，谁能保险？还拉着孩子们要饭去？还住在人家那低矮黑暗的小屋里？还吃糠咽菜？就说生活不成问题吧，可是乡亲们从此瞧不起咱！人除了吃穿，还要脸面。被人小看，就是吃好穿好，也没有意思。
老大娘左思右想，心里明亮起来，身上也有了力气，背上谷子往家里走。街上的人还不住暗暗撇嘴，老大娘却满脸披笑地走进家门。
放下谷子，老大娘就到冬学藏着的地方去，叫他归队。冬学回来一天一夜，也觉得不是滋味，真是够受。老娘一说，正和他想的一样，就抖抖衣裳上的尘土草叶子，归队去了。
经过这么一回斗争，老大娘才真正翻了心。
1947年10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二 风云小记 宿舍
宿舍是去年新盖的，它的名字叫“男独身”，住在这个宿舍的工人，每当打电话的时候就先说：“我是男独身。”
新的，粉刷得非常洁白的工人宿舍，非常安静，听不到小卖的叫声，孩子们的吵闹。
工人从工厂回来需要安静的睡眠，他们洗过脸，吃了饭，就急忙走回宿舍里，上到床上去，两个人一张铁床，“楼上楼下”的睡。他们绝不吵闹别人。
他们独身生活，把节余的钱锁在小柜里，很少分心的事，除去上班就是睡觉。在上班以前，自然就醒了，从容地起床，蹲在绿草前边盥洗喝茶，这种从容，在那年老的工人身上表现得更真切。这种安静的酣畅的睡眠，只能和我们的部队，在作战之前或作战之后，躺在林荫山坡上的休息互相比拟，它是一种庄严的休息。
他们多半来自农村，在紧张的工作的余暇，他们拔去窗前门边的芜草，种植上高粱和玉黍，高粱和玉黍使他们想起家乡，关切农民的生活。
住在这里的青年人，像一个学校的同学，谁有一包好茶叶，也要请同志们一块来享受。他们尊敬那些年老的工人。
中午，一个年轻力壮的人就睡醒了，他从房间里轻轻走出来，到门口买了一个西瓜，招呼着一个青年朋友，他把瓜放在事务所的桌子上，抓起电话：
“你是女独身吗？王爱兰同志睡觉了吗？好好，没事没事！”
就赶紧把耳机放下了。
青年的朋友在一旁嘲笑他：“这像话吗！”
“人家正在休息，人家正在争红旗，不要打搅她。来，我们到小院里石榴树下面去吃瓜！”
这是青年工人恋爱的插曲。青年的女工们，现在才敢于爱恋这些青年的工人伙伴。
在独身的宿舍的门窗旁边，他们都悬挂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肖像。
在每天上班的时候，他们精力饱满地拥挤在通向工厂的大路上，眺望着海河的晚景，和下班的同志们打着热情的招呼。
1950年7月26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二 风云小记 杨国元
冬季，我下乡到于村。中午的时候，我就到村公所了。这是没收的地主的一所住宅，东屋是图书室，西屋，财政委员们用来算账和收存公粮，北屋三大间，地下摆着一排檩条，是村干部们开联席会议的地方。
干部们还没有来，阳光很好，我站在院子里取暖。
最先来到的干部，是杨国元。他是村支部的组织委员。他个子并不很高，穿着黑色棉袄棉裤，腰里系着一条宽皮带，光看头。他的头发极黑极密，像用墨胶塑成。加上他那黑脸，浓眉，络腮胡子楂，当他偶一皱眉的时候，那黑劲就连成一个了。他抱着他的小女儿，这是打扮得很华丽，长得很好看的一个孩子，脸上还点着胭脂，抹着粉儿。这孩子在他怀里，就像是在一块大黑石头旁边，伸出来开放的一箭花朵。
杨国元很热情，他立在院里，和我谈了两个小时。
他的左手老是插在棉袄的旁边口袋里，当我们谈到这一带在抗日初期，组织队伍的时候，他才把左手掏出来，那已经是残废得很厉害了。他说：
“我从小受苦，那时我认做是红军，才加入的。”
他在唐士奎的大队里当侦察连长，作战很勇敢，左手受了伤，那时医疗条件很不好，复员回来，手背上还带着一块碎铁，整天流脓滴水。有一天，在街上和人家逗着玩，叫人家打了一下，那块铁片才掉了出来。
为我居住的地方，他很费了一番考虑和周折，他说：
“第一，群众条件要好；第二，不要住在村边上；第三，要靠近干部。”
随后他就找房去了。
但是，直到天黑，差不多人们都要睡觉了，他才来领我到黎彦增家去，那里一条炕上睡着两个青年团的干部。杨国元说暂时在这里睡一宿，明天他老婆和兄弟媳妇合并了，就叫我搬到他那里去住。他说他就是愿意和老同志住在一起，发个牢骚什么的也方便。
我终于在黎彦增家长住下来了，并没有搬。我觉得叫他和老婆离开是很不合适的。
而这里离他家并不远，差不多每天晚上，杨国元都要来的。他给我借了一个小煤炉，又套车到合作社拉砟子，我们生起火来，屋里很暖，坐上小沙壶，又有开水喝了。
于是，他的牢骚就来了。他总是提念那些老同志，他们现在分布全国，很多人担负着重要的职责。杨国元说：
“我还是一个村干部。当然，什么工作也一样，可是村里的工作就是难，别人也不把咱看到眼里。我参加工作的时候，这些人还不知道在哪里，现在有的竟当了合作社主任。今天，我去拉砟子，合作社里的人，连土带末子给我往车上装，我把他的铁铲夺过来了！合作社主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