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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明的现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德国的迅速复兴。当时也，两国一片废墟，人民饿得双眼冒出火星。却忽然之间由气而生。提出“天与人交相胜”之论，认为自然“生万，暴发起来，银子多得连银行都装不下，到处打听别的国家要不要借钱。
一个国家能在废墟中得复兴，一个民族能在极度衰弱中茁壮，因素和条件太多啦，但最大的因素和条件却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复兴和茁壮的设备，而是他们拥有复兴和茁壮的人才。假使当年同盟国老爷心怀叵测，把日本德国的专家学者杀了个净光，恐怕它们现在还是一片废墟。苏联和美国都是老精灵，打进了德国之后，就好像柏杨先生打进了珠宝店，先下手抢翡翠玛瑙一样，他们则是先下手抢科学家。于是乎不久之后，苏俄“噗咚”一声放了一颗人造卫星，据说美国总统先生当天晚上就尿了床，后来好不容易也发射了一个。报上就出现了一幅漫画，“俄国卫星”和“美国卫星”在太空中相遇，握手言欢：“老哥，现在咱们可以说德国话啦。”
人才不是天上掉焉的，而是教育出来的。一个美国佬跑到欧洲一个小镇上闲逛，问曰：“你们这里有啥大人物出生乎？”父老答曰：“没有，俺这里出生的都是小孩。”这些小孩，将来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但也可能成为一个小偷、一个小官僚，或一个卖国贼。我们绝对不认为教育是万能的，但我们认为教育是最最重要的，非常非常最重要的。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就啥都没有。即令把所有制造原子弹的秘密程式堆到柏杨先生面前，你就是打死我，我也造不出。
教育这个神圣工作的责任，几乎全部落到教习身上。吾友俾斯麦先生在普法战争后，自豪曰：“德国的小学教习使德国获得胜利。”我们不是说中学堂大学堂的教习不重要，而只是说小学堂的教习更重要，是他们打定了国家民族结实的基础。即令美奂美伦的楼房塌啦元前307（或前306）年，伊壁鸠鲁在雅典一座花园里创办了，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德国一样，被拆了个断垣残瓦，仍能够迅速再盖起来。
小学教习的重要，由于他们在洁白如纸的孩子们的心灵上，写下的是永不能磨灭的痕迹，这痕迹往往影响孩子们的一生。可是多少年来，教习的地位一天不如一天。教师节那天固然热闹得有板有眼，实际上连发个慰劳金，官老爷还要一网打尽般地把教习集合起来，一一验明正身。盖官老爷相信教习们都跟柏杨先生一样地诡计多端，如果不严刑峻法，定出纰漏。在这种情形之下，尊师重道也者，不过汤锅喂鸭子，只看见一张嘴。
然而，小学教习无负于国。就在今年（一九七七）十月六日，发生石破天惊的惨案。花莲县凤林镇的山兴国民小学堂跟凤林镇之间，隔着一条变化多端的花莲溪。平常有一个草草搭成的便桥，山爆发一次，该便桥就被冲垮一次，而这次不知道啥时候又被冲垮啦，反正溪的两岸住的都是三无牌——无权、无钱、无地位——的朋友，所以不要说桥塌啦，就是天塌啦也没有人理。
十月六日那天，六位住在凤林镇的山兴国民小学堂的教习：陈国义先生、林实时先生、张箭先生、郑玉瑛女士、钟美月女士、陈淑娥女士，像往常一样，脱下鞋子，横渡溪水。想不到走到中流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前提条件。，溪水猛涨，陈国义先生和林实时先生，跌跌撞撞地在激流中翻滚了约二百公尺，总算命不该绝，勉强挣扎着爬出来。钟美月女士和陈淑娥女士一看情形不对，赶快回头。而可怜的张箭先生和郑玉瑛女士，却从此一去不返，等到人们再看一他们的时候，已是两具尸体。悲夫！
张箭先生任教已十六年，郑玉瑛女士任教仅仅六天。张箭先生是郑玉瑛女士的长辈，为了呵换晚辈，竟同归于尽，而郑玉瑛女士不过是暂时代课。这一对情同父女的教习，为了对孩子的爱心，为了尽到职责，他们每天涉水而过。报上说，即令在平常日子，溪流都水与腰齐。呜呼，那是一个什么场面，教习们每天一去一返，两次都要双手把鞋子和教科书举到头顶，踉踉跄跄在深水中试探着迈步。如果这是一个电影镜头，观众们会为他们的行为深切感动。可是，却从没有人理会他们，从没有人想到这一群国家墙角的石头，任凭他们受苦受难，而他们也沉默得像牛一样，对孩子、对教育、对国家，奉献出他们的耕耘，没有怨言，没有呐喊，最后更壮烈而悲惨地奉献出他们的生命。他们对国家付出的太多，国家对他们回报的太少。吾友肯尼迪先生曾曰：“我们不要问国家对我们做些什么，要问我们对国家做些什么。”这两位教习已对国家做了些什么，现在应该是我们问的时候啦，我们问：现在国家应该对这两位死难的教习做些什么？
