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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并不是所有从事写作的人，都能体会到感情方面所有的这些具体表现。
有一年，我住在疗养院里，夜晚很寂寞，想听听收音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节目。当我正要关闭收音机的时候，忽然隐隐约约听到一种很细微的声音，这声音一下就吸引了我，赶紧对准，原来是杨虎城将军那位宋秘书的女儿，正在报告她的亲人被杀害的经过。这是一种非常悲痛的声音，也是一种极度控制的、有含蓄的声音。这个女孩子，在那里低声地讲着，简直是如泣如诉地讲着。我立时坐下来，一直收听完毕，热泪盈眶。整整一晚上，感动得不能平静。当时，并非没有更强烈的大声喊叫，或者痛哭流涕的节目，而这位烈士的女儿的声音，只是若隐若现的时候，就那样强烈地震动了我的心。含蓄，必须包括真实的感情在里面。
有一天我看报纸，蠡县有一个生产队长，一个女社员夜晚害了重病，这位队长冒着大雪去给她请大夫。这是平原上很少见的大雪，在回来的路上，医生失足掉在井里面。这位队长立时跳下井去，想救出这位医生，结果自己冻死在井里。
这是一篇很简短的报道，我读它的时候，正是在一天清晨，它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向家里的人讲述了这一段事情。
还有一个例子，有一天晚报上登了一段消息，说有一个小孩，支气管里塞上了黄豆，结果被父母当作死孩子，抛掷在荒坟里面，被一个出差的解放军抱走救活了。
以上所举的三个例子，都是很简短的新闻报道或广播节目。这里面没有长篇大论，也没有很多文艺上的加工描写。但是我可以说，这些事实，即使被以后的作家演义成一、两万字或者更长的小说，它的感动能力也不一定就能超过原来简短的报道。这是在文学创作上常见到的一种现象。当然，有的故事拉长了，它的感染力可能增强，但有的故事拉长了，就像多加了水，它的感染力也可能冲淡。
那部《颜氏家训》里说：“凡为文章，犹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就是说写文章应该有节制，应该适可而止，应该有含蓄。我们写文章，常常是怕读者看不明白，要面面俱到；怕批评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在作品里面增加一些解释，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对生活了解得愈多的人，他在创作上愈能有节制，有含蓄，凡是生活本钱不大的人，他的文章就容易流于散漫铺张。
语言一例
文学语言，包括好的比喻，有力的生发，美妙的联想和出奇制胜的描写。这些造诣，无疑都是从对人民生活、社会风习，和时代精神的深刻体会和理解得来。
戚蓼生说，曹雪芹的写作之所以“神乎”，是因为：第一，“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第二，“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第三，“似谲而正”。他这些分析，当然还不能完全概括曹雪芹在语言上的技巧，但是他所说明的这些道理，我们应该研究。
在文学上，语言、语法和语气，是有很多变化的，是有很多风格的，越是对于生活了解得多的人，了解得深刻的人，他的语言就越不会简单化。但并不是所有的评论家都能了解这一点。在有些评论家看来，一句话只有一个说法，稍微有所变化，他就感觉奇怪。譬如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一篇作品写到有人想给一个女孩子介绍一个八路军做爱人，问：
“你愿意吗？”女孩子说：“我不愿意。”评论家看到这句话，就下结论说，这个女孩子很“落后”。这句话会使人物降低，作者的“世界观”有问题。其实，那个女孩子心里是很爱八路军的。按照这位评论家的方式，这个女孩子一听到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就应该高兴得跳起来，说：“好极了！谢谢你！快带我去找他吧！”这样，评论家就可以鉴定她很进步，形象高大，作品有进步意义。但是在生活里并不是这样。在生活里，一个人的说话、口气，因为当时的心情，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处境，常常是有各式各样的变化的。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懂，我们还从事什么文学工作？如果连一句话也看不明白，我们还“观”的什么“世界”。当然，在生活里也有“袖里吞棒槌——直出直入”式的语法，但并不能用这个方式概括一切。我下乡的时候，一个女孩子曾经告诉我：“话有百说百解。”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
明白了以上这些道理，我们才能领会所谓“似谲而正”，所谓“注彼而写此”这些语言工作上的复杂情况。
附注：以上系一九六四年六月一篇讲稿中的断片，一九六六年冬季散失，今重获之，整理出来，投寄刊物，亦奇遇也。
1978年8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六 耕堂文论 创新的准备
从学习中，使我看到，古往今来，凡是有所成就的文学创作，都是经过切实的努力，多方面的修养，在同时代的创作水平上，迈出新的一步，也可以说是在已有的艺术基础上，有所创新。
