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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人家俺姐姐家，平日不趴猪圈，捣猪食，到年下一样的吃肉。”
大娘正在灶火坑里烧火，一听就很不高兴地说：
“那你就跟着她们去学吧！”
平日婆媳两个，真和娘和闺女一样，说话都是低言悄语的，这天大娘忽然发脾气，满花走到自己房里哭了。
不多一会，西邻家那个嫂子喊起来，说是满花的姐夫骗走了她家的肉，吵了一街的人。满花为姐姐害羞，一晚上没出来。但事情过了以后，满花还是常到姐姐家去，大娘对这一点，很有意见，她说她们会把满花教唆坏了。
满花家园里，什么树也有，就是缺棵香椿树。去年，在集上卖了蒜种，满花买了两棵小香椿，栽到园里墙边上。她浇灌得很勤，两棵小树，一年的工夫，都长得有她那样高。冬天，她怕把树冻坏，用自己两只旧鞋挂在树尖上，因为小香椿就是一根光杆。今年开春，有一天，我在南关集上买回一小把香椿芽儿，吃鲜儿。满花看见了，说：
“我那香椿也该发芽了，我去看看。”
不看还好，一看把她气得守着树哭了起来。不知道是谁，把树尖上的香椿芽儿全给掰了去，只有一棵上，还留着一枝叶子，可怜的像小孩们头上的歪毛。她忍不下，顺着脚印找了去，她姐姐正在切香椿拌豆腐呢。大吵一顿。从此，姐妹两个才断了来往，就是说，根绝了一个恶劣环境对一个劳动女孩子的不良影响。
现在，满花更明白，勤劳俭朴就是道德的向上。她给远在前方的丈夫写了一封信。
1953年9月1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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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芸斋梦余 北平的地台戏
在北平的天桥、西单商场、东安市场的游艺场里，和那些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变戏法的在一起，我们常见到唱地台戏的人们。
和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一样，他们也是靠着嘴吃饭的。
不过因为他们的组织，他们演戏的技术和“舞台”的形式的新奇，他们是更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
戏剧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它能够由视觉与听觉，直接打动民众的心灵而支配其生活的意念，它能够最敏快地最牢紧地把握住民众的情绪。
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戏剧是最有力的艺术而最普遍地为人们从事着，不论它的形式是怎样的不同，都随时随地在变化着。
在近代，随着社会组织的细密，戏剧，已经成为一种繁重的艺术。这种现象，使戏剧在某一点上，脱离了民众。
这种事实，处处明显地表现着。尤其在都市里，能够到戏院去的人们，是很少的。
然而，一般的贫苦的人们，也是需要戏剧的，这或者，比别的人还要迫切，他们过度地疲劳，是渴望着安慰与调剂的。
于是，在都市里，就有一种新的“剧场”来供给他们。
北平的地台戏的精采，在别的地方是不容易见到的，这或者因为北平是“京戏”发源地。
地台戏的演出，差不多全是京戏。我们知道京戏在北平是最普通的，上自达官贵人，下及劳苦大众，没有一个人不在喜爱着这种玩意。
在平地上，摆好两圈板凳，观众就坐在上面，中间的空地，就成了台面。
还有一张方桌，这可以说是后台，在桌的两旁坐下了拉胡琴和弹月琴的乐师。一切的演员也站在那里。
他们的乐器很简单，除去必用的胡琴外，还有一把月琴，两块硬木板代替了鼓板，至于，京戏应有的其他乐具，便全拿嘴来代替了。
他们的角色，也就三四个，全是很年幼的孩子——八、九岁至十一、二岁。
他们也有领班的，这个人是有舞台的经验和灵活的手脚的。
一出戏要开始了，他便用嘴打着开场锣。他用一条布蒙住了演员的脸，等胡琴拉完了过门，他把那条布一揭，演员便算上了台，一声声地唱起来。
也不化装，也不照规定动作，小孩子只是站在这里唱。唱的很不错，我们可以猜想，他们曾经怎样地刻苦着学来的。
我曾看见这么一回事，一个小孩饰曹操演捉放宿店，在他要出场的时候，领班的拍了拍他的头发说：“用力唱，唱完给你买包子吃。”为了“吃”，那小孩就格外地卖着力气。
在一出戏的终了，小孩们便捧着小盘向观众索钱。人最多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三角或五角。平常的时候，只能得到两角来钱。
在现阶段的社会里，一切“艺术”都脱离了广大的群众。
因为戏剧的本身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在这方面，是更明显地表现着。
地台戏，以“原始的”形式来接近广大的群众，而能得到艺术的效果，是很值得我们来探讨的。
话剧运动在中国，是早就为一般人努力着，在过去，每每为了公演筹备不易，便流产了公演，想起来，是很痛心的事情。为了演出上的方便，“自由剧场”运动，“小剧场”运动，在从前，也曾有人从事提倡和创制过。我想如果能够批判地采取了地台戏演出的形式，对于话剧运动的普及是有无限的帮助的；同时，在艺术大众化的口号下，这种工作也是很迫切地期待着有人来从事。