这意思不是说要官老爷为他们请一群和尚道士，念咒起死回生，而是说，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可以购买的，只有一种东西购买不到，那就是对工作的爱心，和对所担任的工作无比的热情。死难的教习为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读者老爷不妨环顾一些大学堂的教习，有几个是认真在教学的乎哉。柏杨先生曾遇到过不少除了对教学没兴趣，对其他干啥都有兴趣的大学堂教习，忙着开会，急着当官，挤得头破血流，惶惶不可终日。而就在荒村僻壤，却隐藏着中华民族的宝，真正的中华民族的教师典型。
死者已矣，而就在此时，山兴国民小学堂才奉批准建立两栋校舍——真是妙不可言，一条人命一栋屋。但总算有了两栋，比继续淹死人要好。但我们仍要建议的是意识活动构造并给予对象的。科学只能服务于人生，对人而，我们应该在溪流上修一条桥，并且为两位死难的教师建立铜像，像美国人为在硫磺岛上竖国旗四勇士建立铜像一样。铜像应该是滚流中张箭先生绝望地用两只手拉着向下倾的郑玉瑛女士。至于到底怎么雕塑，自有雕塑大师做主。
死难的两位教习所显示的正是中国教习为教育而牺牲的精神，正是我们日夜所宣传、所盼望，以及中华民族前途所寄托的精神。这个尊严的铜像，将永垂不朽，永远振动心弦。我们还建议这铜像应建立在教育部门口。现在教育部门口汽车倒不少，上星期柏杨先生去教育部找一位官老爷就几乎被埋伏在花荫深处的汽车撞了个四脚朝天，我想那些玩艺只能代表教育部的官老爷很阔，不能代表中国的教育成功。有两位死难教习的铜像矗立在那里，一则可使官老爷抬头望明月，低头思责任；一则也让来宾（包括中国人和洋大人），对中国教习的爱心和责任心，留下深刻印象。那比弄一个锦旗献献，弄一个勋章纪念章挂挂，要意义深长得多也。
这建议不行的话（恐怕准不行，如果我是教育部长，那就准行啦），我就建议花莲县朋友，应该自己动手。死者有知，两位教习在天之灵，从云端下望，看见他们所爱的孩子们的天真面孔，听到他们所爱的孩子们的歌声，他们会围绕着他们的铜像，为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孩子们，向上苍祈祷。
容我们再说一句，张箭先生和郑玉瑛女士，不管有没有铜像，你们是为教育、为孩子而牺牲。回想十月六日那一天，当芸芸众生在歌舞升平的时候点和不同点，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条件以，你们两位却涉着深到腰际的激流，前往学堂授课，使我们无地自容，你们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孩子
恶医、仁医
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职业道德，违反了这种职业道德，就是败类。在写作这个行业中，啥事都可以干，就是不能抄袭，一个伟大的作家，一旦被发现他偷了别人的文稿，他就伟大不起来啦。就以没本买卖这一行而言，盗亦有道，俘了三百两银子，就得你一百五，我一百五，多拿一文，名誉立刻扫地。如果把风的朋友看见了警察老爷，不先打暗号就脚底抹油，他在这一行里就别想站得住。
医生也有他的职业道德，那就是救命要紧。他必须把病人当人，如果存着江湖寨主捉住了仇家，“你可犯到俺手里啦”的心理，用对付仇家的手段对付病人，这种医生不但是他那行业的败类，也是社会的败类。我们可以从这种江湖寨主数目的多寡，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世界上有两种人，在人们心目中有尊严的地位，一种人是法官，另一种人是医生。关于法官，暂时按下不表，我们现在只说医生。盖一个可以终身不犯法，却不能终身不害病也。吾友张飞先生，“当阳桥一声吼，吼断了桥梁水倒流。”何等英勇！曾向诸葛亮先生吹牛，说他天不怕，地不怕，死啦脖子上不过一个大疤。诸葛亮曰：“有一样你准怕。”当下写了一个字给他看，张飞先生看了之后，花容变色，盖诸葛先生写的是个“病”字焉。人一病啦，就不由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吾友关云长先生刮骨疗毒，那时候还没有麻醉剂，手术刀在他阁下臂骨上猛干，发出刺耳的响声，关云长先生却一面下棋，一面谈笑自若。以致医生老爷不得不叹曰：“将军真神人也。”这一点我可是五体投地，却不能效法，如果换了柏杨先生，看我杀猪一样地叫吧。不过，话得说回来，关云长先生如果不是箭伤，而是害了流行性重感冒，发烧兼昏迷，鼻涕兼咳嗽，恐怕他也得哼哼。
病人见了医生，就像孩子们见了爹娘，信徒们见了观音菩萨或耶酥基督。崇拜、尊敬，并且全心全意地信赖。把身体和生命，一齐交出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深入探讨社会历史的各，任凭处置。医生老爷一句话就如同奉了圣旨。医生老爷一微笑，就如同吃了定心丸。人在患难的时候，最容易感恩，病人正