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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衣服，伴随我二十五年，但它并非破烂。我每年晾晒多次，长毛绒领子，一点没有缺损，只是袖头掉了一个装饰性钮扣。它放在手下，因此，我随手把它捐出。我把它叠好捆好，然后才交给报社来的同志。
也有人说：“这是你还活着。如果‘文革’时真的死了，它也早已当作破烂处理了。”
他说的自然也有道理。
1991年7月24日下午
分发书籍
因为不在一起住，也不知第三代，好看什么书。有一次，郑重其事地把我珍藏的几部外国古典名著，送给已经考入中学的外孙女儿。一家人视为重典，女儿说：
“姥爷的书，可不是轻易能得到的，我都不敢去动。现在破格给了你，你要好好读。”
可是，过了几天，外孙女对我说，那些书都是繁体字，她看不了。这使我大失所望，还不知道有繁体字这一麻烦。
孙子，看来不喜欢读书。他好摆弄家用电器，对小卧车的牌号，分别记得很清楚。还有些官迷。有一次，穿一身笔挺的西装，翘起一条腿，坐在我的藤椅上，把头微微一偏，问我：
“爷爷，你看我像个局长吗？”
我未置可否。又一次，他说他做了一个梦，代替了某某人的脚色，使我不禁大笑起来。当然，这都是那几年的事，他还在上小学。另外，少年有大志，也不能说是坏事。
现在考上了中专。暑假期间，我问他在看什么书。
“爷爷，你有马克·吐温的书吗？”他这一问，使我大吃一惊，心里非常高兴。赶紧说：
“好！马克·吐温是大作家，他的作品读起来，很有趣味。
我一定给你找一本。你怎么知道他的？”
他答：“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有他的文章。”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我订合同，带来四大本中国古典小说作礼物。这是豪华印本，很久不见这样纸张好，油墨、铅字好，装订好的书了。我很喜爱，并对儿子和女儿说了这件事。
不久，孙子和外孙子都来对我说，想看中国古典小说，街上买不到。我想，看中国古典小说，总比看流行小说好，就找出前些年人文送我的普及本《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分给他们。《三国演义》还是简化字。他们好像兴趣不大。
后来我想，他们也不一定是想看，可能是他们的父母，叫他们来要我那豪华本。儿女们都不大爱读书，但都喜欢把一些豪华本名著，放在他们的组合书柜中。
我的习惯是，有了好书就藏起来。
1991年7月25日上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四 远的怀念 回忆沙可夫同志
——晋察冀生活断片
沙可夫同志逝世，已经很久了。从他逝世那天，我就想写点什么，但是，心情平静不下来，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我对沙可夫同志有两点鲜明印象：第一，他的作风非常和蔼可亲，从来没有对他领导的这些文艺干部疾言厉色；第二，他很了解每个文艺干部的长处，并能从各方面鼓励他发挥这个专长。遇到有人不了解这个同志的优点所在的时候，他就尽心尽力地替这个干部进行解释。
这好像是很简单的事，但沙可夫同志是坚持不懈，并且是非常真诚、非常热心地做去的。
当时，晋察冀边区是一个战斗非常紧张，生活非常艰苦的地区。但就在这里，聚集了不少从各路而来，各自抱负不凡的文艺青年。
在这些诗人、小说家、美术家、音乐家和戏剧家的队伍前面，走着沙可夫同志。他的生活和他的作风一样，非常朴素。他也有一匹马吧，但在我的印象里，他很少乘骑，多半是驮东西。更没有见过，当大家都艰于举步的时刻，他打马飞驰而过的场面。饭菜和大家一样。只记得有一个时期，因为他有胃病，管理员同志缝制了一个小白布口袋，装上些稻米，塞到我们的小米锅里，煮熟了倒出来送给他吃。我所以记得这点，只是因为觉得这种“小灶”太简单，它反映了我们当时的生活，实在困难。
这些琐事，是他到边区文联工作以后，我记得的。文联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住在华北联大，我那时从晋察冀通讯社调到文联工作，最初和他见面的机会很少。事隔几年之后，有一次在冀中，据一位美术理论家提供材料，说沙可夫同志当时关心我，就像关心一个“贵宾”一样。我想这是不合事实的，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当“贵宾”的感觉。但我相信，沙可夫同志是关心我的。因为在和他认识以后，给人的这种印象是很深刻的。
当然，沙可夫同志也很关心这位美术理论家。他在那时负责的工作相当重要。
我很明白：领导文艺队伍和从事文艺创作是两回事。从事创作不妨有点洁癖，逐字逐句，进行推敲，但领导文艺工作，就得像大将用兵一样。因此，任用各种各样的人，我从来也不把它看做是沙可夫同志的缺点，这正是他的优点。在当时，人才很缺，有一技之长，就是财宝。而有些青年，在过去或是现在，确实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
