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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写过不少的文学作品。
在最近这几十年里，我亲眼看到，很多人是从当报纸记者、宣传人员，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原因就是他有长期练习文字的机会，又有长期接触现实斗争的机会，两相结合，他虽并非“志在文艺”，有时也忍耐不住要写写小说了。
这几十年是战争和革命的年代。党不只给文学事业开扩了空前广阔的天地，而且给了文学写作种种史无前例的方便条件。
如果你现在从事的是一家地方小报或部队小报的记者工作，你每天背着书包，拿着笔记本，深入到农村连队，观察访问，记录了那些英雄人物、模范人物的事迹。见到了他本人，也见到了他周围的人。见到了他的工作的地方，战斗的场所。这样，除去完成你本职的工作，夜晚没事，你再把白天的人和事，时间和地点，好好回想一下，调动一下感情，你不是就会愉快而胜任地写成一篇文学速写吗？日积月累，人物更多，材料更丰富，你不是就可以经营一篇小说了吗？
其实，即使你没有机会，也没有要求要写一部小说，就是你所写的这些速写，不也是很有意义的文学作品，会起到鼓舞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政治作用吗？它的价值，并不低于小说。而按其能准确地反映现实，并能及时地为现实服务来说，它所起的作用，别的文学形式有时是会相形见绌，望尘莫及的。
速写这个概念要和随笔分开。随笔，按照一般的说法，有些“执笔则为文”的味道，太随随便便了一些。当然，随笔也应该是严肃的文学体裁。
速写，必须有人物，面对现实，亲临现场。不只访问当事人，而且要熟悉当事人。要真认清了，认准了，对他有了深厚的感情，然后再动笔。
所以，即使是一篇短短的速写，这里面也体现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三点的正确与否，其关系有时比写一篇小说还重要。因为是真人真事，直接关系本人，影响群众，并可能影响当前的具体政策。
所以，写速写，起码的要求，应该是着重现实，科学态度。应该实事求是，应该独立思考。千万不能说谎话，更不要存心投机取巧。好说谎的人，不能写好速写。他不仅成不了真正的记者，而且还会断送从事任何文学创作的可能性。
写速写，对于英雄、模范人物，也不能主观地求大求全求高。也可以写写他的日常生活琐事和他周围的人。鲁迅说，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则写他的身边的琐事，也无不和革命的行动息息相关；如果是一个假的革命者，即使写他整天高呼口号，也还是不能起到鼓舞革命的作用。怎样才能辨别真假是非？就是要认真研究这个人，究竟做了些什么，而不是只听他说了些什么。
大海不择细流。写好人好事，只要有一种好的品德，一种好的作风，甚至一事可师，一言可则，一技之长，都可以是特写的对象。
在一篇速写里，作者最好不要发很多议论。要叫事实去说话，叫艺术去说话。如果写这个人物做了一件事，就接着说：他做得多么伟大呀，他这样做，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呀；写这个人讲了一段话，就赶紧说：他说得多么好呀，多么叫人感动呀，或是多么有教育意义呀。这都不是什么高明的艺术手法。既是文学，你的观点，你的评论，已经寓于你选择的事件描述之中，已经寓于你的艺术手段之中，如果你信得准你的描写，可以使读者得到感动、启发、教育；或是你相信读者能够充分体会到、理解到你的艺术企图，你是用不着在文章中间再加解说的。
司马迁的《史记》，记述了那么多重要的人物和重大的事件，他在一篇人物传记里，从来没有掺杂过个人的议论。完全用对人物的言论行动的描写，来表达对人物的爱憎、褒贬。
读者读完一篇纪事，印象是非常鲜明的。司马迁也不是不发表议论，他创造了这样一种形式，即客观地圆满地记述了人物的事迹以后，在文章结尾，写上一段“太史公曰”。在这一段文字里，他正面发表他对人物事件的看法。但就是这样，他还是变化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法，使他的议论，既不生硬，也不主观，发人深思，留有余想。对正文来说，他这段文字，又像是补充，又像是引伸，又像无关紧要，又像关系重大，言近而旨远，充满弦外之音，真正达到了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后来一些史书，虽也运用这种形式，但多半变成了正面发议论，只有《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才算得到了司马氏的真传。
这是很好的学习材料，可以找来好好读读。
“四人帮”的文艺是阴谋文艺，颠倒是非，把好人当作坏人，把极坏的人当成英雄，这样就给特写这一文学形式带来极大的困难，造成了严重的危机。
我们现在无妨设想一下，如果在张铁生不可一世的时候，有人叫你访问他，写一篇速写，你该如何办？这可能有三种情况：
一、是你和他接触了一段时间，听到了群众的一些反映，你很快就发觉他是一个假英雄，是鲁迅所说的不能进入创作的虫豸。于是你信心不足，摇摇头离开了他。这你还不失为一个正直的人。
二、是你完全听信了“四人帮”的话，一定要把张铁生吹成“英雄”。于是你就只能造谣、说谎、吹牛。用吹牛陪衬说谎，或用说谎陪衬吹牛，完成他们的所谓“三突出”。