我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来讨论。
（原载1934年11月29日、30日，12月1日天津《大公报》的“本市附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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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芸斋梦余 在苏联文学艺术的园林里
去年冬季赴苏访问，到现在整整一年，许多经历和印象，在我的心里，却越来越新鲜越深刻了。
关于文学和艺术的见闻：我应该追述得远一些。对于国外的优秀的文艺书籍，我读得很少，在我读过的这很有限的书籍里面，俄罗斯和苏联的作品占着很大的比重。现在，已经不能说出，我最初接触的那篇传播着伟大的心灵的声音的文章，究竟是一个什么题目；但我记得，它是托尔斯泰的一篇短小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能够感动幼年心灵的非常成功的故事。
当我进到中学的时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风暴，正在我的祖国的中南部兴起。在革命受到暂时的挫折的时候，有大批的革命的出版物，涌现在这个北方的小城市。像那时的许多青年一样，因为一种比较朦胧的觉醒，我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哲学的著作。因为它的引导，我进一步读了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这些理论，使我接触到比那些经典的哲学著作更为实际的革命的内容。我读起来也觉得好懂些，更有兴味。
我尽量购买和阅读这些书籍。那时，在这个小城市里有一家偷印别人家出版物的印刷厂。印刷厂的主持人，后来听说被人家控告下狱。他翻版的书，数量很大，传播到了北方的各个城镇，甚至乡村，而且大都是革命的书籍。这个印刷厂在传播革命的种子上，是有些功绩的。
这些书除去理论以外，还介绍给我苏联的新兴的作家。我最初读的是曹靖华翻译的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和爱伦堡的《烟袋》。拉甫列涅夫的简洁的叙事诗的风格和草原的热风一样的感人的力量，使我非常爱好。爱伦堡的短篇《烟袋》所包含的强烈的、真实的革命的激情，震动了我，我一直保存这本书，直到我参加了抗日战争，后来把它遗失在战场上了。
我也很喜爱聂维洛夫的作品，他写的多是农村的故事。他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在抗日战争初期那样艰苦的时候，我们用石印翻印了，供给根据地的军民阅读。根据的原本，就是我的书。
我最初读到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是它在《萌芽》月刊上连载的时候，后来我又买到一本翻印本，我很想得到一本原版印本，但一直没有得到。
这时我从这个中学里毕业了。既没有升学的机会，也找不到职业，我在北京流浪着读书。有一位当时出名的体育家，介绍我到一个市政机关里当小职员，我住在宣武门里一个尼庵里。那时宣武门大街西便道上，有很多旧书摊，我每天下班回来，就逐摊涉猎，总要买一两本书回到公寓里，夜晚阅读。这一时间，我读的书较多也较专心，其中大部分也是苏联的作品。
我读了肖洛霍夫的短篇《死敌》这是反映苏联革命时期农村尖锐的斗争的作品，不久，我买了立波翻译的他的长篇《被开垦的处女地》。
这时我已经到白洋淀附近的一个小学里教书了。我的宿舍在临街的楼上，每天可以看见那些早起晚归的农民们。肖洛霍夫多方面的革命的经验，他所继承的托尔斯泰的广泛的深厚的艺术天地，他对农村的美丽的抒情描写，他长时期居住在乡村的生活，都引起我的仰慕。
我每逢星期日就跑到河边一家邮政代办所，汇钱到上海买书。关于伟大的高尔基的作品，我最初读的巴金翻译的《草原上》，这时我又读到了由瞿秋白翻译的那些著名的，热烈的，充满无限革命哲理的短篇。
在这个小镇，我在教课的闲暇，开始阅读了俄罗斯古典的文学作品，从普希金开始。我把普希金诗一样的文字，摘录出来，挂满我的房间。阅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调到阜平山地工作的时候。那时我参加了晋察冀通讯社的工作，编辑一种刊物叫《文艺通讯》。
这是敌后最初建立的新闻机构中间的一个，机关最初设在阜平的城南庄，后来搬到三将台。我们的工作刚开始，生活十分艰苦，但我们迫切地需要学习，我们把爱伦堡的通讯，当作课文来研究。在山地工作的那几年，我还读了屠格涅夫的书。
因为特殊的爱好屠格涅夫的明朗的意味深长的抒情的风格，我后来读了所有他的长篇的中文译本。一九四四年，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一间小窑洞里，我读了契诃夫的剧作，也是因为爱好他的单纯的抒情。
总之，我在文学方面所受的教育，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俄罗斯和苏联那里来的。这也是鲁迅先生的教导，他介绍什么，我就学习什么。去年，我们访问产生和教养了这样多的星斗天才的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