艺术上的创新，和别的学科上的创新一样，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能单靠主观愿望就能达到。既是艺术，谁不想创新？既是创作，不创新怎么能叫创作？而实际情况，常常与此相反。我们有些作品，常常会不期然而然地陷入一种俗套，不能自拔，甚至甘居中游，停步不进。
因为创新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它比在这里说的空话，要艰难得多。
简单说来，要创新，就要有所准备，至少要做以下几方面的艰苦努力：
一、要有丰富而切实的生活积累。
二、要有正确的思想，科学的即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三、要对所塑造的人物，所反映的生活，有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强烈的而非肤浅的感情。
四、要对民族的文学遗产，有丰富知识。
五、要吸取当代的文学创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创新不是形式问题，能不能创新，主要由内容来决定。同时由作家的思想意识，艺术修养来决定。
任何伟大艺术的出现，都是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产生。在《红楼梦》中透露，曹雪芹对各种艺术的知识，是非常丰富的，在丰富的基础上，才能有独到的见解。曹雪芹明显地受到《水浒传》特别是《金瓶梅》的影响，而在其他姊妹艺术中，他的修养也是很深的。对于诗、赋、绘画、书法、建筑艺术等各个美学领域，他都涉猎很广，并曾说明了自己的爱好。他取鉴的不只是小说，对于戏曲，他也非常爱好。我们因此可以说，如果我们的民族遗产中，还没有产生《西厢记》和《牡丹亭》，《红楼梦》的艺术造诣，也不会达到如此高度。曹雪芹把这些戏曲里的情意韵调，运用于他对小说人物的描写之中，把园林亭台的建筑艺术，运用于他对情节的布局之中。
艺术发展的规律，是在不断创新。作为意识形态，它的基础，也要求它不断创新，以适应经济、政治方面的变革。但有时创新的成绩大些，有时小些，有时快些，有时慢些。有时，兄弟姊妹艺术之间，前进的步伐参差不齐。这是由种种复杂的条件来决定的。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兴起，当时以民族解放为第一步。民主革命的发展，要求文化方面的改革，于是在“五四”运动中，产生了文学革命，即白话文学。
在这时期，文学方面，鲁迅先生是最勇敢、最坚决的闯将。他以伟大的革命实践，开创了中国新文学前进的途径。
单从鲁迅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创作之前，在思想方面，生活积累方面，艺术手段的探索方面，所作的重大努力：
一、向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封建传统观念展开进攻。这种进攻，是非常猛烈的，是白刃战，所向披靡，深中要害。
二、第一次明白宣言：知识分子倒向广大的劳苦大众一边，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厚的同情；并探索改变他们生活命运的道路。在对比描写地主阶级和农民时，有鲜明的爱憎。这一鲜明立场，为以后知识分子深入乡村，与农民相结合，起了向导作用。
三、广泛地表现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图景，成功地塑造了多种多样的人物，大大开扩了文学表现的领域。
四、他所善于运用的白描手法，讽刺笔调，综合古今，兼用中外，辛辣锋利，是一大发明，一直影响后来的现实主义作者。
五、他在当时提倡和实践的“为人生的艺术”的口号，扫荡了无数无聊文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污浊，使中国新文学运动，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他本人以及由于他的感召，投奔在他的旗下的广大文学青年，后来成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坚强战士。
鲁迅幼年受的是封建教育，但很快就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北欧、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和弱小民族反抗文学的影响，使他能不断用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文学遗产。
鲁迅在思想上追求革命，不断前进。他脚踏在地上，进行韧性的战斗。他在文学上创造的风格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与他同时，有一些人，在作品中自我表现得更“革命”，更标新立异，甚至照抄外国所谓的新的流派，但终于没有什么建树，更谈不上创新。创新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上，而不能在浮夸中产生。
当然，鲁迅在创作这些小说之前，也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并有所借鉴。但借鉴的不是形式，而是用来磨砺自己向旧的制度进攻的武器，丰富自己的战斗装备。
中外的文学遗产，只有融会贯通，并创造性地用以反映现实斗争，才对创新有用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艺术创新的最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