三、是你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对张铁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分析，认清了他的本质：这一种人，在“四人帮”的怂恿之下，出于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如何利令智昏，如何由不知天高地厚到胆大包天，在伪装革命的叫喊中，对革命力量进行迫害、摧残、绞杀。写出这些，不是很有意义吗？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自然是很困难的。
写速写是锻炼观察能力的过程；是考验立场、观点、方法的过程；是积累群众语言的过程。
中国的随笔、笔记之类的文章，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
但真正称得起速写的，并不很多，而是很少见。这可能因为古人写文章，都是抱着藏之名山的目的，并不讲求这个速字。
虽有记述当时当地的人和事的文章，也多是所谓畸人异行，常有很大的传奇意味，我们是不好借鉴的。但中国的历史书籍，记述人和事的客观态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应该学习的。
速写这一文学形式的兴起和被重视，是在人类的新闻事业有了重大发展之后的事。伴随中国的历次革命战争和生产建设，这一形式起了并且将继续发挥它特有的功能，并由此产生更多的大部的文学作品。
1977年9月12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六 耕堂文论 关于诗
近些天来，因为一种原因，我时常想起抗日战争时期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有时是想到人，随即想到他们的诗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互不干扰混淆。同时，他们的为人和他们的诗风，又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感觉。这些年来，我们的诗坛，暂时先不谈它的重大成绩和丰盛的收获，只就它存在的一些缺点而言，在一些地方恰恰失去或减弱了这些特点。
古人说：“诗言志”。就是说，诗中要有自己的东西。这包括诗人的“志”，即思想或见解；诗人的遭际，即自己的兴衰成败；诗人的感情，即喜怒哀乐；诗人的阅历，即所见所闻。
历观古今中外伟大诗人的作品，都有自己的东西。更了当地说，他们的诗主要包含着他自己。《杜工部集》，《白乐天集》，《李太白集》，无不如此。
有一种不成文、已经有案可查的说法：不要写自己，不要表现自我，不然，就会使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泛滥。
没有了自己的东西，于是大家就说差不多的话，讲一种大体相同的道理，写类似的事件、相貌和性格分别不出来的人物。
每天读这样的诗稿，就必然分不清题旨，分不清意境，分不清诗句，以至最后分不清作者。就像走进公共场所，熙熙攘攘，出出进进，结果没有一个清楚的面孔，留在印象之中。
有人可以立即反驳说，我们的思想性很强，我们的形象很高大，我们的感情很热烈，我们的见闻都是新人新事，都是重大题材。
但是，因为没有真正通过自己去表现，就减弱了诗的感染力。
在诗里，说大话，说绝话，说似是而非的话，是很省力气的。有人说这是必要的夸张，并引证李白。其实，李白虽有狂放的名声，但并不是单靠“夸张”起家的。他的本领在于通过他自己的诗风，成功地表现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的现实。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他走的路很多，见到的也很广。他对所见所闻，都经过深刻的思考，引起强烈的感情，才发为诗歌。单靠吹牛，不能成为李白，只能成为李赤。
不要害怕在诗作中间，有自己的东西。你没有见过的，就不要去写。你见到了，没有什么感情反响，也不要急着去写。
你的思想没有那么高，不一定强把它抬高，暂时写得低一点，倒会真实一些。
诗人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命运，关心群众生活，与他们感情相通。过去的诗人，也不是人人都是思想家，都是时代的引路人。如果他们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真实面貌，仍不失为有意义的作品。韦庄的《秦妇吟》，并没有革命思想，还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作。
前几年发掘出来的老子竹简中说：“实谷不华”，“至言不饰，至乐不笑”。真诚和真实，不只是哲学领域中可宝贵的道理，在创作上，也是应当引为借鉴的。
不合情理的，言不由衷的，没有现实根据的夸张，只能使诗格降低。我们的诗，不能老是写得那么空泛，表面。要有些含蓄，有些意象，有些意境。这些东西，是只有通过诗人自己，认真地去观察、思考，才能产生。
目前，诗战线，应该质中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