我只是说，当时沙可夫同志领导的这个队伍，真是像俗话所说：“宁带千军万马，不带十样杂耍”，是很复杂的，很难带好的，并且是常常发生“原则的分歧”的。什么理论问题，都曾经有过一番争论。在争论的时候，大都是盛气凌人，自命高深的。我记得，有一次是关于民族形式之争。在文联工作的一些同志，倾向于“新酒新瓶”，在另外一处地方，则倾向于“旧瓶新酒”。我是倾向于“新酒新瓶”的，在《晋察冀日报》上，写了一篇短文，其中有一句大意是：“有过去的遗产，还有将来的遗产。”这竟引起了当时两位戏剧家的气忿，在开会以前，主张先不要进行讨论，以为“有很多人连文艺名词还没弄清”，坚持“应该先编印一本文艺词典”。事隔二十年，不知道这两位同志编纂出这部词书没有？我当时的意思只是说，艺术形式是逐渐发展的，遗产也是积累起来的。
周围站立着这样多的怒目金刚，沙可夫同志总是像慈悲的菩萨一样坐在那里，很少发言，甚至在面部表情上，也很难看出他究竟左袒哪一方。他叫大家尽量把意见说出来。他明白：现在这些青年，都只是在学习的路上工作，也可以说是在工作的路上学习。谁的意见也不会成为定论，谁的文章也不会成为经典的。但在他做结论的时候，却会使人感到：这次会确实开得有收获，使持各种意见的同志都心平气和下来，走到团结的道路上去，正确执行着党在当时规定的政策。
沙可夫同志在发言的时候，既无锋利惊人之辞，也无叱咤凌厉之态，他只是平平淡淡地讲着，忠实地简直是没有什么发挥地反复说明党的政策。他在文艺问题上，有一套正确的、系统的见解，从不看风使舵。总结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的时候，实事求是。每次开会，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他传达着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就像他从事翻译那样忠实。
是的，沙可夫同志是把他从事翻译的初心，运用到工作里来的。他对文艺干部的领导，是主张多让他们学习。在边区，他组织多次大型的、古典话剧的演出。凡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分古今中外，不管是什么流派，他都帮助大家学习。有些同志，一时爱上了什么，他也不以为怪，他知道这是会慢慢地充实改变的。实际也是这样。例如故去的邵子南同志，当时是以固执欧化著称的，但后来他以同样固执的劲头，又爱上了中国的“三言”。此外，当时对《草叶集》爱不释手的人，后来也许会主张“格律”；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跳动短句的人，也许后来又喜欢了字句的修长和整齐。
在当时那种一切都是从困难中产生的环境里，他珍爱同志们的哪怕是小小的成果。凡有创作，很少在他那里得不到鼓励，更谈不到什么“通不过”了。当然，那时文艺和战争、生产密切结合，好像也很少出现什么有害的作品。当时文联出版一种油印的刊物，叫做《山》，版本的大小和厚薄，就像最早期的《译文》一样，用洋粉连纸印刷。编辑部设在牛栏村东头，一间长不到一丈，宽不到四尺，堆满农具，只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窗子的房子里。编辑和校对就是我一个人。沙可夫同志领导这个刊物，真是“放手”，我把稿子送给他看，很少有不同的意见。他不但为这刊物写发刊辞，翻译了重要的理论文章，为了鼓励我们创作，他还写了新诗。
我已经忘记这刊物出了多少期，但它确实曾经刊登了一些切实的理论和作品，著名作家梁斌同志的纸贵洛阳的《红旗谱》的前身，就曾经连续在这个刊物上发表。那时冀中平原的战斗，尤其频繁艰苦，同志们得不到休息的机会和学习的机会，有时到山里来开会，沙可夫同志总是很好地招待，给他们学习的时间和写作的时间。他们有些作品，也发表在这个刊物上。
我和沙可夫同志虽然相处有一二年的时间，但接触和谈话并不很多。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干部，有些会议并不一定要我去参加。加以我的习性孤独，也很少主动到他那里闲谈。最初，我只知道他在“七七”事变以前，翻译过很多文学作品，在当时起了很大的革命和文学的推动作用，至于他学过戏剧，是到山里以后，才知道一些。关于他曾经学过音乐，并从事革命工作那么长久，是他死后从讣文上我才知道。这当然是由于我的孤陋寡闻，但也证明沙可夫同志，不只在仪表上，非常温文儒雅，在内心里也是非常谦虚谨慎。他好像从来也没有对人夸耀：他做过什么，或是学过什么，或是什么比你们知道得多……
是一九四二年吧，文联的机关取消，分配我到《晋察冀日报》社去工作，当时，我好像不愿去当编辑，愿意下乡。我记得在街上遇到沙可夫同志，我把这个意见提了，那一次他很严肃地只说了三个字：“工作么！”我没有再说，就背上背包走了。这时我已入了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