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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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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口中。我把女同学们给我做的衬衣,洗好晾在石头上,干了再穿。

我们队长到晋绥军区去联络,回来对我说:吕正操司令员要我到他那里去。一天上午,我就穿着这样一身服装,到了他那庄严的司令部。那件艰难携带了几千里路的大衣,到延安不久,就因为一次山洪暴发,同我所有的衣物,卷到延河里去了。

这次水灾以后,领导上给我发了新的装备,包括一套羊毛棉衣。这种棉衣当然不错,不过有个缺点,穿几天,里面的羊毛就往下坠,上半身成了夹的,下半身则非常臃肿。和我一同到延安去的一位同志,要随王震将军南下,他们发的是絮棉花的棉衣,他告诉我路过桥儿沟的时间,叫我披着我那件羊毛棉衣,在街口等他,当他在那里走过的时候,我们俩“走马换衣”,他把那件难得的真正棉衣换给了我。因为既是南下,越走天气越暖和的。

这年冬季,女同学们又把我的一条棉褥里的棉花取出来,把我的棉裤里的羊毛换进去,于是我又有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棉裤。她们又给我打了一双羊毛线袜和一条很窄小的围巾,使我温暖愉快地过了这一个冬天。

这时,一位同志新从敌后到了延安,他身上穿的竟是我那件狗皮袄,说是另一位同志先穿了一阵,然后转送给他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们又从延安出发,我被派作前站,给女同志们赶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毛驴。那些婴儿们,装在两个荆条筐里,挂在母亲们的两边。小毛驴一走一颠,母亲们的身体一摇一摆,孩子们像燕雏一样,从筐里探出头来,呼喊着,玩闹着,和母亲们爱抚的声音混在一起,震荡着漫长的欢乐的旅途。

冬季我们到了张家口,晋察冀的老同志们开会欢迎我们,穿戴都很整齐。一位同志看我还是只有一身粗布棉袄裤,就给我一些钱,叫我到小市去添补一些衣物。后来我回冀中,到了宣化,又从一位同志的床上,扯走一件日本军官的黄呢斗篷,走了整整十四天,到了老家,披着这件奇形怪状的衣服,与久别的家人见了面。这仅仅是记得起来的一些,至于战争年代里房东老大娘、大嫂、姐妹们为我做鞋做袜,缝缝补补,那就更是一时说不完了。

我们在和日本帝国主义、蒋帮作战的时候,穿的就是这样。但比起上一代的老红军战士,我们的物质条件就算好得多了。

穿着这些单薄的衣服,我们奋勇向前。现在,那些刺骨的寒风,不再吹在我的身上,但仍然吹过我的心头。其中有雁门关外挟着冰雪的风,在冀中平原卷着黄沙的风,有延河两岸虽是严冬也有些温暖的风。我们穿着这些单薄的衣服,在冰冻石滑的山路上攀登,在深雪中滚爬,在激流中强渡。有时夜雾四塞,晨霜压身,但我们方向明确,太阳一出,歌声又起。

1977年11月26日改完——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装书小记

——关于《子夜》的回忆

最近,《人民文学》编辑部,赠送我一本新版的《子夜》,我就利用原来的纸封,给它包上新的书皮。这是童年读书时期养成的一种爱护书籍的习惯,一直没有改,遇到心爱的书,总得先把它保护好,然后才看着舒适放心。

前几年,当我的书籍发还以后,我发见其中现代和当代文艺作品,《辞源》和各种大辞典全部不见了,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有关书目的书,也全部丢失,这就使我颇为奇怪。难道在执事诸公中间,竟有人发思古之幽情,对这门冷僻的学科,忽然发生了学习的兴趣,想借此机会加以研究和探讨吗?

据一位当事人员对我说:你是书籍的大户,所以还能保留下这么多。那些零星小户,想找回一本也困难了。

对这些残存的书,我差不多无例外地给它们包裹了新装,也是利用一些旧封套,这种工作,几乎持续了两年之久。因为书籍在外播迁日久,不只蒙受了风尘,而且因为搬来运去,大部分也损伤了肌体。把它们修整修整,换件新衣,也是纪念它们经历一番风雨之后,面貌一新的意思。

每逢我坐在桌子前面,包裹书籍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平静,很是愉快的。一个女同志曾说,看见我专心致志地修补破书的样子,就和她织毛活、补旧衣一样,确实是很好的休息脑子的工作。

是这样。我对书有一种强烈的,长期积累的,职业性的爱好。一接触书,我把一切都会忘记,把它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我觉得是至上的愉快。现在,面对的是久别重逢的旧友,虽然也有石兄久违之叹,苦无绛芸警辟之辞,只是包书皮而已。

至于《子夜》,我原来有一本初版本。这是在三十年代初很不容易才得到的。《子夜》的出版,是中国革命文坛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很为这一重大收获高兴,在他的书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写信给远在苏联的朋友说:我们有《子夜》,他们写不出。我们,是指左联;他们,是指国民党御用文人。

当时,我正在念高中,多么想得到这本书。先在图书馆借来看了,然后把读书心得写成一篇文章,投稿给开明书店办的《中学生》杂志。文章被采用了,登在年终增刊上,给了我二元钱的书券,正好,我就用这钱,向开明书店买了一本《子夜》。书是花布面黄色道林纸精装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珍惜它。

越是珍惜的东西,越是容易失去。我的书,在抗日战争期间,全部损失。敌人对游击区的政策是“三光”,何况是书!

