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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曰：“我去参加‘不求闻达科’考试呀。”
科举坑道是攫取荣耀、接触权力和谋取财富的最佳途径，要想过关斩将，在激烈的竞争中，只好拼命读书。呜呼，读书一旦拼命，就属于恶补矣。历史上这种拼命读书的镜头，如囊萤，如凿壁，如映雪，如借月，都成了佳话（古之恶补，成了佳话，今之恶补，却要犯法，异哉）。他们拼命恶补的书当然是儒家学派的“五经”“四书”，除了五经四书外，其他任何书都不读，盖科举坑道只靠五经四书开路，读别的书徒浪费宝贵的光阴。知识分子除了五经四书知识外，其他任何知识都没有，因为其他任何知识都不能帮助他爬出名堂，也就瞧不起其它任何知识。到了后来，连五经四书也不读啦，只读那些已考取了进士的人在考场所作，并赖以考取的八股文——术语称之为“墨卷”。于是，除墨卷外的其他任何知识，也就是除了作八股文知识外的其他任何知识，全都是鸭子屎，不屑一顾。
我们庆幸旧科举坑道已被时代淹没，但又不得不悲哀它现在又借尸还魂，出现了新的科举坑道。这只要列一个古今对照表就可一目了然。古曰“秀才”，今曰“学士”；古曰“举人”，今曰“硕士”；古曰“进士”罗尼柯（AndronicusRhodius，约前1世纪）整理出版。因他，今曰“博士”；古曰“功名”，今曰“学位”；古曰“墨卷”，今曰“考试大全”。古坑道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今坑道由学士，而硕士，而博士。知识分子一个个咬定牙关，双眼冒火，你挤我，我挤你，跌跌撞撞，在坑道中气喘如牛，一旦失手或失脚，跌了下来，就有粉身碎骨，哎哟一辈子之虞。当其勇猛向前也，“凄凉灯火映灰脸，汗珠烛泪滴衣襟”，古今辉映，无一不惊天地而泣鬼神。但因有绝大的利益在焉，所以结局仍然是父以教子，师以教弟，互磋互励，互劝互勉。报上常刊出一些有头脸人物的谈话，要年轻人不要往坑道里爬，不要以学位为重，不要以文凭为重。我想说这些话的朋友，真应该得诺贝尔瞒天大谎奖。事实上，他们本身差不多都已弄到学位（不管用的是啥妙法）。而且谈话完结，回到家里，一瞧他的子女被他的真知灼见所感动，真的视学位如浮云，恐怕他阁下能气得马上就四脚朝天。君不见纪政女士和杨传广先生乎，以他们的能力和成就，跟对国家的贡献，当教授加三级都绰绰有余，然而，却因为他们不是打狗脱马死脱之故，只以当助教。最有趣的是，教育官还振振有词。你瞧，这个新科举坑道，不爬行不行乎哉。柏杨先生年老色衰，无处投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一个学术单位，谋了一个研究员位置，一位教育官立刻义愤填膺，告诉我的顶头老板曰：“研究员者，在洋大人之国，乃教授之尊，怎么能随便找个乱七八糟的老头来充数？你们以后要敦请几位打狗脱或马死脱，装装门面。”我老人家怕炒鱿鱼，当时一急，就撒了一裤子尿，以资纪念。咦，古之人也，不是进士，不能当宰相。今之人也，不是“二脱”，就只好尿裤子矣
集天下之大鲜
殖民地的顶头上司是母国，殖民地意识是一种母国崇拜意识和母国人崇拜意识，也就是洋奴意识。台湾虽然不是殖民地，殖民地意识却似乎到处盎然。美利坚虽然不是母国，但对美国的崇拜和对美国人的崇拜，却势不可挡，成为世界上最新式的十大奇观之一。
殖民地意识下的教育，除了原有的科举坑道外，又出现洋科举坑道。在洋科举坑道中，台湾没有最高学府，只有“留美预备学堂”。傅斯年先生当年雄心万丈，要把国立台湾大学堂办成世界上第一流大学堂。该大学堂确实也曾一度誉满天下，即使现在，仍是台湾最最顶尖的大学堂之一，但它的功能，与其说为中国培养人才，不如说为美国培养留学生。以致该大学堂的毕业生老爷，想找一个适当的工作，比拉痢疾都难。各家老板和各级衙门，一听说是台大毕业的，头就大啦。盖那些毕业生老爷，多则干一年两年，少则于三月五月，一旦奖学金到手，就拍拍屁股，远渡重洋，丢下干了半截的生活，谁受得了哉。于是，在美国就常常出现“全系大搬家”、“全班大搬家”的现象，不但自己惊奇，连洋大人也一并惊奇。
几乎所有的老爹老娘，只要自觉有点力量，都在为他们的儿女挖掘这种洋科举坑道，儿女也以被纳入这种科举坑道系统为莫大荣耀。偶尔有些后生不愿出国的，老爹老娘就垂头丧气，认为儿女没出息呀没出息。即使出国，不能考取“二脱”，或仅弄了个马死脱，而没有弄到打狗脱，老爹老娘也要捶胸打跌，满面含羞，到处打听啥地方有水井，好往里跳。春秋时代，郑国君王姬寤生向他老娘发誓：“不及黄泉，勿相见也。”如今则是老爹老娘向儿女发誓：“不拿到二脱，勿相见也。”好容易辛苦奋斗，“二脱”并至，老爹老娘又有新的盼望，盼望儿女在美国生根落户，又是一番发誓：“如果回国，勿相见也。”然后，不管孩子在美国如何挣扎——打短工、洗盘子、大保艾、小职员，老爹老娘却在台湾，端起殖民地高等臣民嘴脸，傲视群伦。
