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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写这部中篇时，是在日报副刊上连载的，每周登一段，写来是比较从容的，并且按照副刊的性质，是想写得幽默一些的。小说虽以幽默的笔调开头，但越写越严峻，终于在结局时，使小说无可争辩地具备了悲剧的性质。这并不是指阿Q个人的悲剧。这是指的艺术的最后效果，它在思想感情两方面给读者以启发：如此的社会，产生了如此的人物，以及如此的结局。
我个人每读到小说最后，鲁迅写阿Q在临刑前，竭力把那个圈圈画圆的心理状态时，心情是沉重到极点的。我认为这一节具备一种鬼斧神工的力量。这并不是阿Q的生命的终结，不是奔泻而下的艺术长流的终结。
《阿Q正传》写出了作者对这一时代的中国社会、人物思想的长期观察，深切感受，出于公心的爱憎，希望改革的热望。
关于典型创造，曾有过多次争论，纷如聚讼。我同意那种简单明了的说法，凡是成功的典型，都有一个真人作它的模特儿，作创作的依据。据可靠材料，阿Q确有真人依据，不只阿Q，鲁迅的其他人物，如孔乙己、闰土，甚至豆腐西施、小D等，都有他们的模特儿。鲁迅这种创造人物的方法，根基于真实的社会生活，因此才可能成为现实主义的，成为艺术的上品。
高尔基说：写一个工人，要去研究几十个工人，写一个农民也是如此。以一个真人作为模特儿，当然并不局限在他一个人身上，还要吸取这一社会阶层的共同特点，去补充他，去加强他，这就是创造。典型之所以形成，不同照相，主要是通过了作家的创造，包含有作家的思想。
在《阿Q正传》发表的时候，北京有些教授，大为恐慌，以为哪一点是写的他，或怕下一回要写到他，这就证明《阿Q正传》写得成功，触动了社会上这样多的人。鲁迅可能吸取了他们身上的某些特点，但这些教授还没有资格冒充阿Q。
阿Q的性格，是经过艺术的创造，才有了真正的灵魂。
欧洲大礼拜堂里的圣母像，中国乡村小庙里的泥菩萨，在创作它们时，也都要有一个活人作为模特儿，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秘密。这一事实，并不贬低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正说明了艺术创造的真实规律。《聊斋志异》里的鬼神鸟兽，蒲松龄根据的也是活的人。
作者根据他的思想要求，选择他要进行创作的典型人物。
这必须是他最熟悉，最有兴趣，最有感情的人物。无论是对这个人爱或憎，作者就是要写他。这样才能抒发作者对他的那种强烈感觉，以及由这种感觉，激发起来的重大思想。这样就是创作的过程，任何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如此产生的。
一个正直的老一辈的人，对初学者，应该先鼓励他们去认真体验生活，然后再谈创作。创作最好是写自己亲身的体验，或身临其境的事。写抗日战争，最好是经历过抗日战争。
没有经过抗日战争的人，也可以写的。施耐庵没有上过梁山，《水浒传》的作者，不正是他吗？但写历史题材，要做艰苦的研究考察工作，要研究历史。要研究前人留下的文献资料，要实地考察地理山川形势，战争遗迹，口碑传说。好的历史小说都是在前人的写作基础上完成的，而前人，就是接近过那些典型人物和当时的生活的人。就是这样，也还是离不开你所处的现实社会。《水浒传》所表现的社会生活的风貌，我看是更接近明代一些。如果你对当前的社会生活没有丰富的知识，深刻的理解，你能够写好历史题材？
鲁迅说：最好是亲身经历过，但也不是绝对的，例如写强盗，写娼妓等等的话。但他指的是强盗娼妓，如果你对作为目前社会的主要成分的工农兵也一无所知，或所知有限，你是无法进行创作的。
最近读《鲁迅书信集》，在一封信中，鲁迅说，在写到阿Q就要进牢房时，他很想喝醉了酒，到马路上去打警察，好去作这种生活体验。这不完全是说笑话。鲁迅在上海定居后，常常谈到所以不能继续作小说，是没有机会去进行考察。在上海，鲁迅主要是以杂文为武器。在他晚年所写的一篇题名《阿金》的短文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一写到实际的人物生活时，他的观察是多么深刻入骨，对人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写得是多么水乳交融。这都证明鲁迅在创作上，对实际生活体验的重视。
1977年8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六 耕堂文论 关于长篇小说
一
创作长篇小说，感到最困难的，是结构问题。
结构一词，虽通用于建筑，但小说的结构，并非纸上的蓝图。布局，也不是死板的棋式。它是行进中的东西，是斗争中的产物。小说的结构是上层建筑，它的基础是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人物的典型性格。在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矛盾、斗争、演进中，出现小说的结构。因此，长篇小说的结构，并非出现于作者的凭空幻想之中，而是现实生活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是经过作者思考后，所采取的表现现实生活的组织手段。