这且不去谈它。有些书,却是家人因为怕它招灾惹祸——可以死人,拿它来烧火做饭了。

胜利以后,我曾问过我的妻子:你拿我的书烧火,就不心疼吗?

她说:怎么不心疼?一是你心爱的东西;二是省吃俭用拿钱买来的。我把它们堆在灶火膛前,挑挑捡捡舍不得烧。但一想到上次被日本人发现的危险情景,就合眉闭眼把它扔进火里去了。有些书是布皮,我就撕下来,零碎用了。

我从她的谈话中,明白了《子夜》可能遭到的下场。

人类发明了文字,有了书籍以来,无论是策、札、纸、帛,抄写或印刷,书籍在赋予人类以知识与智慧的同时,它自己也不断遭遇着兴亡、成败、荣辱、聚散,存在或消失的两种极其相反的命运。但好的,对人类有用的书,是不会消灭的,总会流传下来,这是书籍的一种特殊天赋。

我初读《子夜》的时候,保定这个北方的古老城市,好像时时刻刻都在预报着时代的暴风雨。圣洁的祖国土地,已经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两次凌暴,即“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革命的书籍——新兴社会科学和十月革命以后的文学,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无所顾忌地陈列着,有的就摆在街头地下出卖,非常齐全,价格便宜。在这一时期,我生吞活剥地读了几种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初步得到了一些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知识。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交接期,是革命思想大传播的时代,茅盾同志创作《子夜》,也是在这种潮流下,想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反映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并力图以这部小说来推动这个伟大的潮流。我从这个想法出发,写了那篇读后感,文章很短。

在那一时期,假的马克思主义,即挂羊头卖狗肉的书籍也不少,青年人一时难以辨认,常常受骗上当。有些杂志,不只名字引人,封面都是深红色的,显得非常革命,里面马列主义的引文也不少,但实际上是反马列主义的,这是后来经鲁迅先生指出,我才得明白的。

但青年学生也究竟从马列主义的原著,从一些真正革命的作家那里,初步获得了正确的革命观点,运用到他们的创作和行动之中。

1978年春天——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平原的觉醒

一九三七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动荡不安的。秋季,滹沱河发了一场洪水,接着,就传来日本人已攻到保定的消息。每天,有很多逃难的人,扶老携幼,从北面涉水而来,和站在堤上的人们,简单交谈几句,就又慌慌张张往南走了。

“就要亡国了吗?”农民们站在堤上,望着茫茫大水,唉声叹气地说。

国民党的军队放下河南岸的防御工事,往南逃,县政府也雇了许多辆大车往南逃。有一天,郎仁渡口,有一个国民党官员过河,在船上打着一柄洋伞,敌机当成军事目标,滥加轰炸扫射。敌机走后,人们拾到很多像蔓菁粗的子弹头和更粗一些的空弹壳。日本人真的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来了。

我原来在外地的小学校教书,“七七”事变,我就没有去。

这一年的冬季,我穿着灰色棉袍,经常往返于我的村庄和安平县城之间。由吕正操同志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就驻在县城里,我有几个过去的同事,在政治部工作。抗日人人有份,当时我虽然还没有穿上军衣,他们也分配我一些抗日宣传方面的工作。

我记得第一次是在家里编写了一本名叫《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政治部作为一个文件油印发行了。经过这些年的大动荡,居然保存下来一个复制本子。内容为:前奏。上篇:一、民族解放战争与艺术武器。二、戏剧的特殊性。三、中国劳动民众接近的戏剧。四、我们的口号。下篇:

一、怎样组织剧团。二、怎样产生剧本。三、怎样演出。

接着,我还编了一本中外革命诗人的诗集,名叫《海燕之歌》,在县城铅印出版。厚厚的一本,紫红色的封面。因为印刷技术,留下一个螺丝钉头的花纹,意外地给阎素同志的封面设计,增加了一种有力的质感。

阎素同志是宣传部的干事,他从一个县城内的印字店找到一架小型简单的铅印机,还有一些零零散散大大小小的铅字。又找来几个从事过印刷行业的工人,就先印了这本,其实并非当务之急的书。经过“五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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