洋科举坑道的魅力，能使人一辈子甘愿为它牺牲，永不悔悟。读者老爷一定还记得去年（一九七七）报上最热闹的一则新闻：一位年轻朋友万里迢迢，飘洋过海，前往美利之坚念分为“达”、“类”、“私”三种，“类”概念反映一类事物的，追求“二脱”，一去十载，毫无音信。留在台湾的漂亮妻子，牵肠挂肚，终于精神失常，住进疯人院，两人无父无母稚龄孤儿，也流落到收容所，而他阁下仍在美国苦读，不肯回来一顾，悲夫。
我们对这种现象，只是提醒一点，在如此强大的殖民地意识形态压力下，恶补是洋科举坑道中唯一的法宝。尤其一切“文”“法”系统的学生老爷，到了西洋，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重新于起，改学理工，改学电脑。年龄大啦，记忆力颇不如前，又满肚子心事，除了凶猛恶补外，更无他法。有些学生老爷，未出国门，就先行下手，头悬梁，锥刺股，无一不触目惊心。君不见每年的留美托福考试乎，全世界考题都是一样的，时间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偶尔相差几天。好比香港是八月八日考，台北是八月十日考。然而，这就够啦，补习大国就有神通把香港的考题，空运来台，连夜恶补——千百人挤在一起，鬼影憧憧，臭汗漓漓，脸上面无人色，口中念念有词，那真是一个动人心魄的场面。于是一个个以高分当选。这时候，如果有人义正词严地加以取缔，恐怕有被揍掉假牙的危险。
殖民地意识下的以母国的语文为最高级、最尊贵和最神圣的语文。留华学生白安理先生，意大利米兰人也，在台湾八年，他发现他去店里买东西，讲中国话时，店员爱理不理，可是一讲英文，店员马上就变成了马屁精，以致白安理先生虽然中文呱呱叫，当买东西时，仍是用英文。呜呼，白安理先生也属于少见多怪，固不仅店员如此，他如果到高阶层打转，恐怕会发现英文更威不可挡。今年（一九七八）六月二十四日台北联合报上，有一段新闻，一字不改，恭抄于后。新闻曰：
台湾邮政的服务良好是出了名的。但是也有服务不周的时候。组约州立大学校长约·托尔最近到台湾访问时，曾希望透过台湾良好的邮政服务，去约晤一位学生家长，却令他失望了。（柏老按：按“寄一封信”透过良好的邮政服务，以加强压力，可谓神来之笔，真是递佩服书。）
约翰·托尔校长，到我国访问时，住在台北圆山饭店。他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他学生罗玉珍的家长，希望见面谈叙，结果因这封信未注中文地址，由于时间耽搁，待罗玉珍的父亲罗明鉴收到信时，已过了约定时间，托尔也已返国。罗明鉴认为邮局把此信退回很不合理。（柏老按：好一个不合理。）
托尔校长于四月廿四日，随美国大学校长访问抵华，在二十七日写信给就读纽约州立大学罗玉珍的家长，约定二十九日下午七时见面叙谈，结果这封信五月初才送达罗玉珍家里。
罗明鉴指出，收到信时，信封虽加注中文地址，但邮局已加盖“退回”的戳记，上面并注明“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字样，显然是此信退回圆山饭店后，再由别人加注中文地址的。
罗明鉴说，外籍人士不一定会写中文，邮局上项国内函件应注中文地址的规定，应仅指国人相互间通信而言，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件，照理仍应立即按照所写英文地址投送。
台北邮局人员表示，此信可能是被邮政人员误认为是国人投寄信函，以后决予改进。
这则新闻真是集天下之大鲜，罗公因未能及时晋见洋大人，失望后跳高之情，跃然纸上。邮局明明规定“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罗明鉴先生却解释为“应指国人相互间通信而言”，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件，照理……。呜呼，照理，真不知道照的是啥理。一封英文信寄出，邮局老爷是不是都要拆开瞧瞧，如是洋名就照寄，如是单音节就退回乎哉？有些华裔的美国人，如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直用的是K．H．Sun，根本没有洋名，邮局老爷又如何分辨乎哉。如果只看信封，又怎么知道他是“外籍人士”和“内籍假洋鬼子”乎哉。这还不说，中国人在美国用中文写信，行耶，不行耶？阿拉伯人在台湾用阿拉伯文写信，泰国人在台湾用泰文写信，又是行耶，不行耶？邮局老爷迫不及待地承认错误，真不知错在哪里，误在何方。又拍胸脯保证改进，更不知哪里可改，啥地方可进也。
我们对这种现象，没啥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