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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诗人。诗人的心，本来就比平常的人跳动得快速、急骤、多变、失调。如果自己再不注意控制，原是很危险的。
一九七八年秋季，李季同志亲自到天津来，邀我到北京去参加一个会。我有感于他的热情，不只答应，而且坚持一个星期，把会开了下来。当我刚到旅馆，还没有进入房间，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就听到李季同志在狭窄嘈杂的旅馆走道里，边走边大声说：
“我把孙犁请了来，不能叫他守空房啊，我来和他作伴！”
他穿着一件又脏又旧的军大衣，右腿好像有了些毛病，但走路很快，谈笑风生。
在会议期间，我听了他一次发言。内容我现在忘了，他讲话的神情，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他很激动，好像和人争论什么，忽然，他脸色苍白，要倒下去。他吞服了两片药，还是把话讲完了。
第二天，他就病了。
在会上，他还安排了我的发言。我讲得很短，开头就对他进行规劝。我说，大激动、大悲哀、大兴奋、大欢乐，都是对身体不利的。但不如此，又何以作诗？
在我离京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带病到食堂和我告别，我又以注意身体为赠言。
这竟成最后一别。李季同志是死于工作繁重，易动感情的。
李季同志的诗作《王贵与李香香》，开一代诗风，改编为唱词剧本，家喻户晓，可以说是不朽之作。他开辟的这一条路，不能说后继无人，但没有人能超越他。他后来写的很多诗，虽也影响很大，但究竟不能与这一处女作相比拟。这不足为怪，是有很多原因，也可以说是有很多条件使然的。
《王贵与李香香》，绝不是单纯的陕北民歌的编排，而是李季的创作，在文学史上，这是完全新的东西，是长篇乐府。
这也绝不是单凭采风所能形成的，它包括集中了时代精神和深刻的社会面貌。李季幼年参加革命，在根据地，是真正与当地群众，血肉相连，呼吸相通的。是认真地研究了民间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他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造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
很多年来，他主要是担任文艺行政工作，而且逐渐提级，越来越繁重。这对工作来说，自然是需要，是不得已；对文艺来说，总是一个损失。当然，各行各业，都要有领导，并且需要精通业务的人去领导。不过，实践也证明，长期以来，把作家放在行政岗位，常常是得不偿失的。当然，这也只是一种估计。李季同志，是能做行政工作，成绩显著，颇孚众望的。在文艺界，号称郭、李。郭就是郭小川同志。
据我看来，无论是小川，还是李季同志，他们的领导行政，究竟还是一种诗人的领导，或者说是天才的领导。他们出任领导，并不一定是想，把自己的“道”或“志”，布行于天下。只是当别人都推托不愿干时，担负起这个任务来。而诗人气质不好改，有时还是容易感情用事。适时应变的才干，究竟有限。
因为文艺行政工作，是很难做好，使得人人满意的。作家、诗人，自己虽无领导才干，也无领导兴趣，却常常苛求于人，评头论足。热心人一旦参加领导行列，又多遇理论是非之争，欲罢不能，愈卷愈脱不出身来，更无法进行创作。当然也有人，拿红铅笔，打电话惯了，尝到了行政的甜头，也就不愿再去从事那种消耗神经，煎熬心血，常常是费力不讨好的创作了。如果一帆风顺，这些人也就正式改行，从文途走上仕途。有时不顺利，也许就又弃官重操旧业。这都是正常现象。
李季做得还算够好的，难能可贵的。他的特点是，心怀比较开朗，少畛域观念，十分热情，能够团结人，在诗这一文艺领域里，有他自己广泛的影响。
自得噩耗，感情抑郁，心区也时时感到压迫和疼痛。为了驱赶这种悲伤，我想回忆一下同李季在青年时期的交往。
可惜，我同他是在五十年代初期，一次集体出国时，才真正熟起来。那时，我已经是中年了。对于出国之行，我既没有兴趣，并感到非常劳累。那种紧张，我曾比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扫荡”。特别是一早起，团部传出：服装、礼节等等应注意事项。起床、盥洗、用饭，都很紧迫。我生性疏懒，动作迟缓，越紧张越慌乱。而李季同志，能从容不迫，好整以暇。他能利用蹲马桶时间：刷牙，刮脸，穿袜子，结鞋带。有一天，忽然通知：一律西服，我却不会结领带，早早起来，面对镜子，正在为难之际，李季同志忽然推门进来，衣冠楚楚，笑着说：
“怎么样，我就知道你弄不好这个。”
然后熟练地代我结好了，就像在战争时代，替一个新兵打好被包一样。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对于李季同志，我不敢说是相知，更不敢说是知己。但他对于我，有一点最值得感念，就是他深深知道我的缺点和弱点，我一向不怕别人不知道我的长处，因为这是无足轻重的。我最担心的是别人不知道我的短处，因为这就谈不上真正的了解。在国外，有时不外出参观，他会把旅馆的房门一关，向同伴们提议：请孙犁唱一段京戏。在这个代表团里，好像我是唯一能唱京戏的人。