建筑工程，可先有蓝图，然后再去备料。作品则不然，要根据作者所据有的生活积累，才能有效地设计。而且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作品完成后，结构状态才告终止。俗话说：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生活之于创作是多多益善。生活积累绰绰有余，而不是捉襟见肘，才能出现理想的小说结构。创作，是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不能白手起家，更不能一本万利。
二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在中国长篇小说中，最为著称。
我们现在就这四种小说的结构方面，进行初步的粗浅的探讨，作为写作长篇小说的学习准备。
前三种长篇小说，都是在前人的创作（或口头，或文字）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
《三国演义》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陈志在中国史书中，除史、汉外，最称得体。而裴注之详尽丰富，保存了很多古书资料，生动而具体，隽辞逸事，随手可得，在史注中，最有价值。这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外，它还利用了以前的话本和戏曲方面有关三国的资料。这些资料里的英雄人物，已经过无数次演唱说讲，典型性格初步具备。《水浒传》根据它以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水浒故事，这些故事，经过口头讲演，日见完整。《西游记》是根据一些高僧西域旅行的记载、佛教故事和以此为内容的粗具规模的小说。
四种长篇小说，都是宏伟的著作。经过长时间广泛的流传，差不多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是中国人民传统的精神食粮。它们是深入人心的书，不只在思想意识方面，有的并在实际生活上，给予人民以不可估量的影响。
单从结构上，可以看出，这四种小说，都不是平凡之作，都是大手笔的产物，有独特的见解和艺术修养，有丰富的知识和组织能力。都是苦心经营，各有时代、艺术特色。
小说的结构，也可以叫做布局。它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即总纲、分目和结局。古人创作小说，是很重视结构的。结构的形成是以主题思想为指导的。
《三国演义》以史实为根据，在写作中，它确定以蜀汉为正统，但并不削弱对魏、吴的刻划，它以桃园结义开始，经过对各个重要人物的叙述描绘，突出三国之间的主要矛盾斗争。三国时，人材众多，群英崛起，谋士如云，政治文化，多有可采，至如华佗之医，管辂之卜，也很生动有趣，它不遗漏一个重要人物，不遗漏一件重大事件，精心组织，波澜起伏。最后得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合乎历史规律的推论，作为全部小说的结局。
《水浒传》前几十回，实际上是各个梁山人物的小传，它接连写了晁盖、吴用、阮氏兄弟、杨志、宋江、林冲、武松、石秀、卢俊义的出身、遭遇，生活和性格。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中篇或短篇。因为当时的水浒故事，是以人为单位的。施耐庵统筹全书，他以误放妖魔作为楔子，以智取生辰纲展开故事，突出一个“逼”字，以这些人物齐集梁山为一结局。这样的结构，在艺术上说是完整的。
《西游记》的结构比较单纯，它接连写那八十一难，难难不同，有趣的故事层出不穷，充满幻想和幽默，具备艺术特色。以取经回来师徒都成正果为结局。
以上只是就其总纲和结局来谈，其中的布局穿插，轻重、取舍，各个作家的匠心运转之处，只有进一步研究才可以窥探它的结构艺术的奥秘。
三
艺术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多么伟大的艺术成就，也是在前人的劳作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即使像如此辉煌的艺术精品——《红楼梦》，也不能例外。在结构上，《红楼梦》是平地起楼台，并非再创作，但如果没有历史上前几种长篇小说，特别是《金瓶梅》一书的出现，《红楼梦》是很难产生的。按照《红楼梦》开端所写，一会儿叫“风月宝鉴”；一会儿叫“金陵十二钗”，又叫“情僧录”，又叫“石头记”。可以断言，这部小说，是长期经营，屡经易稿，在故事结构上，是发生过多次重大变化的。我甚至猜想，虽然《红楼梦》是曹雪芹的一人创作，但他身边一定有一两个，甚至三四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具备高超的艺术见解，每章每段地和他讨论，出点子，提意见，改善补充。因为我实在惊叹，像《红楼梦》这样宏伟的艺术结构，实非一个人的才力所能达到。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红楼梦》是集体创作或是开会产生的小说。
以下就谈谈《红楼梦》的结构。《红楼梦》第一回有言：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就字面看，这都和结构问题有关。作者为了使这部小说不落俗套，在结构上，苦思冥想，惨淡经营，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部小说，在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