每逢有人要我唱京戏，我就兴奋起来，也随之而激动起来。李季又说：
“不要激动，你把脸对着窗外。”
他如此郑重其事，真是欣赏我的唱腔吗？人要有自知之明，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这样相信。他不过是看着我，终日一言不发，落落寡合，找机会叫我高兴一下，大家也跟着欢笑一场而已。
他是完全出于真诚的，正像他前年要我去开会时说的：
“非我来，你是不肯出山的！”
难道他这是访求山野草泽，志在举逸民吗？他不过是要我出去活动活动，与多年不见面的朋友们会会而已。
在会上，他又说：
“你不常参加这种场合，人家不知道你是什么观点，讲一讲吧。”
也是这个道理。
他是了解我的，了解我当时的思想、感情的，他是真正关心我的。
他有一颗坚强的心，他对工作是兢兢业业的，对创作是孜孜不倦的。他有一颗热烈的心，对同志，是视如手足，亲如兄弟的。他所有的，是一颗诗人的赤子之心，天真无邪之心。这是他幼年参加革命时的初心，是他从根据地的烽烟炮火里带来的。因此，我可以说，他的这颗心从来没有变过，也是永远不会停止跳动的。
1980年3月14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四 远的怀念 大星陨落
——悼念茅盾同志
看到茅盾同志逝世的消息，心情十分沉重，惆怅不已，感触也很多。
我和茅盾同志并不熟识，只听过他的一次报告，但一直读他的书。记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读到他为商务印书馆学生国学丛书选注的一本《庄子》，署名沈德鸿。随后，读到他主持编辑的《小说月报》。这个文学刊物，在当时最有权威，对中国新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也少有刊物能和它相比。直到今天，人们对它的印象，还是很深的。它所登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作品，选择严格，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每期还有评论文章，以及国内外文坛消息。它的内容和版式，在很长时间，成为中国文学刊物的典型。那两本《俄国文学专号》，过了很多年，人们见到，还非常珍视。
不久，我读到他写的反映北伐战争的三部曲，即《幻灭》、《动摇》、《追求》，使我见到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群像。
他的长篇《子夜》出版时，我已经在读高中，这部作品，奠定了中国新的长篇小说的基础。作家视野的宽广，人物性格的鲜明，描写手法的高超，直到今天，也很难说有谁已经超越了它。我曾按照当时流行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写了一篇读后记。
他的短篇《春蚕》、《林家铺子》、《残冬》，在《文学》上发表时，我就读过了，非常爱好。
他的译作，在《译文》上我经常读到，后来结集为《桃园》，我又买了一本。
他的理论文章，我也很爱读。他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古今中外的知识又渊博，社会实践阅历很深。他对作品的评价分析，都从艺术分析入手，用字不多，能说到关键的地方，能说到要害，能使人心折意服。他对我的作品，也说过几句话。
那几句话，不是批评，但有规戒的成分；不是捧场，但有鼓励的成分；使作者乐于接受，读者乐于引用。文艺批评，说大道理是容易的，能说到“点”上，是最难的。
最近一、二年，我又读了他发表的回忆录，知道了他参加革命的全部历程。不久以前，我还想：茅盾同志如果少参加一些实际工作，他留给我们的创作成果，会比现在更多吧。
这种想法是片面的。正是他长期参加了革命的实际工作，他才能在创作上有这样大的建树。他的创作，都与这些革命实践有关。实际的革命工作，是他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坚实基础。至于过多的行政工作，对他的创作是否有利，当然可以另作别论。
茅盾同志在文学创作、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编辑刊物、文艺理论这几个方面，都很有成就，很有修养，对我们这一代作家，有极大的影响。他对中国新文学事业，功绩卓著。在先辈开辟的道路上，我们只有加倍努力，奋勇前进。
系以韵语，借抒悲怀：
大星陨落，黄钟敛声。哲人虽逝，犹存典型，遗产丰美，玉振金声。荆榛易布，大木难成，小流作响，大流无声。文坛争竞，志趣不同，风标高下，或败或成。艺途多艰，风雨不停，群星灿灿，或暗或明。文艺之道，忘我无私，人心所系，孜孜求之。丝尽蚕亡，歌尽蝉僵，不死不止，不张不扬。作者恢宏，其艺自高，作者狭隘，其作嚣嚣。少年矫健，逐浪搏风，一旦失据，委身泥中。文贵渊默，最忌轻浮，饰容取悦，如蝇之逐。大树根深，其质乃坚，高山流水，其声乃清，我辈所重，五四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